夏佑至：钉子户的产权，还是强人的事功

　　大同市长耿彦波总让我想起一群建筑师。几年前的一天，我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建筑论坛上碰到他们。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先介绍了央视新大楼的设计，接着演讲的是张永和，那时候他刚出任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演讲的内容是他在上海朱家角的项目。一番讲解之后，张永和提到了项目的时间表，显然，他的工作当时受困于拆迁的进度。

　　当晚主办方安排了互动环节，我问了张永和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建筑师如何看待拆迁?须知，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开始的，中国的拆迁又总是和暴力形影相随。如果建筑师要在通过暴力手段取得的地基上盖房子，他如何说服自己做的是有益之事?

　　那天晚上风很大，建筑师的座位离观众很远，我没能听清张永和激动的回答。而后另一个建筑师激动地做了补充发言，大意是：和土地产权有关的喧嚣只是一时的，建筑却可以永存。多年之后，人们欣赏不朽的建筑杰作时，既不会关心房子的产权属于谁，更不想知道地基是怎么来的这类事情。

　　希望那天的风没有让我误解他的意思。他其实是我很欣赏的建筑师，但欣赏归欣赏，他的话一点道理都没有，而且和他希望在作品中表达的意思——对人的关怀和重视——背道而驰。

　　和愚夫愚妇转瞬即逝的生活相比，伟大的艺术品垂世久远，两者似乎不能相提并论。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的艺术家都有追求不朽的冲动。这种冲动让人类看到自我超越的可能：帝王们的事业在世界上形成又溃散，霸业转眼成灰，一幅画却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是希图不朽的政客喜欢用艺术比喻个人成就的原因。久而久之，那些帝王们发展出一种残暴的美学。

　　强人们都是这种美学的信奉者。他们追求不朽，不惜以千万人的不幸为代价：摧毁古老的城市，让最杰出的建筑学家坐在城墙上哭泣，打碎古代文明的遗存，剥夺民众的合法私有财产，切断人们之间的血缘、地缘和道德联系，把他们按出身重新分类，目标是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界。愚夫愚妇们不过是强人们手上的材料罢了。

　　大大小小的强人至今操纵着愚夫愚妇。上至国王，下至市长，都能够决定他们的房子和生活，就像耿彦波决定着一些大同人的房子和生活。2008年2月，耿彦波就任大同市长，此后，他在大同以铁腕手段推动大规模的城建运动，至今已耗资数百亿元。由拆迁导致的冲突此起彼伏，最新的版本就是几天前拆迁队夜袭居民楼，此次拆迁中的不法行为甚至连当地官员都不否认。

　　原本为了限制权力，我们创造了法律，结果却是——大同的一位官员说：“要是全部合法什么也干不成了。

　　官员滥用权力可能是为了谋取物质利益，也可能不是，比如耿彦波就认为，自己追求的仅仅是“事功”。作为曾国藩的拥趸，他觉得自己“在与时间赛跑”——一个年过五十的官员，如果手上的权力没有受到约束，唯一威胁他的只能是时间的脚步声。他只关心，自己任期内能否把崭新的世界——或者城市——建成，为此陷入亢奋，继而癫狂。

　　在建造新世界的路上，艺术家常常充当强人的帮凶，事后却有一套替自己开脱的逻辑。莱妮·里芬施塔尔是希特勒最欣赏的电影导演，她为纳粹党代会和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拍摄了纪录片。她的影像风格体现了希特勒的美学标准：一种建立在人种偏见之上的崇高感。二战结束后，里芬施塔尔否认对她的指控，坚持认为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工作与政治无关。

　　那些为事功而癫狂的官员如今反过来模仿艺术家为自己辩护：他勤奋、俭朴、雄心勃勃，严格要求下属，甚至很廉洁;之所以让人拖开那些不识大体的愚夫愚妇，把他们从家里赶到街上，拆掉他们的房子，只提供不合理的补偿，并不是因为自己在房产公司里有干股，甚至不是为了升迁;他违反法律，所做的一切只为了得到一张白纸，好画一幅更新更美的图画——这又错在哪里?

　　这年头就是这样：有些艺术家依附着强人，而有些强人把自己打扮成艺术家。钉子户的产权还是强人的事功，只有在今时今日的中国，这才是个问题。几年前，我和一群建筑师为此陷入了混乱的辩论，如今我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把当时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

　　如果伟大的作品要以废除合法产权为代价，那我就去你妈的——一座城池并不比一个家庭的幸福更重要，更别说一幢房子了。（雅昌艺术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