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鲁迅最早的藏书想起的文化问题

　　文/应磊

　　相逢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来说，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与鸿沟是否不言自明，而当我们说到“传统”时究竟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都值得细思。

　　鲁迅最早的藏书，是一部木刻绘图《山海经》：四本小小的书，纸张很黄，刻印都十分粗拙，图像差到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都是长方形。可是年幼的鲁迅如获至宝：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怪物，远古神话世界的奇烈想象透过粗鄙的纸页喷薄而来，让心智初开的少年惊慕不已。几十年后，念及不知何时散佚的这最初的收藏，鲁迅在一册思忆儿时生活的集子里写道，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这四本小书仅仅是一个起点。鲁迅的藏书单上随后添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点石斋从画》和《诗画舫》，又有了冠冕堂皇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少年鲁迅不仅多方搜罗，更炮制自家品牌的绘本：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绣像上描摹，是他在三味书屋最愉快的消遣。

　　用学界近年流行的一个观点来看，鲁迅自启蒙时代便表现出一种对“视觉文化”的偏爱。这种偏爱亦伴随他负笈东瀛，最突出的例证之一便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故事：一段日俄战争期间的时事幻灯片，给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捕获枪毙，一群中国人围观；影片之外，医学院课堂里的中国人自觉来到人生的转捩点。这个耳熟能详的典故在周蕾Primitive Passions一书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解读：鲁迅显然对给他带来巨大刺激的这种新兴媒介的本质认识不足，周蕾指出，不然他怎会在亲身体验了视觉影像的深刻震撼之后，反讽地做出投身文学的决定？作为电影领域的学者，周蕾的观察是敏锐而独到的。但文化研究较多着眼于照片、电影、海报及宣传广告等，其由此构建的“视觉文化”的概念，是否同样适用于另一类从制造年代到性质都极为不同的视像文本如绘图《西游记》、《玉历钞传》甚至《山海经》？

　　无论鲁迅如何被后世的文学史家塑造成一位鲜明而彻底的新文化的传播者与旧文化的掘墓人，一个读过其主要文学作品的细致而诚实的读者，多少都能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他对巍巍五千载文明传统的复调而暧昧的态度；尤其在他追忆儿时江浙岁月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里，更让人一窥在新旧世界嬗替之际，最后一代为传统文化余晖所浸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谈到，概括地说，鲁迅在传统文化上的口味是在所谓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之外的，他的偏好更趋向于中国文化里的“反传统”(counter-tradition)，即与儒家正统构成对立或保持疏离的思维与情感方式。

　　李欧梵以传统—反传统为轴丈量鲁迅相对于中华文明传统的定位，这种两极对立的视角本身便带有现代文学领域里根深蒂固的割裂与对抗的思维模式的烙印。然而针对“大传统”，还有另一种另类的可能，即“小传统”(the little tradition)。自我身份意识清醒的、诉诸理智的“大传统”以文字书写为载体，而未必自觉的、不倚赖思辩和书写的“小传统”寄身于不识字的阶层，并在代代相传的民间信仰与行为惯式里滋衍不息──鲁迅的第一套藏书正是后者的一个缩影。更典型的是，这套绘图《山海经》不是寻自书店，而是鲁迅幼年的乳母，一个连自身名姓都未留下的下层女性，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她这么告诉鲁迅。

　　这正是鲁迅最早的藏书耐人寻味之处。与日后在城市环境里兴起的，以受过一定教育并追慕新奇趣味的读者为受众的“视觉文化”不同，这套粗制滥造的“三哼经”植根于一个长期以来被景仰文字书写的精英传统所鄙薄和排斥的另类传统，折射出一种与知识阶层未必势不两立却有迥然分野的认知、价值与审美体系，并自有一套表达、流布与传播的方式。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来说，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与鸿沟是否不言自明，而当我们说到“传统”时究竟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都值得细思。那一套“三哼经”不知从何而来，亦不知所终，可它活在鲁迅的记忆里，并最终在他笔下永久定格。我想，在有兴趣进一步思索中国与中国文学的现代经验的人们的意识里，这套绘图小书或许也应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