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 历历在册
又逢长假,餐桌上吃不尽的大鱼大肉,口舌间说不完的恭喜祝福。我们特意准备了一组“小菜”,帮您清一清肠胃,爽一爽眼目。
这组“小菜”是一堆纸片,一堆您从未见过的、陈旧得发黄的旧日纸片,有书、照片、地图、画像、电报、邀请函、任命书……您可别小瞧这些纸片,它们现在的市场价格您可以闭上眼睛去想象,有一些连国家级博物馆都欲得之而后快呢。
为得到这些“小纸片”,本文作者宗绪盛先生已花了20多年的工夫。我们从宗先生所藏中撷取精华,以时政为纲、时间为序,列凡六篇,涵辛亥革命、宣统皇帝、故宫南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开国大典,陆续呈于您的面前。
今天已是兔年,而兔性最是敏感、警觉,现在让我们像兔子一样竖起耳朵,聆听这一张张小纸片深处的声音,一起发现那一段段精彩的前所未闻的历史故事。
2000年6月4日,笔者在双龙旧货市场购得了一堆有关民国时期故宫的“纸片子”,其中夹杂着一张张民国二十三年(1934)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存沪文物典收清册》。经过近一个星期的逐页整理、逐字核对和查找史料,共整理出油印本《点收清册》十七册。笔者也由此对故宫文物从北平南迁后进行的这次全面“点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虎视华北,故宫文物面临燃眉之危。鉴于1860年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的历史教训,为避免国宝落入敌手或毁于战火,时任故宫院长的易培基先生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将故宫文物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行政院力排众议,批准故宫文物南迁,由此便开始了故宫“国宝”南迁、西移、东归、北运和迁台的大迁徙。
自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历时16年,铸就了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尽管有让国宝今天分在两岸的历史遗憾,但无论如何,国宝南迁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时间如此之长、数量如此之大、困难如此之巨的搬迁,国宝却分毫未损,这是老一辈“故宫人”的不朽贡献和伟大壮举。
■故宫文物秘密南迁
新任院长全面点查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文物分5批从北平秘密运往上海。运输前,故宫博物院向行政院和地方军政长官发出密电,请沿途保护。路线避开天津,绕道南下,以免遭日军袭击。列车全部是铁皮车,车顶四周均架起机枪,车两旁逐段有马队随车,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车交差。重要关口,车内熄灯。
南迁文物总计13427箱又64包。随故宫文物一同运沪的,还有古物陈列所5414箱,颐和园640箱又8包3件,国子监11箱。
1936年,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建成后,南迁文物又分五批从上海运往南京。当然,南京也并非国宝的安身之所,不足一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南迁国宝还要再分三路向大后方迁移,遭受了更加颠沛流离的命运,这是后话了。
笔者所收藏的这十七册“存沪文物点收清册”,是1934年,马衡先生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后,对南迁古物进行全面盘点的“见证”。
马衡(1881-1955),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家, 1933年7月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4月任院长直至1952年,历时18年。如果从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与点查清宫物品算起,马衡先生在故宫工作近30年,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故宫。他主持国宝南迁和对故宫的保护无疑是最值得书写的一页。
面对南迁来的数以万计的文物,面对着复杂的形势,马衡先生认为,文物“不经切实整理,无从议及保管问题”。而点查不能全面完成,故宫前任院长易培基盗宝案的真相终不能大白于社会。为此,他对南迁13427箱又64包古物进行了全面盘点。对每一箱、每一包文物,逐一查验,编号说明,并编印“存沪文物点收清册”存档。整个点收,从1934年开始,直到1937年6月才全部完成,历时三年,超过原定的一年期限两年。
■文物点收规矩森严
查验结果汇编成册
从笔者收藏的这些“清册”可以看出,点收是严格按照故宫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决议办理的:
一、点收分组项目交由教育部派监盘委员与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主任商定,但必须监盘委员在场实行严密监视;
二、为增进效率,免除重装时损坏的危险,故宫博物院应加雇专门的装箱人才;
三、一切检查物品均应详细登记,凡有疑问者,均应注明待审查字样;
四、所有字画应在该件之适当地位加盖印章由教育部颁发,以重信守。其它贵重之件随时摄影备案。
所以,每一份点收清册末尾都有时任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和监盘委员舒楚石的亲自签名和盖章。每一页骑缝处都加盖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章”和“监点委员之印”。
欧阳道达和舒楚石是“点收清册”上见到的两个主要的名字。他们具体组织了点收工作,为保护故宫文物做了很大贡献,应该被人们记住。
欧阳道达(1892-1976)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北京大学讲师。自1933年至1949年,从始至终直接参与组织了故宫国宝南迁、西移、东归、北运工作。1934年至1937年,欧阳道达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具体组织了对南迁古物的点收工作。1939年4月,马衡院长亲自指定欧阳道达担任北平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让他全面负责,将时存重庆的9331箱文物历经艰辛转移到了乐山安谷。欧阳道达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保管工作,文物无一受损、无一遗失。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胜利勋章。解放后,欧阳道达继续留在故宫工作,1950年9月撰成长文《故宫文物避寇记》,后任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负责人、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副主任。
舒楚石,曾任南京古物保存所主任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此次点收,重新编制了文物的编号与箱号,并将每日点查结果进行汇集整理,定名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存沪文物点收清册》。之后,油印装订成册,成为故宫南迁文物最完整的著录。
■点收清册编纂翔实
历代珍宝琳琅满目
笔者收藏的“点收清册”中,比较完整的主要有:
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六十三箱至七十七箱,共计十五箱二百七十余件。所装为明清瓷器、玉器。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七百五十八箱,装有书画四十八卷。如“赵孟頫书前后赤壁赋”、“唐寅折枝花卉”、“文徵明书四体千字文”、“倪瓒水竹居图”等。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八三七箱至八四O箱,共计四箱,装有宋元明清的瓷器九十件。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八百四十一箱至八百四十三箱,共计三箱,装有明清瓷器五十余件。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八百四十八箱至八百四十九箱,共计两箱,装有宋元瓷器四十余件。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八五零箱至八五四箱,共计五箱,装有瓷器一百二十余件。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一一四九箱至一一九五箱,共计两箱,装有明朝瓷器五十三件。
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一册。为新编”寓字”第一七八二箱至一八零八箱,共计二十七箱,装有汉满文玉牒、军机内阁大库档案、大清高宗汉文满文圣训等清代文书几百函本。
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一册。为新编“寓字”三六七七箱,共计一箱,装有“乾隆宸翰玉章”等各类“宝章”二百一十五方。
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一册。为新编“公字”第二九二五箱至二九六二箱,共计三十八箱,装有乐器、钟表、盆景等四十一件。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日一册。为新编“公字”第四五五一箱至四五八七箱,共计三十七箱,装有瓷器、玉器、铜器、书画、黑墨等约四百件。
新编“公字”第一九八三箱至二零二六箱一册。记载年月日的该册“封面”缺失,但从正文记载的箱数目录看,时间应在民国二十五年。该册共记载了四十四箱明清瓷器、珐琅器等。
■文物造册巨细靡遗
凡有错失一一更正
下面可以具体看看点收清册是如何著录文物的。
“清册”除标明新编箱号外,还要分别注明原有箱号,并按照品名、件数、原点查号、分类号数、备考以及全箱总件数等逐项进行登记说明。
如,沪字第七十一箱登记如下:沪字第七十一箱(原编箱号F七八)品名:青花大瓷盘;件数:十四件:原点查号:律八四三:补号:20;分类号数:无;备考:点查报告作“一百零四件”,南迁清册已于F七十四箱律八四三20号下注明“报告注一百零四件现分八箱”,点查报告及南迁清册均作“大明青花大盘”。内五件口径三十一点六公分,高六公分;又四件口径三十四公分,高六点四公分(内一件口有伤);又四件口径三十一点四公分,高五点六公分;又一件口径三十四点八公分。以上共计十四件。这里把文物装箱的变更情况、物品的破损情况也都一一说清。
从“清册”还可以看到,“点收”第一次对南迁文物做了认真的鉴定和详细具体的登记。当初这些文物自北京运出时,因时间紧迫,原来的清册上只记了文物的品名和件数,没有编造详细的清册。这次点收则按箱登记,逐一核对检验。铜器、玉器、牙器还要记明重量。瓷器还要标明颜色、尺寸(包括口径、底径、腹围、深度等)、款式,有无损伤。特别是字画,则更要说明质地、款识、尺寸、印章、品相等等,巨细靡遗。
就沪字第七百五十八箱所装书画之记载举例如下:
“刘松年斗牛图,一卷。绢地,宝笈重编著录,无款,原籖作‘刘松年斗牛图真迹’。有伤补霉伤。纵二十八点一公分,横二百零八点六公分。引首纸地有乾隆御题,纵三十二点九公分,横九十九点四公分。带锦袱,破木匣,最后加盖‘教育部点验之章’一方”。
有说明不完整,名称不准确或有错别字的地方,清册还一一作了更正,并注明改动情况。如“沪字第七十七箱”的一件“双耳白玉墩”把“敦”字写成“墩”字,说明中的“口径”写成了“足径”,清册对此都一一作了改正,并在改动当页上方写明“改两字”,同时加盖欧阳道达和舒楚石两人的名章。
■精选国宝以备展出
中国艺术轰动英伦
除“点收清册”以外,当年在双龙旧货市场,笔者还拣出、整理出三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提取存沪文物备作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览品清册》。它们依然是“油印本”,依然在每页的骑缝处加盖着“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章”和“监盘委员之印”的印章,依然在末尾有着欧阳道达和舒楚石的亲笔签名和名章。纸张、大小、样式也和“点收清册”基本一样,同样是这次全面“点收”的一部分,只不过是用于“备展”而已。
这三册共著录文物二十二箱。“备作展品清册”内容主要包括:展字第几箱、每件物品的原编箱号、品名、件数、原点查号、及备考。如该册“秘(展)字第六箱”所记,三月六日提取清代康雍乾三朝瓷器十件。每件还详细登记了口径、高矮、底径和腹径等。
又如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一册(封面缺失,从册内登记时间判断),主要为铜器。新编箱号为“展四至展一零箱”,共计六箱。目录后注:“总计共开十四箱,计提取铜器五十三件,分装展四至展一零箱”。该册与其它不同的是,除了详细登记了原编箱号、品名、件数、原点查号、提取月日外,还在备考中对五十三件铜器“名称”的重新审定情况、大小、重量以及南迁清册登记情况都做了记载。
重新审定是极其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对以往的错误加以更正。 如,展字第九十三箱所记“乾隆款红窑变瓶”,因“底均有雍正年制四字篆款 ”和“南迁清册注实系雍正款”,重新审定时就更正为“雍正款”并作出说明。
对一些一时拿不准的物品,也并不急于做出审定结论。如,展字第九十六箱的一件“哥窑瓷炉”,被定为“待审查”。并注明:“底有天福二楷字,带玉顶木盖,盖有伤口,微伤”,以及口径、通高、腹围大小等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故宫南迁文物的这次“点收”,是多么的细致、严谨和富有成效。它不仅全面摸清了南迁文物的“底数”,更为在之后十几年的颠沛流离中妥善保管打下了基础。
1935年6月,包括这二十二箱在内的共计八十箱包括青铜器、瓷器、字画等文物赴英国伦敦参加了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欧洲引起了轰动。
文物有情,人亦有情。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宝贵的“点收清册”和“展品清册”,是怎么流散岀来,到了收废品的手里;又是怎么到了地摊,成了旧货市场上的“文物”呢?
■收藏故事
“捡漏”的欣喜和遗憾
那还是十来年前的事情。那时北京除了潘家园旧货市场外,在东四环南磨房乡北工大桥西边还有一个“双龙”旧货市场:地盘比潘家园大了很多,只不过卖的多是一些日用百货、家具电器、五金杂项,和古玩艺术品沾不上多少边,但也有一些卖旧书、卖古字画、旧瓷器和钟表相机等杂项老物件的摊位。价钱一般都比潘家园要便宜,并不时有“捡漏”的故事传来。所以,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在潘家园摆摊开店的,周六周日一早都先去那里“抓货”,然后再去潘家园摆摊开店。有一段时间,潘家园卖书的还都转移到了双龙。
因为有“宝”可寻,有“漏”可捡,笔者也就经常周六周日一早先去双龙,而后再去潘家园。两三年间,我先后在此捡了一些“漏”,也丢了一些“漏”。后来修东四环,建燕莎“奥特莱斯”商城,“双龙旧货”就由西向东搬到了京沈高速路边的王四营一带去了。
在“双龙”确实有收获和喜悦。就“民国文献史料”而言,也算得上是“大漏”,不妨说上两件:
一件是,花100元就收到了瞿秋白(史铁儿)1934年编辑并自作长序出版的毛边本《鲁迅杂感选集》;花200元收到了鲁迅在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后编辑出版的绿呢缎书衣的两卷本《海上述林》。
另一件,就是本文所说的这些有关故宫的纸片子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在双龙“丢”的“漏”也真不少,至今让我念念不忘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的“修改稿”。厚厚一大摞,有二三百页稿纸。钢笔誊写,字迹工整。四周写满了“皇帝”修改的字迹。书贩虽是一熟脸,但少于二千元不卖——超过了笔者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几番讨价,终未买成。现在想想,那可是“皇上”的东西啊,能在地摊上碰上容易吗?
另一件是赵朴初先生的信札等“纸片子”。2000年五月,朴老去世后一个多星期,双龙地摊就见了“东西”——一大堆的信札、批件、书刊、便笺等等。有毛笔写的、钢笔写的、铅笔写的;有卖几元、十几元一份的,也有几十元、百十元一份的;最贵的毛笔写的也不过一二百元。还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更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眼拙”以及不懂“市场”,我只挑了自认为有史料价值的十几份信札便笺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朴老阅读过并写有批语的十来册中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的“九评”小册子,而没有听从书贩的意见以3000元“包圆”。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就是觉得自己怎么就那么的“没文化”?!如今,朴老的这些“纸片子”已是成千上万一份了,还不一定能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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