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普通元年”款鎏金佛像觅踪沧桑千载终不毁 我佛慈悲度众生

　　南朝梁“普通元年”款鎏金佛像现古城

　　兔年伊始，在扬州藏友家中看到一鎏金带刻款的佛立像，眼前突然一亮。此佛立像全身鎏金九成完好，金色闪亮，手感偏重，通高13厘米，最宽处6厘米。迎面有三尊佛像，似观音二菩萨像，主尊佛观音体态轻盈，头顶肉髻，头后有分布均匀的五个凸起的莲花状装饰物，两道凸起的圆形头光中间夹着流畅的云气纹饰，通肩披挂，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赤脚踩在覆莲式莲花座上，莲花座下中间有一水瓶花叶，左右两边各一只半蹲伏卧神狮作翘首状。观音佛二侧菩萨双手合十，衣着神态与主尊佛一致，只是身高比主尊佛略矮，头饰没主尊佛复杂，头光为桃形，赤脚踩在莲花座上(右侧莲花座有小损)，两侧佛脚底莲花座与主尊佛底座之间由云气纹相托，似悬空状。三佛身后有舟形大背光，大背光上刻有繁而不乱的火焰纹，火焰升腾中凸现三尊坐在莲花之上的小化佛。背有錾刻文字，虽有个别字已模糊不清，但大部分文字清晰可辨。文字内容为“普通元年六月七日佛弟子呈尔诸□□□仁夫妻造象(像)一区”。查“普通”是南朝梁的年号，普通元年就是公元520年。南朝佛像本就稀缺，带款的南朝佛像(见右图)，当是国内绝无仅有。

　　南朝梁的历史背景

故宫藏梁.大同三年（537年）僧成造像立佛

　　南朝继承了东晋的领土，其范围为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其中刘宋最大，北疆达到黄河;南陈最小，只有江陵以东、长江以南的狭小国土。虽然南朝的4个政权各自存在都只有几十年，但作为汉族政权在南方的统治，为汉族文化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传播作出贡献，同时在南方兴起了建康(今南京)、江陵(湖北江陵)、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南方工商业也得到发展。所以，南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客观上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梁朝(502-557)的建立者萧衍擅长文学，498年被任命为雍州刺史，他乘齐国内乱在502年发兵夺取了皇位，建立了梁朝。萧衍是为梁武帝。梁武帝共在位四十八年(502-549)，信奉佛教，生活简朴，但政治昏庸。北方的魏国已经衰落，再无能力对南方形成威胁。这本应为南方发展的大好时机，但武帝却昏庸无能，纵容大臣剥削人民，却又以自己节俭为借口，对一些忠臣的建议置之不理。公元548年，从东魏投降梁的大将侯景倒戈。他以武帝从子萧正德为内应，进攻梁国。次年，侯景叛乱攻陷台城，此时，梁武帝早已饿死于城中(549)，时年86岁。其子萧纲即位，是为梁简文帝。公元551年，侯景杀死简文帝，因此梁已完全处于崩溃的边缘。王僧辩、陈霸先等南朝将领集结余部，终于打败侯景。公元557年，在讨伐侯景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陈霸先灭梁，后又在权力争夺中，杀掉了原先的上司王僧辩，于是建立了陈。至此，梁宣告灭亡。南朝梁与东、西魏隔淮水对峙，独占淮水以南数州，国土不可谓不大，但其行政区划却是很混乱的。

　　佛教的传播与汉化金铜佛像的造像沿革

南朝.梁.普通元年金铜佛造像

　　印度佛教约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金铜佛造像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为输入时期(魏晋以前三世纪到四世纪初)，佛造像为非常明显的外域特征，佛的面相和衣着装扮带有西北印度键陀罗地区的风格，与中原汉人形象相去甚远。佛像一般为束发高肉髻，通肩式大衣，衣纹常为图案化的“U”或“V”形;第二为传播时期(东晋南北朝)，此时由于佛教在中原大地广泛传播及朝野奉佛风气日盛，与来自中亚、印度的官方频繁接触以及商贾僧侣之间的交流往来，金铜佛像的汉式本土化改造一时兴起。佛面相和通肩袈裟已由胡人形象装扮逐渐改为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要求的汉人本民族形象。我们看这尊梁“普通元年”款佛像的大舟形背光，俨然是印度教派建筑的“阿拉伯门窗”风格，但面部已是汉人模样，衣着已向当时文人士大夫常穿的“褒衣博带式”大衣过渡成通肩披挂。普通元年(520)正是佛像走本土化的关键时期;第三为兴盛时期(盛唐时期)，此时为金铜造像的黄金时代，完全摆脱了外来佛造像的影子。

　　唐代诗人杜牧有《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知当年南朝佛教的兴盛。南朝皇帝和大官僚皆好佛，各代帝室所造寺塔甚多，王臣、达官及文人学士乃至民间清信士女也靡然从风，于是梵宫琳宇遍布江东。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很深的教徒，他尊佛教为国教，并曾三次舍身出家为僧。所以这个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佛寺多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佛教寺院都拥有独立经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仅京城建康(今南京市)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而以梁武帝所造之最多，也最奢丽。

　　造像在南朝也很兴盛。宋武帝造有无量寿金像，明帝造有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铜像的制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铸造，塑像、旃檀像更为普通，而以戴颙所造为最精妙。齐武帝时石匠雷卑造瑞石释迦像，镌琢极巧。萧嶷、萧子良并造像甚多。明帝也造有千躯金像。梁武帝造有光宅、爱敬、同泰诸寺的丈六弥陀铜像等，简文帝仿造印度只园精舍的旃檀像，并造有高约一、二寸的千佛像。陈文帝造有等身檀像十二躯，金铜像百万躯，宣帝造有金铜像等两万躯。此外名僧及信众所造不胜枚举。这时期外国造像也输入不少。

　　岁月如梭，在今天我们已很难看到南朝这些遗迹和遗物，究其原因当从历史上“禁佛”谈起。

　　“三武一宗”禁佛之最——“会昌灭佛”与“周世宗灭佛”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禁佛”事件，分别发生在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禁佛;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会昌禁佛;公元955年，五代后周周世宗柴荣禁佛。这四次禁佛事件，被后人统称为“三武一宗”的四次“灭佛”。按发生时间以及江苏所属南朝地域的观点来看，前两次灭佛与南朝佛像稀缺应该关联不大，四次禁佛有三次是发生在国家分裂时期的局部地区，只有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是发生在统一时期的全国范围之内，五代后周(周世宗)灭佛也包括江苏境内。所以，江南一带(南朝所在地)灭佛与唐武宗李炎禁佛和后周周世宗(柴荣)禁佛有直接关系。

　　有人认为禁佛的主因是佛道之争，还有说法是佛儒之争，还有说是经济原因。纵观几次禁佛事件，确实有佛教和道教某些人物不停争执，也曾发生过多次儒、释、道的辩论。唐朝著名文人韩愈是一个坚决反对佛教的儒家重要人物，他提出排佛建议时，正是佛教最昌盛的时候。崇佛的唐宪宗一怒之下，差点要处死韩愈。后经他人说情，才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唐宪宗没有听取韩愈的建议，导致佛教混乱发展。隔了好几代皇帝，到了唐武宗会昌年间，不得不采取禁佛措施。唐武宗禁佛的时候，佛教寺院的情况更糟，史书记载这些僧尼们自己不劳而获，靠着别人供养而养尊处优。僧侣鱼龙混杂，长安的寺院几乎变成娱乐场所，藏污纳垢，与玄奘时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灭佛后面的深层次的原因应是世俗政治与宗教的角力。唐武宗禁佛前，杜牧曾经批评佛教，他指出，当时的佛教并没有实现教世人向善的目的。很多信佛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奸犯科。明知自己有罪，便向寺院捐钱。而寺院也积极配合此类人的心态，大肆敛财。统治者就觉得这种宗教恶行必须要加以限制。

　　唐武宗开始禁佛时的政策温和，但骄奢淫逸惯了的僧尼们根本不理睬。唐武宗崇信道教，且鉴于佛教势力泛滥，损害国库收入，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于是下诏废除佛教，于会昌五年(845)下令拆毁佛寺，共废寺4600余所，拆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会昌五年(845)，规定西京留4寺，每寺留僧10人，东京留2寺，其余节度观察使所治州34处可以留1寺，留僧照西京例。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僧尼还俗260500人，释放奴婢15万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余万。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凡被释放的奴婢，每人分给田百亩，编入国家户籍。拆下来的寺院材料用来修缮政府廨驿，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铁像用来铸造农器，铜像及钟、磬用来铸钱。民间佛像限一月送交官府，如违犯则给以处罚。当时，僧尼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生存的条件，寺舍被拆毁，佛像被毁，钱财被没收，衣物被烧毁。而一旦稍有违越，就构成犯罪，擅自出寺要被处死;不服还俗要被决杀。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但会昌灭佛也带来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

　　五代后周周世宗柴荣灭佛，后人评说另有一面。周世宗限制佛教，下令减少寺院和僧尼，不许受戒出家。他还下令将寺院的铜佛像收归官府，用作铸钱原料。他对侍臣们说：“你们不要疑惑。佛教讲利众生，愿意舍自己的生命布施给别人，为什么舍不得铜像。如果施舍我的身体可以利民，我也不会吝惜。”据说他还亲自到寺院，用斧砍破观音像的面和胸，使旁观的人都替他惊慌。周世宗限制佛教，使民众多少可以免除寺院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采取各种措施，减轻人民疾苦，可谓明君。

　　南朝佛像稀缺与后世造假

　　唐代杜牧诗中描述的江南有如此多的寺庙、佛塔，佛造像的数目应不是小数。同样经过唐武宗和周世宗禁佛，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南朝佛教遗迹却不及北朝，单尊的铜、石造像已是凤毛麟角。南朝金铜佛像本来极其稀罕，国内官方消息已公布带铭文的更是绝无仅有。近阅金申老师著《历代佛像真伪鉴定》一书很受启发，他认定南朝单尊金铜像有确切纪年铭文的只有存放在美国堪萨斯州的纳尔逊美术馆的坐像(高7厘米左右)，背刻“大通二年申二月朔五 日清信女……”，及他友人提供的一尊未知收藏家的铜佛立像，刻款为“宋升明二年四月八日……金敬造弥勒像一躯……”国内外很多馆藏要么无款，要么存疑。有款的疑问不少，几乎“全军覆没”。就连故宫藏所谓“梁大同三年(537)僧成造佛立像”竟然原作款识未见(可能是据当时出土碑文推论而得之)。但故宫这一尊与笔者所见梁普通元年佛像最相像，后者无论造型、鎏金成色、造像的工艺精美程度都强于故宫所谓“梁大同三年(537)僧成造佛立像”。这两尊佛有一共同特点是那大舟形背光，正面远看如“阿拉伯门窗”，开张跨度宽阔而极富力度，顶端尖拱形较为钝缓如“阿拉伯门窗”形，底部触及佛的后脚跟，背光呈内凹状，侧视如人背蚌壳形状，后世难仿。再看梁普通元年款佛像的錾刻文字，操刀如笔，刀痕深刻有力，字体尚未脱尽隶意。正因南朝金铜佛像的稀缺，后人有图利好事者争相为之。伪造方法有几种：真品南朝佛像或旧无款佛像加刻南朝伪款;真品南朝佛像残损件拼凑出“南朝佛像”;直接伪造。

　　南朝梁普通元年金铜佛像历经1500年沧桑岁月，躲过硝烟乱飞的战乱，也躲过后代营利场中小人的贪嗜，更主要的是，经过唐代会昌和五代后周两次佛家劫难以及当代的“文化革命”而完整现世，实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