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申遗”还原亮点 揭秘“国际社区”历史风云

从绿草茵茵的洋人球场，到默默无语的自然景观日光岩；从只剩一堵残墙的工部局遗址，到结构完整的林语堂故居等风貌建筑。被列入核心要素的一草一石、一楼一阁，都是社会变革的历史见证。这些正在还原的“卖点”关乎文化，关乎林语堂的爱情，关乎蒋介石从政的隐秘心路历程……俨然鼓浪屿“故事”的无声讲述者，激荡着过往的鼓浪风云，丰满着鼓浪屿“国际社区”的内涵。

申遗整治“开锤” 欲凸显鼓浪屿核心要素

核心要素 凸显国际性

整治为先 申遗倒计时

鼓浪屿申遗又有新进展：3月29日，位于港仔后的金带长廊落下“第一锤”，标志着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整治进入实质阶段。

整治意味着修缮和保护，终极目标是真实还原56个核心要素的昔日风采，通过这些珍贵遗产的留存，勾勒出鼓浪屿这一国际性居住社区过往的脉络。

核心要素 凸显国际性

厦门于2008年11月启动鼓浪屿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工作。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文化保护研究所为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编制《鼓浪屿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申报文本》及《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规划纲要》。2009年10月，鼓浪屿申遗主题确定为“社会变革中的历史见证”。按目前进展看，有很大把握在今年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国家文物局也原则同意将鼓浪屿作为2013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备选项目。

“申遗首先要确定遗产地的核心要素，目前已初步敲定56个。”鼓浪屿申遗办的工作人员介绍，为在申遗文本中列出遗产地的核心要素，清华文保所的专家曾先后6次来到鼓浪屿进行实地考察。

“1840年至1949年期间，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鼓浪屿就是一个国际性居住社区。”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主任叶细致称，56个核心要素凸显的正是鼓浪屿作为“国际社区”的特殊属性。

整治为先 申遗倒计时

3月29日上午，鼓浪屿港仔后人头攒动。包括厦门市副市长臧杰斌在内的相关领导，和市民一起见证了鼓浪屿申遗环境整治工程（金带长廊拆除）启动仪式。

媒体纷纷用申遗整治“第一锤”形容金带长廊的拆除。“第一锤”折射的积极意义在于：经过2年多的酝酿和准备，鼓浪屿申遗进入整治的实质阶段，申遗倒计时工作表也已出炉。

“整治是申遗的关键，包含核心要素的整治，以及核心要素周边不和谐环境要素整治两个部分。”叶细致表示，拆除金带长廊只是申遗整治的第一个项目，接下来要拆除和整治的还有英雄山的索道以及从日光岩上看下去所有不和谐的部分。

两年冲刺 任重而道远

核心要素的整治宗旨是恢复原来的状态，既还原真实性，又能反映历史发展变迁。按照已出炉的时间表，必须在明年7月初见成效，以备2013年的最后冲刺，叶细致坦陈，其间的难度不小。

“有些核心要素史料不足，必须边整治边征集；有些具体旧址仍存争议，有待进一步发掘；有些周边环境复杂，涉及产权和拆迁等问题。”叶细致举例称，延平公园的范围是否包括龙头山寨遗迹尚待考证；工部局旧址不止一处，而现有的历史地图中尚无一份明确标明目前初定地为工部局；博爱医院旧址外围有一排临建商铺，清理难度大……这些问题，都对申遗整治的具体执行提出很高的要求。

同样因申遗感到任重道远的还有鼓浪屿申遗顾问、原郑成功博物馆馆长何丙仲。作为土生土长的老鼓浪屿人，同时又是申遗顾问，何丙仲深感申遗工作千头万绪。他指出，申遗和打造旅游景点不同，“档案要健全，每一个要素的描述都必须有明确出处，是要下一番苦功的”，目前56个核心要素虽然大多还有“硬件”依托，但需要填充和论证的“软件”部分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所幸，申遗工作得到厦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让叶细致和何丙仲们切实感受到申遗提速的力量——2010年12月，时任厦门市市长的刘赐贵亲自挂帅的鼓浪屿申遗工作领导小组成立，臧杰斌副市长为副组长之一，负责协调指导申遗日常工作；2011年3月1日，新任市长刘可清带队检查鼓浪屿申遗工作，并现场办公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强调“申遗是手段，提升是目的”，要通过申遗更好地保护鼓浪屿，扩大鼓浪屿的国际知名度。此外，有关遗产地保护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每周推出一个核心要素，扩大宣传力度，向民间征集有关史料，同时也把申遗的信心传递给市民。”叶细致表示，接下来进入整治的核心要素将是燕尾山午炮。

何丙仲则默默进行着务实的准备——整理包括外文书籍在内的大量文字资料，编写详尽的鼓浪屿大事记。和其他对鼓浪屿抱有真诚和热爱之心的顾问一样，他希望，自己能为鼓浪屿申遗尽一份微薄之力。

揭秘

洋人球场：

中国现代足球运动发祥地

洋人球场，旧时市民俗称“番仔球埔”。它的旧址所在地，即现在的人民体育场。

单从名称的演变便可对洋人球场见证的社会变革略窥一二，若对其承载的历史事件进行简单回放，一幅以足球运动为载体、呈现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画卷更是跃然纸上。

19世纪末，美国领事把通往田尾、港仔后、日光岩的三岔口的一片土地，擅自划界，围筑短墙，铺上草皮，辟成球场，专供外国人使用，这就是“番仔球埔”，当时球埔多作为打网球用；20世纪30年代末，厦门沦陷，日本在鼓浪屿逐渐取代各国势力，番仔球埔成了日本博爱医院等人员独霸打棒球的场所；到太平洋战事爆发，日本人陷入战争泥坑不能自拔，无暇顾及番仔球埔，就让它荒废了；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把它改为“公共体育场”，但有名无实；解放以后，番仔球埔改名叫“人民体育场”，1956年10月，体育场修建完工，真正成为群众性运动场所。以上是年逾八旬的老鼓浪屿人杨纪波对洋人球场演变的大致勾勒。

“把洋人球场列为申遗的核心要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存在，对鼓浪屿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让足球运动深入鼓浪屿人的生活，看球、评球、踢球俨然鼓浪屿人的传统爱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厦门向省队输送的足球人才，不少就是从鼓浪屿走出去的。”鼓浪屿申遗顾问何丙仲称，厦门二中的前身即鼓浪屿英华书院，创立于1898年。早在创立之初，就成立了英华足球队，最初虽未设体育课程，但课外体育活动以足球为最盛。19世纪末，一封外国人所写的信件内容也提及鼓浪屿人学踢球把鞋踢飞的情景。种种迹象表明，厦门现代足球运动已开至少110多年，将厦门认定为中国现代足球运动的发祥地并不为过。

由于现存的人民体育场经过数次修建，已经无法找到洋人球场百年以前的痕迹。为凸显核心要素的特点，鼓浪屿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申报文本（以下简称申遗文本）指出，可围绕球场增加一些展示设施，使游客对球场的历史有清晰的了解，建议将历史上球场上曾发生过的事件、举行过的仪式等内容作为展示内容。

“这个外国人所建造的球场虽未直接悬挂‘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但据回忆也有‘Not dog allowed’的牌子。”何丙仲提供线索称，二中老校友曾有一张旧照片，是几名中国学生和外国人的合影，背面注明“1941年英华学子第一次进入番人球埔踢球”，据此可以推断，洋人球场在1941年以前，实际上一直只为洋人所用。他认为，整治核心要素，可以考虑把类似的照片进行展示，重挂“Not dog allowed”的牌子。此外，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球场上仍存放着一台老式的进口剪草机，这样的剪草机也可以成为很好的实物展示。

黄家花园：

彰显华侨荣耀的“第一别墅”

在洋人球场上方的晃岩路25号，有三幢一字排开的洋楼。它们既具欧式别墅风采，又有贵族的华贵装饰，更融入了中国传统特色，中西合璧的痕迹十分明显。这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号称“中国第一别墅”的黄家花园。

黄家花园的建设者黄奕住，是新老鼓浪屿人耳熟能详的著名归侨。黄家花园是百姓约定俗成的叫法，它的前身是原英商德记洋行“二写”（副经理）的住宅，名为“中德记”。1919年，黄奕住从洋人手中买下这片住宅，耗资近百万元重建，规模之宏大，建筑之优美，超过鼓浪屿所有的别墅，号称“中国第一别墅”。

据介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黄奕住在世时，凡到厦门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如汪精卫、蔡延锴等，都希望能作为黄奕住的客人，参观黄家花园。1950年，厦门市人民政府借用黄家花园和观海别墅（黄奕住的另一处房产），辟为福建省鼓浪屿干部休养所、厦门市高干招待所、厦门市第三招待所。1979年，黄家花园改称鼓浪屿宾馆。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到厦门的一些名人都在黄家花园住过。国外来华的访问者，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也或在此小住，或参观游览。

2005年，早报记者曾探访黄家花园。遗憾的是，当时的黄家花园由黄家后人委托鼓浪屿管委会管理，不对外开放，黄家花园的中楼以及南北楼也均封闭，无法入内参观。

6年后，早报记者再次来到晃岩路25号，却有惊喜发现——这里已悄然变身“中德记度假酒店别墅”。更令人欣慰的是，在黄家后人及承租业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度因年久失修黯然失色的别墅重焕光彩，无论是外部的整体结构，还是内里的装饰细节，都得到了“修旧如旧”的原貌恢复。

“中德记的修复花了近4年的时间，如今仍在进行。我们保留宽阔且高深的走廊，保留了每一个房间原来的布局。”中德记度假酒店别墅负责人蔡国海介绍，如今的“中德记”，仍存有不少古物，如楠木古梯、雕花梳妆镜、壁炉以及备餐台；至于磨砂冰雕玻璃，重新打造的插销模具，北京琉璃厂的花色小贴砖，泉州水头的九龙壁门头石，印尼的龙老香木地板，也都是按照别墅原来的样子修复。

鼓浪屿申遗文本将黄家花园列为华人洋楼的典型代表，是重要的核心要素之一。文本指出，黄家花园在当时华侨别墅的建筑景观环境和生活品位上有相当高的品位，室内外环境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此由所有人改造为旅馆后，希望能保留部分区域作原状展示，建议开设黄氏家族历史小展厅。

“黄家花园的建设凝结着一代归侨的思想，是闽南华侨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主动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的见证和浓缩。”何丙仲则进一步建议，作为核心要素，黄家花园要展示的不仅是建筑本身的精湛，还应该把华侨史的语境融入其中。

爱情政治文化 激荡历史风云

要还原多少亮点

日光岩：

记录蒋介石气数将尽的落寞

日光岩是申遗文本中少数被列入核心要素的自然景观之一。不过，它是作为延平公园的一部分被列入的。

“延平公园的建设，与鼓浪屿著名归侨黄仲训有关。”何丙仲介绍，1926年秋，越南归侨黄仲训，因占用水操台附近公地在鼓浪屿建别墅，引起公愤。为平息舆论，在几名社会贤达的建议下，黄仲训登报声明：所建别墅将供众人游览，并在港仔后一带捐地建延平公园。

何丙仲称，1929年，延平公园的筹建进入实际操作阶段，造郑成功像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爱国华侨筹划把郑成功塑像立在租界的公园里，在当时鼓浪屿尚为英、美、德、日等10国“租界”的历史背景下，恰恰是为了弘扬民族气节、激发爱国热情。

遗憾的是，虽然有具体规划，有公文来往，也有正式档案，由于战事的影响，延平公园最终并没有正式建成。只是，鼓浪屿上的百姓仍习惯将港仔后一带称为延平公园。

“严格意义上说，延平公园只是一个未执行完毕的概念。”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主任叶细致称，目前可考的资料尚未能确切说明延平公园的范围、使用和管理方式，比较确定的一点是国姓井包含其中，至于龙头山寨门和日光岩景观地标是否包含在内，则有待考证。这一存疑也被标注在申遗文本中。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公园范围仍然存疑，在对延平公园这一核心要素“现有问题”的描述中，申遗文本还着重提及日光岩：建议对日光岩顶部的游览观光设施进行调整，在征求公众意见的前提下，取消最顶部的观光点，恢复日光岩原有的自然形态。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日光岩的制高点，普通老百姓是上不去的。”何丙仲回忆，当时这里还是军队驻地，那时还是孩子的他只知道上面有一座战时留下的碉堡，通过碉堡内的楼梯爬上去，可以一览琴岛。直到1980年，为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碉堡才改建为现在的模样，成为供游人攀临的观景台。

另据了解，蒋介石曾在1920年前后四次避居鼓浪屿，1949年气数将尽时，又曾两次登岛。驻守厦门的汤恩伯力邀蒋介石登日光岩看看，原来，身为职业军人的汤恩伯另有心计，早早将日光岩的扶梯和围栏安设焊接妥当。可老蒋两度到厦，两度拒绝了汤的邀请，最后丢下一句：“我哪里还有那个闲情！你当把修梯子的心思也全部用到防守中去！”蒋离开厦门赴台湾不久，人民解放军就横扫千军，解放了厦门和鼓浪屿。

半个多世纪前，日光岩与匆忙来厦为部属鼓气的蒋介石“失之交臂”；半个多世纪之后，“不登日光岩不算到厦门”却成了中外游客的特殊情结。

因此，对于拆除顶部观光点的建议，叶细致仍抱有较为谨慎的态度，“是否拆、如何拆，还得充分考虑市民的情感”。

林语堂故居：

承载《京华烟云》式的爱情

鼓浪屿上有1000多栋老别墅，其中数百栋属于风貌建筑。然而，目前，像黄家花园一样，得到妥善修缮并加以合理利用的并不多。

位于漳州路44号的廖家别墅，即林语堂故居，就是危房之一。

廖家别墅建于19世纪50年代，是林语堂老丈人的宅邸。别墅里的其中一间是林语堂与廖翠凤的洞房，因此成为除平和坂仔、台湾阳明山之外的第三处林语堂故居。

林语堂10岁时被父亲送到厦门，在鼓浪屿接受了7年的中小学教育。1919年8月9日，在鼓浪屿的教堂里，24岁的林语堂与廖翠凤举行婚礼，三天后，两人相携远赴美国留学。等他们再次步入廖家别墅时，则是7年后的1926年。当年10月，厦大国学研究院成立，林语堂出任总秘书长。据称，林语堂在厦大任职期间，看到鲁迅一个人“经常自己生火做饭果腹，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还曾邀请鲁迅到鼓浪屿家中吃饭。

“我估计鲁迅受邀，是在48号楼吃的饭。”81岁的廖老先生是廖家的直系后代，一辈子居住在廖宅。他称，漳州路44号、48号都是廖家的宅邸，其中大厨房在48号楼，他还记得小时候家人用餐都在那里。

44号楼的前门紧闭，记者是绕到后院时遇到廖老先生的，当时，他正在整理旧报纸。当被问及44号楼的维护情况时，廖老先生直摇头，“再不修，就要倒了”。不过，他同时表示，自己已准备搬离廖宅，原因是廖宅的产权发生了变化，已被海外的廖家后人卖给一家企业。

据介绍，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前，曾与鼓浪屿上的另一名女子陈锦端相恋，最终却苦于门第之见无缘走入婚姻。陈锦端出身名门，是归侨名医陈天恩的长女。当时，陈家与廖家是邻居。两家仅一墙之隔。但时至今日，陈家宅邸早已拆除，廖老先生也称从未从父辈听说过有关陈家的事，这些说法也便无从考证。

不过，有关陈锦端的影子多处出现在林语堂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的说法，却言之凿凿：有报道称，小说中的曹丽华，原型正是陈锦端，两人一样的惊艳，一样都是学美术；书中主人公曾荪亚和曹丽华相遇在西湖，两人几乎立刻互相发生了爱情，现实中，林语堂和陈锦端也是一见钟情；而改编之后的电视剧中，陈锦端的影子还延伸到了木兰身上，木兰没有生育，抚养了曹丽华的孩子；现实中陈锦端嫁给了厦大教授，小说中的曹丽华也与艺专的一位老师结为连理。

“作为‘一脚横跨东西’的一代文学家，林语堂在鼓浪屿的故居能够体现的内涵和价值不言而喻。”申遗办副主任徐晋民称。

在申遗文本中，林语堂故居也被列为重要的核心要素。文本建议原貌展示，辟部分空间，做鼓浪屿社会环境与《京华烟云》内容的解读性展示。

见证西洋音乐的引入

租界时代的市政委员会

协和礼拜堂:

19世纪中期，不少西方人离开欧美，远涉重洋来到鼓浪屿工作、生活。这些外国人多为虔诚的基督徒，决定在鼓浪屿建一所教堂。于是各差会（美国归正教会、英国伦敦公会、英国长老会）的信徒纷纷捐款，在鼓浪屿的鹿礁顶建造教堂。1863年，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教堂竣工，时称“国际礼拜堂”。这也是鼓浪屿上最早的教堂。1911年，教堂进行翻建，改称“协和礼拜堂”。

申遗文本建议原貌展示协和礼拜堂，将其作为文化场所如画廊等。何丙仲则进一步建议，可以把协和礼拜堂作为西洋音乐引入的载体，体现鼓浪屿音乐发展历史。

“1878年出版的一本《鼓浪屿简史》，记载了当时在鼓浪屿的外交官边阿朗（该外交官根据闽南话自取的中文名）在协和礼拜堂弹奏管风琴的场景。”何丙仲称，这恐怕是目前可考的资料中最早描述西洋音乐引入鼓浪屿的文字了。后来，西洋音乐又从教堂传到学校，再普及至民间，与鼓浪屿上的传统音乐互为融合。

协和礼拜堂因年久失修成了危房，目前整体翻修已基本完工。

工部局旧址：

租界时代的市政委员会

“工部局董事会”（习称“工部局”）为鼓浪屿工部局时期的行政管理机构，由洋人纳税者选出来的工部局董事，加上一名指派的华人董事组成。工部局的职权为提供基础建设、设立巡捕、创立卫生章程、收税等。1903年5月1日，鼓浪屿工部局开始运作。工部局为英文Municipal committee的中文译名，现代的译法应该是“市政委员会”。

工部局在鼓浪屿上先后至少有三处办公地点。目前惟一保存下来的遗址，位于鼓新路三明路交叉口北侧的一处坡地上，原建筑于2007年倒塌，现保存有较为完整的台阶踏步和原建筑的台地挡土墙，以及原建筑防潮层一座砖砌的残壁。

工部局旧址在申遗文本核心要素中位列第一位。叶细致称，该核心要素的整治将着重对原来的建筑基础进行挖掘，保持现状并辅以文字说明。

毓德女学旧址：

“西方素质教育”渗透窗口

鸦片战争后，美英传教士接踵来到鼓浪屿，除宣传“博爱”，传播“福音”外，办学校发展教育是他们最热衷的事业。1845年，美国归正教在厦门开办了第一所小学，1847年又开办了“女学堂”。女孩子上学在当时十分稀罕，全中国也不过两三家女学堂，厦门这所女学堂开了福建女学之先河，开始只有学生12人，1880年学校失火，学堂迁到鼓浪屿今田尾路，称“田尾女学堂”，又称“华旗女学”。不久设师范班，约于1921年发展为中学，并将校名改为“毓德”。

“面向妇女开办识字班，以西洋教育为形式，内容多为圣经，使用的则是闽南白话字，哪怕是文盲，3个月就能读懂。”何丙仲认为，毓德女学堪称“西方素质教育”的渗透窗口，通过提供完整的中学教育，让鼓浪屿的妇女开阔了视野，从而感化家庭。这是鼓浪屿独有的时代特征。

另据何丙仲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毓德女中改为厦门女子中学，于1958年与二中合并。当时，女子中学的女生和二中的男生还手牵手一起举行了一个仪式，成为不少人的回忆。

毓德女学旧址位于田尾路28号。遗憾的是，目前正在整修，据称将建成会所的一部分，记者因此无法一睹这座殖民地式建筑的真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