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由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被考古学、历史学界视为中国现代考古田野启蒙的发端。殷墟发掘将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使我国有据可查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引动史学界的一场大变革，并以最高票毫无争议地登上“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榜首。

李济是清华学堂第一批留美预科班的学生，1918年踏上赴美求学的路程。在一篇名为《我的初学时代》的文章中，李济记述了留学前的学习经历，而在此文结尾，李济有此一问：民国初年，中国知识阶级所要的是，共和的政体和科学的思想。原来，有关这些思想的基本观念，在两千多年前，孟荀两大贤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为什么两千多年前已经知道的原则，到现在中国尚没能实行？”“不过，这一怀疑的开始，只加重了我向国外求学的热望；所发生的副作用为放弃了多读中国古书的念头，一心一意到海外求奇方去！”与很多心怀救国之志的青年学子一样，李济亦怀揣着求取富国强民之法、报效自己国家的志趣开始了留学生活。

1948年，以文物去留为自己去留选择的李济，跟着殷墟出土文物到了台湾，此后，他的名字在大陆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基者，李济以其主持的考古发掘为今天的我们划定了关于商代的知识，他使用近现代的考古方法和观念在安阳组织对考古遗址的探寻，培养了众多同事和学生。这些年轻学者中，几乎囊括了近30年活跃在考古界的所有领导层人物，而其所倡导的考古方法，首先是陶器和青铜器的命名和类型学方法，一直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处于支配地位。

李济的初学

1896年出生于湖北钟祥一个书香门第的李济，幼年随父李权发蒙读书，十岁那年随父迁居北平，清华学堂初开之时，以“备取”之名考入清华学堂。关于清华，李济所记述的一段关于英国哲学家罗素到访清华的文字，常被引用。文中罗素对清华园内清洁、整齐、讲效率、守时刻等新风气大加赞叹。然而，李济所要表达的，却绝非默认中国人原有习惯与上述新风气相悖，只不过在清华，中国传统文化里对“清洁”的看重，被作为一种风气重提。

在清华，李济参加了一个由班上五个同学组织的“新少年会”(后被学校改名为“仁友会”)，纯粹以砥砺学习及品德为宗旨，会友之间交谈最多的是每一天的自省。那时候，清华学堂的学生被关在水木清华的一个小天地里苦学英语和其他基础知识，为留美作预备，对校园外的政治风云，大抵是没有机会关注的。

1918年，李济先入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1920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于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毕业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

李济在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 (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写成（1923年）之前，还写了一篇介绍自己考博准备过程中思考的种种问题的学生论文《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1922年2月）。此文涉及方面很多，有不少独到见解。此后中外学人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时大量引证，其中不乏罗素这样的大师级人物。罗素的《中国问题》出版，文中提到李济的论文让他“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并大段引用。李光谟在谈论父亲李济的求学生涯时说：“像罗素这样的名人，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大量引用并赞赏一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作品，这使父亲一下子声名大振。”

随文物去留

1923年，李济学成归国，先受聘于南开，后就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关于应聘加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始末，李济本人写过如下一段话：“民国十四年，为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的第一年；这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一件创举。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清华为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有王国维、梁启超及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我是受聘去做讲师的一人。那时华北的学术界的确是很活跃的，不但纯粹的近代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医学等均有积极的研究工作表现，受人重视；就是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号召，也得到社会上热烈的支持。”

不言而喻，李济选择清华国学研究院，看中的正是能够参与第一线的研究工作。1926年，李济先生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是中国人第一次主持中国自己的考古发掘的标志性事件。“在中国，真正由中国人搞的考古发掘，便是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主持的发掘。”“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这样评价。

1929年，李济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接手已经进行过第一次发掘的安阳殷墟考古工作，直至1937年，主持了安阳殷墟第二次至第十五次的发掘工作。

完成殷墟第十五次发掘后的第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炮火声中李济随这批文物一路辗转西南，在流徙途中，继续研究发掘文物。直至1948年底，殷墟文物才被运至南京，还未及开箱，李济就受命押运殷墟文物到台湾。

“父亲从1937年直到1979年逝世，花去大部分时间用于保管、运送、研究和出版1928年至1937年期间安阳出土的资料。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着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李光谟如此评价父亲李济的一生。

这是1995年的事了。那一年，为纪念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诞生一百周年，李济的独子李光谟去了台湾，这是他自1948年匆匆告别父母，自基隆返回上海之后，第一次去台湾。李济因心脏病猝然逝世已17年，李光谟亲见父母生前的居所已近荒芜，并遭遇几次“梁上君子”的光顾，这些人大抵凭李济身为考古学家的名头，推测其家中必定宝贝无数。

殊不知，李济在领导殷墟第二次发掘工作时，就与参加发掘工作的同仁约定：“一切出土文物全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许收藏古物”。事实上，到李济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赠与的几件仿古工艺品。身为一代考古学宗师，终其一生，未曾收藏过一件古董，2.2万本藏书，也无一珍本善本。

（本文参考李光谟著《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文稿经李光谟先生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