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传奇连载之三

　　(接上期)

　　林伯渠在他手心写了三个字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石鲁以炙热的激情，组织学生进行了救亡运动。

　　不久，他考入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攻读历史社会学系，又组织了华西历进学会。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践踏着我国的半壁河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大批革命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一团革命的烈火在石鲁的胸中熊熊燃烧。

　　大后方的成都，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激烈地争夺着青年一代，各自都施加着影响，像石鲁所在的华西文学院，共产党的王明、林伯渠去做过讲演，国民党的头面人物也照例不误，每逢这种演讲会，文学院内一概随便参加，谁愿听就听，不愿听就走，学生有选择的自由。

　　有一次，林伯渠到学院讲共产主义，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那通俗易懂的语言，富有哲理的剖析，顺应民心的革命激情，使在座的青年学生倍受鼓舞，热血沸腾。

　　讲演会结束后，林伯渠从礼堂后门出来，刚走没几步，早已等候在小道旁边的石鲁迎上来，恭恭敬敬地说：“林先生，听了您的演讲，抗日道理我懂了，但不知道该怎样去抗?革命是对的，可不晓得去什么地方革命?”

　　林伯渠看着身体单薄的石鲁，试探地问：“那里生活非常艰苦，你能吃苦吗?革命会牺牲、会流血，你不害怕吗?”

　　石鲁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害怕，什么都不害怕，只要叫我去!”

　　林伯渠审视着石鲁，仿佛在判断这个青年人到底有多大的决心，最后他满意地笑着说：“好啊!”

　　“那你给我写个介绍信吧。”石鲁迫不及待地请求道。

　　林伯渠摇了摇头：“信不能写，带信路上太危险。我给你说一个人，你去西安七贤庄找他，见到他只说是我介绍来的就行了。”

　　“这人是谁?”

　　“你把手伸过来……”

　　石鲁顺从地伸出左手，林伯渠掏出钢笔在他的手心上写下了“宣侠父”三个字。

　　“宣侠父?”石鲁重复着这个名字。

　　“他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你如真心要去，记住这个名字，记住七贤庄，到西安去吧!”

　　石鲁猛地给林伯渠深鞠一躬，返身跑了。

　　他回到了住处，因碍于宿舍里人多眼杂，还不能马上打点行李，露出风声，他只能偷偷地反复看着手心上的三个字，意外地兴奋，使他一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他内心里已开始筹划怎样动身到千里迢迢之外的西安了。

　　四块钢洋

　　石鲁与家庭决裂之前，多少总有些经济来源，加上姐姐和哥哥们的帮助，他的生活学习还算安逸。但姐姐自杀死后，他一怒之下离开，家庭这条经济线路就彻底断了，唯一能依靠的就只剩三哥冯建吴。但淳厚的三哥自有一身负担，能挤给他的贴补也十分有限。所以，在成都时期的石鲁，生活上一直是非常拮据的。他没有任何积蓄，除了简单的行李，仅有的贵重财产就是一堆破烂书。要想远去西安，还真让他作了大难。

　　正巧在这个时候，母亲让三哥捎来口信，说是在仁寿城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姑娘乃大家闺秀，只要他回心转意，返家成亲，今后一切都随他的便。三哥虽明知母亲无非还是想借婚姻拴住石鲁，但从他的生活处境着眼也极力说服他应承此事。石鲁灵机一动，马上同意成亲并立时让三哥转告母亲，给他些钱，好亲手给女方买些东西。母亲闻听，喜不自胜，当下给五十块钢洋让建吴交给石鲁。石鲁接到钱，连连嚷道不够，非要七十不可。建吴问不出小弟要钱的用处，无奈只好又补出二十，石鲁高高兴兴地拿钱上街了。原来他早谈妥了一辆寄卖行里的自行车，标价七十块现大洋，他计划就用这钱买下车，骑着车子就可以到西安去了。

　　然而，交通工具虽有了，那样遥远的路，光骑车不吃饭总不行。哥哥是不好再张口要，但破旧的被褥三文不值两文的卖掉，走到路上又能撑多久?思来想去，他找到了好友张凡夫，开口要借十块钢洋，张凡夫笑了：“我的少爷，你这大财主还朝我借钱?”

　　石鲁一本正经地说：“我有急用。”

　　张凡夫仍旧笑容可掬：“我一个穷光蛋哪来的钱?你少爷另找债主吧!”

　　石鲁骤然变色，扭头就走，张凡夫发现不对劲，慌忙拦住问道：“老弟，老弟，开开玩笑干嘛子当真呢?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要借就借，不借拉倒，其他事莫问。”

　　“好好，我借，不过我全部家底只有这些。”张凡夫说着从怀里掏出了四块“大头”。

　　“四块也行!”石鲁一把抓过，转怒为喜了。

　　张凡夫趁势拉住石鲁追问：“你到底派什么用场，这么着急?”

　　“出趟远门，以后还你!”石鲁一阵风似地离去了。

　　嗣后石鲁在延安碰到了张凡夫，他惊异地问：“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张凡夫不紧不慢地说：“我嘛，不客气地说那时就做地下，你要是跟我讲明，我还能想法多借你几块‘大头’呢。”

　　“你这个鬼家伙!”石鲁使劲捅过去一拳。

　　“你鬼还是我鬼?“张凡夫同样回敬了一拳。

　　两个挚友紧紧地搂在了一起。

　　千里单骑走延安

　　经过短暂紧张的准备，石鲁终于骑车出发北上。时间是一九三九年秋天的一个上午。

　　石鲁一路上忐忑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也不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像十五个水桶七翻八落，实在没底。

　　将至四川广元，他遇到一乘“滑杆”。“滑杆”上坐着一位二十七八的年轻人，西服革履，仪表堂堂。后面还跟着两个挑箱子的脚夫。从这阵势看，勿用多言，肯定是个有身份的人。石鲁便刹了刹车闸，缓缓地在“滑杆”后边缓行。走了一段路，两人信口攀谈起来，那人正好也是要到西安，再巧也没了，因为石鲁知道广元有道关卡，往前走会更多，盘查又严，若能有这人作伴就顺利得多，于是石鲁套着近乎，越谈越投机，两人便商商量量地结伴而行了。

　　傍晚到广元，有那人做掩护，果然没费周折就过了卡子，那人辞去了“滑杆”脚夫，和石鲁就地找店住下。石鲁为了感激那人的关照，主动买饭，还特意多要了一斤酱牛肉，四两白酒。那人也不推辞，美美饱餐一顿，吃罢晚饭，两个人洗洗脚便分别上床。石鲁虽一天慢行，但也骑了不远不近的路，早已疲惫不堪，正欲昏昏睡去，那人却悄悄凑过头来：“伙计，我没钱了。”

　　“你说什么?”石鲁没听懂。

　　“我没钱了。”那人又说了一遍：“连明早店钱都没得交。”

　　石鲁睡意全消，不由瞪大了眼睛，他怎么也不能相信身边这个人所说的话。穿西服皮鞋、坐“滑杆”，会没有钱?

　　“你不信吗?”那人追问了一句。

　　石鲁默默无言，下意识地向墙角的箱子扫了一眼。

　　“你去打开，箱子都是空的，我不哄你。”那人说。

　　石鲁没有动，他不会轻易动别人的东西。

　　那人看出石鲁的意思，一转身跳下床，一一把几口箱子全都打开，里面空空如也，只是各放了几块石头而已。

　　石鲁惊愕了。莫非碰上了坏人?他惶惶地问：“你是干么子的?”

　　“我姓乔，”那人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石鲁。

　　名片上印着：四川农垦厅锦羊县试验场场长。

　　石鲁更加迷惑不解：“你既是场长……”

　　乔某叹了口气，从头到尾讲起了他的家庭和经历：原来，他也是出身豪门，父亲死后，家道败落，一家人四零五散，一个叫乔冠华的叔叔及早就弃家出走……当时石鲁还不知道乔冠华是何许人也，他对乔某的家庭不大感兴趣，他想知道的是对方怎么演成了今天这出戏。

　　乔某苦笑了一下接着说：“我从小在家里沾上了吃喝嫖赌的毛病，到农场后越发收不住心，因欠债太多还不上，被撤了职。想到西安陕西农垦厅找老同学托托关系，重新找条门路。因为怕路上孤身步行不合身份，更怕弄不好让关卡当共产党抓去，所以倾囊雇了‘滑杆’带着几口箱子做陪衬。如今快出川了，钱也花完了。怎么样，老弟肯帮忙么?”

　　石鲁听了这直言相求，也考虑到今后一个人路上的危险，便诚挚地说：“我也没有多余的钱，不过这辆车子还能值几个，明儿个干脆卖了，将就着还能够咱俩到西安。”

　　对石鲁的慷慨仗义，乔某感激涕零，千恩万谢才倒头睡去。

　　第二天一早吃过饭，石鲁找来掌柜的付了饭钱和店钱。然后托掌柜的帮忙把自行车卖掉，掌柜奔走了一圈找到个买主，几经说和，除去中人的谢礼，只落了三十五块现大洋，刚刚是车子原价的一半，石鲁带着这钱就和乔某继续北上了。一路上乔某靠着石鲁的卖车钱，总算吃住不愁，石鲁也多亏了乔某国民党的身份，闯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卡，终于顺利到达西安。

　　赶到西安南门外，石鲁心里才一块石头掉下地，他在路边摊子上要了两大碗羊肉泡馍，俩人结结实实地饱餐了一顿。随后石鲁把怀中剩下的钱全掏在饭桌上，数了数还有三块大洋加一些零角子。他分成了同样的两堆，把一堆给乔某说：“老兄，来，二一添作五，你我就此分手吧!”

　　乔某接过钱，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清楚地知道，一路上石鲁卖了车子又卖衣服，能变卖的都卖光了。这位曾是挥金如土、大把大把从手中流过票子的人，如今握着这区区一块多钢洋，像握着几块火炭，从手心热到了全身，大颗大颗的泪珠滚下了腮邦。

　　虽然时间不长，两个人到底共患难过，一种惜别之情使石鲁的眼眶也红了，他感慨地推了乔某一下：“祝你顺利，咱们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乔的声音低得只有他自己听见了。

　　乔某走了以后，出于谨慎，石鲁没有直接就去七贤庄，而是在七贤庄附近先找了一个小客栈住下，经过打听不会发生意外了，才悄悄找进了“八路军办事处”。按照林伯渠在他手中写的名字，他很快见到了宣侠父同志，当他说明前后经过之后，宣侠父对他分外热情，立即让他住进了办事处院内。

　　在等待去延安的日子里，石鲁到大街上散步，无意中又碰到了乔某。乔愁眉苦脸地说，他的同学已经离开西安，无处寻觅，他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生计全无的人。看着乔某落魄的样子，石鲁动了恻隐之心，他这时才婉转说明自己到西安的真实目的，并表示如乔同意，愿意代为介绍，乔正走投无路，自然同意。两次巧遇，竟使他投入了革命的洪流。此后，他和石鲁一块分配到陕西三原安吴堡青训队，转到陕北，乔在大生产开荒中丈量土地，还发挥了一技之长……

　　从西安到安吴堡，各地投奔革命的青年集中在一起，石鲁的周围再不是冷冷清清的了，生活学习紧张而丰富起来。当时的学生会负责人是章泽，石鲁被选为艺术班负责人，他生命历史中新的一页，便从安吴堡青训队揭开了。

　　没过多久，他们得到消息，国民党反动派要来围捕革命青年，于是，青训队分散成许多小队小组，连夜向陕北转移。石鲁一行七人翻沟越岭，整整一个通宵跑到黄陵附近，再也跑不动了。石鲁见一个过路的老乡带着些辣椒，馋极了，搜遍衣兜找到几个分角，换了八九个辣椒。石鲁把辣椒撕成一片一片分给大家，就着粗面馍香香地吃了一顿。

　　再往北走，从黄陵到延安，生活越来越苦，每个人身上都已分文皆无，正好又碰上一位卖麻花赶集回来的老乡，提篮内还剩有几根麻花，大伙儿垂涎欲滴，却又无钱去买。石鲁灵机一动，从怀里掏出他随身剩下的最后一件物品，一个图案精美的蓝色袄皮，找老乡换回了几根麻花，同志们吃着麻花，都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好吃的东西了。

　　多少年以后，石鲁谈起这件事，笑声中还带有说不出的遗憾：“那个蓝色袄皮的图案特别美，可惜换了麻花吃，再找不回来了。”

　　这群青年历经艰辛，长途跋涉，终于踏上延安的土地，宝塔山遥遥在望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