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的华丽转身 从重“申报”趋向重“管理”

据统计，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已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位列全球第三。同时，国家、省、市等立体化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仅非遗资源总量就达到了87万项。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呈现出“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

在6月12日举行的上海世博会“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主题论坛上，不少与会专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已进入转折时期，在这样庞大的数量基础上，必须把重心从“申报”转移到“管理”上来。

文化遗产资源创历史新高

“天气情况天天输入；噪音一个星期测一次；水池温度一周测一回，每回要分上、下午各测一次；厅堂内的陈设家具一周目测一次，古建筑3个月目测一次，并与基础数据进行比对……”苏州狮子林的园林管理人员潘振宇向记者描述了他的日常工作。几年下来，对这个经典园林的每间房子、每件家具的长、宽、高，甚至每棵树、每朵花，他都了然于胸。

苏州园林自1997年跻身世界遗产名录，十几年来声名大振，保护手段和理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2005年，苏州建成了古典园林监测中心的各类测控一体化信息采集监测站点，并专门成立苏州文化遗产古典园林监管中心，对园林建筑、构筑物、陈设、植物、环境和安全保卫等，进行动态监测预警。像苏州市一样，越来越多的城市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投入和理念也在不断更新。

近年来，随着对保护各类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断加深，中国也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但就在十几年前，情况还并非如此。

1987年，中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世界遗产的申报项目，随后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和敦煌莫高窟首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遗产保护首次与世界接轨。

2006年和2008年国务院公布了两批共10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年至2009年评定并公布了3批共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目前我国已有26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3个项目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

保护理念迈向成熟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有自身的复杂性。我国的城市发展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才能完成的转变。相对而言，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矛盾肯定更加突出。所幸的是，尽管曾经走了不少弯路，但随着认识逐步提高，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正逐渐走上正轨。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12日在世博会主题论坛上，向与会的各国专家、学者介绍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正在发生的六个转变：

一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混合遗产、文化景观保护的方向发展。

二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类型方面，从重视静态遗产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

三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空间尺度方面，从重视文化遗产点、面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大型文化遗产和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

四是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间尺度方面，从重视古代文物、近代史迹的保护，向同时重视20世纪遗产、当代遗产的保护方向发展。

五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质方面，从重视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反映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

六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态方面，从重视物质要素的文化遗产保护，向同时重视由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结合而形成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发生的变化关键在于保护内涵的深化。单霁翔表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强调世代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前者要求“每一代人都既有分享文化遗产的权利，又要承担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后者则表明“文化遗产保护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只有当地居民倾心地、持久地自觉守护，才能实现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

保护文化遗产需去功利化

文化部部长蔡武在苏州论坛上表示，城市面貌加速改观为人们带来工作、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化的失落、历史遗迹的消失、千城一面等诸多城市结构性和功能性的衰落等问题，从而使城市生长、文化传承、居民幸福的链条出现了明显的断裂。“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势必影响城市乃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降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观念还需要转变。“我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各地政府在申请文化遗产之前，在准备数据、材料时非常积极；一旦申请成功、完成政绩以后，便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状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

“尤其是要慎谈利用。对于世界遗产，国外谈得较多的是保护，不谈或者很少谈利用，而在中国的经验里，是不仅要保护，还要利用。所谓‘充分保护适度利用’，但真的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我们仍在不断尝试。希望这次论坛所带来的成功经验、前瞻理念和研讨成果能有所帮助。”南京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