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商业化错在哪儿?

  最近可谓身陷尴尬境地,在被临时起意的石柏魁盗窃得手后,又因为锦旗上的错字饱受指责。紧接着,“故宫建福宫将开设高端私人会所”的传闻,又把故宫推到了口诛笔伐的火山上。


  故宫“会所门”带来的反思,除了故宫的“决策不透明”外,还有大众对于“故宫与商业挂钩”的不解与愤怒。比如一篇文章这样写到:“故宫博物院在世人的心目中是历史文化的收藏圣地,丝毫不应该与铜臭沾边。”央视主持人芮成钢也在微博上写到:“丢几件展品不可怕,可怕的是丢掉更宝贵的东西。”


  难道,故宫真的不能与商业挂钩吗?


  ◎博物馆获得经营收入,早就不成为问题


  博物馆引入经营是世界性趋势


  博物馆要不要介入市场走经营之路,其实并不是故宫遇到的特殊问题,世界博物馆学界早在20年前就开始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国外博物馆界,这早已是个常识性的问题了。特别是一些博物馆大国,实际上是把博物馆当作企业来经营的,以至现在海外一些论者干脆把当代博物馆的经营管理称为博物馆的企业化。


  无论是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苏联,还是经济发达的西方诸国,其政府绝不包办博物馆,而是与社会力量共同承担发展的责任。


  以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为例,在2007年时,政府补助占其总收入的56%,社会捐赠占6%,经营性收入占38%。


  再以法国的卢浮宫为例,在2008年时,法国政府仅资助其一半的预算,约为1.8亿美元,剩下的经费全由卢浮宫自给自足。


  在美国,这样的事例就更举不胜举了,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起,政府就开始减少对博物馆的资助,变相地将这些“事业单位”推向了市场。


  “铜臭味”让博物馆焕发活力


  在中国的公共文化事业中,博物馆、美术馆捉襟见肘的不在少数,有此境遇者基本上都是嗷嗷待哺;稍有宽裕者,一般也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靠政府的作为,给一口吃一口。


  曾经,法国的卢浮宫也是如此,如一位工作人员所说:“30年前我进入博物馆工作时,大家只是早上去开门,晚上把门关起来,根本不用花心思去管参观人数、媒体等。但现在变了,卢浮宫面临的竞争压力加剧。加上法国政府紧缩预算,因此卢浮宫只好自寻财源。”


  之前的“星巴克事件”,曾使故宫有“灰头土脸”之感,因为时有评论讲到“故宫不能为了钱丢了祖宗的人”,但同为“国家精神象征”的卢浮宫,却要比故宫放得下身段:前些年,麦当劳已经进驻了卢浮宫,炸薯条的味道更可能会飘过《蒙娜丽莎》的鼻子。


  再比如这次通过“会所门”曝出的故宫“御膳房”商业计划,也引来骂声一片,而在卢浮宫,这早已是小菜一碟:2008年时,卢浮宫搬出珍藏的达·芬奇22幅画作,在馆内举办“达·芬奇之友”的美式私人募款餐会。宾客们欣赏完画作,在有2000年历史的希腊罗马雕塑环绕之下用餐,最后再到玻璃金字塔下聆听乐队的表演。受邀的贵宾有欧洲皇室、美国社交名媛以及来自亚洲和墨西哥的企业巨头。餐会后他们每人至少捐了1万美元。就这样,卢浮宫在一个晚上便进账约269万美元。


  博物馆追逐商业利益并非“唯利是图”,但就像卢浮宫人所说的:“大锅饭的荒谬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博物馆不能够拥有足够经济来源,其办馆的水平也可想一二。


  有经营,不代表不公益


  有没有广告根本不是公益电视台的判定标准,一些国家的公益电视台,因为财政包袱重公众不愿负担因而要求加入广告;另一些国家的公益电视台,因为公众不堪忍受广告骚扰而要求去掉广告。


  博物馆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要经营,则开支要由纳税人负担,而且可能由于经费短缺而影响文物保护和开放。当然,如果引入经营,虽然减轻了纳税人负担,获得了文物保护资金,但也会干扰博物馆的质量。所以,要不要经营各有利弊,这时候就需要公众来权衡和决定,只要是公众认为更符合他们利益的,那就是公益的。


  故宫目前向公众开放的面积只有30%左右,同样,在超过150万件的文物中,公开的不过1万件,不到1%。其余没有开放的地方或年久失修,或被占用,而游客支付高票价只是远观建筑而已,这既浪费了珍贵的文物资源,也让国民得不到人文熏陶。故宫有16.7万平方米的古建筑40多年从未进行过大修。故宫陈列几十年改进不大,现代化安全照明未能引入,参观效果差,观众不满意。其主要还是经费短缺所致。所以如果能引入经营,对游客和社会未尝不是好事。


  ◎故宫的问题之一:政府赚钱


  故宫收支两条线


  按照正常的理解,作为北京热门景区之一,故宫似乎并不缺钱,但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故宫博物院的门票年收入达到了5亿元,但因为故宫是事业单位,需要“收支两条线”,所有门票收入要全额上缴国库,依靠年度预算,经过财政部、文化部的逐级批复之后,才能投入使用。去向完全是用于文物保护。


  政府不但不补贴,还在赚钱


  以有据可查的2004年为例,当年门票收入3.5亿元,故宫得到的维修费1亿元、日常支出1.4亿元,这还是因为迎接北京奥运会,有关部门决定从2002年到2008年每年支付1亿维修费。也就是说,故宫的门票收入支付了运行这个国家博物院的所有成本后,还要把结余上缴财政。


  但财政预算的供血,时常让故宫感到捉襟见肘。一些重大修复项目或靠境外捐助,或靠国家专拨经费,故宫本身无力承担。


  自20世纪50年代起,故宫博物院先后进行了500多项维修保护工程,这其中,就有香港特区、联合国以及日本政府的大力资助。如本次发生“会所门”的建福宫花园,正是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资重建的。而建福宫花园开放的收益,本也是准备用于“补充花园维护费用”。


  除了缺乏文物保护的费用外,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难以改善也是故宫追逐商业利益的原因之一。因为故宫的门票收入是和员工工资无关的,所以发展其它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否则很容易导致技术人才的流失。


  ◎故宫的问题之二:经营不规范


  经营不透明


  2005年时,故宫对原有管理体制进行了变革,将原有的“服务处”改变为“文化服务中心”。这一举动的背景,正是时值文化体制改革大幕的开启。


  同样在2005年,半事业半企业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就闪电般地与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合约,共同成立了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可谓与故宫“渊源颇深”,其股东多为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人员,更曾经有故宫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而益诚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也与故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网上曝出的:今年4月23日,建福宫会所开幕式以及那份“入会协议”,正是宫廷文化公司“擅作主张,扩大服务对象”造成的恶果。


  事企不分


  比如“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在其刚刚成立时,因为脱胎于“服务处”,所以在体制建设上没有任何变化,仅仅是换了块牌子,服务处主任直接变成了服务中心法人代表。但这样的“公司”却根本没有董事会和监事会等一般公司的组成要素,在当时,法人代表解释为“刚刚成立,还不够正规。”


  但时过境迁,这个直属于故宫的“半企业半事业”单位,却成为本次“会所门”的策源地之一,正与其长期市场化程度过低有关。否则怎会有疑点重重的“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更怎么会有令人齿冷的“私人会所入会函”?


  通过查询得知,作为一个有法人代表的机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在招聘时依然挂着“事业单位”的金字招牌,甚至要求员工必须具备北京户口,这一细节亦反映出其“部门作风”的本质。


  结语:搞商业开发是没错的,但正如“淮北为枳”的隐喻一样,故宫在引入经营进程中犯下的错误,与整个体制背景,有着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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