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荣和映里相摄十年 暗房里的外来媳妇本地郎

　　在富士山定情，在六里屯相濡以沫，在草场地拖家带口地生活。荣荣和映里与别的爱人没什么两样，只是曾经的誓言有一张张照片作证据。

　　一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东京，都喜欢穿黑外套，都是一头长发，搞摄影的荣荣和映里是公认的神仙眷侣。“我们经常为对方不同的文化而惊喜、感叹，这给我们的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作品中的纯净、浪漫，甚至被人用天人合一、地老天荒来形容。

　　2010年，这对夫妻档合作10年，第一次在美术馆举办了个展。

　　“有个中国人在找她”

　　1988年，荣荣考学失败后从照相馆租来海鸥相机，照相馆师傅将光圈、速度等写在烟盒纸上，算是他的入门摄影教程。他拍家里的农村风光，拍妹妹，“被出来的影像完全吸引，决定要走摄影这条路”。

　　1992年，荣荣花3万“巨款”买来第一部美能达，开始了北漂生活：在中央工艺美院学摄影，在照相馆拍婚纱，也跟着张元剧组拍过剧照。1993年，他住进北京郊区的东村，随后5年对张洹、马六明、朱冥、朱发东、苍鑫等东村前卫艺术家的影像记录，使他成为中国前卫摄影的代表人物。

　　几乎就在同时，远在东京的映里也陷入了精神危机。1994年，映里进入东京《朝日新闻》任肖像摄影师，做了3年，她辞职开始自由创作。她的《灰色地带》、《1999：东京》系列等作品，和荣荣的作品一样透着彷徨。

　　1999年，荣荣第一次去日本参加东京立川国际艺术节《爱，中国当代摄影及录影》群展。映里被他在北京废墟上拍摄的《婚纱系列》吸引，“直接到我心里面，一看就理解他要什么”。“映里看照片，把对我作品的理解写在纸上。”荣荣也很欣赏她的照片，“看到她的《1999：东京》系列用舞蹈家身体来表现，看出我们的共同追求，直接到内心。”

　　在日本的5天，他们每天见面，回国后荣荣开始追映里。“语言不通，我直接打电话，那时电话费很贵的，我房租都交不起还天天打电话给她，至少让她知道有个中国人在找她。”

　　“他天天打电话、发传真、发E-mail，让我来北京看看他。”映里说。在东京见面9个月后，映里果真来了北京。随后的一个多月，他们去长城、敦煌旅游，那时摄影是他们唯一的语言。“我不会日语，她不会汉语，交流很麻烦。当我们一起面对好的风景时，她很自然地拿相机拍，这个时候我就要回避。而遇到我拍摄风景时，她便不拍。因为我们都是独立的摄影家，我们都不希望重复，所以会比较礼让。”后来他们干脆在风景前合影，交给相机自拍。合作也就由此开始。

　　他们从各自的孤独中出走，平静地融为一体。“刚开始，我的想法非常强烈，我的人生就是我跟摄影，没有第三个人进来。见他后，看他的作品后，我改变了，马上就能开始和他合作了。这段时间是很幸福的。”映里说。10月回到日本后，她就决定要和荣荣在一起。

　　2001年春节，荣荣再次到东京办展。“我们定了婚。她提出来的，我高兴坏了。”结婚在日本是大事，几年没回家的映里突然回去说有男朋友了，要结婚，还说是外国人，要一起去北京。父母虽吓了一跳，但都支持。

　　富士山情人，六里屯夫妻

　　第一次见面时，映里对荣荣说：如果你再来，我带你去看富士山。荣荣再次到日本，映里不仅实现了这个诺言，还嫁给了他。

　　映里日记里记着他们在零下十五度中等富士山露脸。“在飞舞的风雪中，世界只有我和你。”他们忘记了危险，赤裸的身体置身白茫茫一片纯净的天地，奔跑、牵手、相拥，一如创世之初的亚当与夏娃。

　　“胶卷完了，听不见快门的声音。言语对我们似乎已不算什么。我们依然一动不动在那里。语言无法表达的感动充满着我们的胸膛。”映里说并没提前说要怎么拍、拍什么，拍完后他们才发现那天是情人节。

　　《富士山》参加了2004年上海双年展，反响不小。多个海内外机构和藏家整套收藏这组16张照片组成的作品，其中就包括尤伦斯夫妇。

　　婚后映里跟荣荣回北京生活，住在六里屯。映里说：“生活上没有很多改变，就是一直没有钱。天天拍照片，拍完立刻冲洗出来。”荣荣也认为那时很有激情。

　　两人生活上的转机直到2002年才出现，当时六里屯正面临拆迁。“有一次去国外参加影展，回来一看吓一跳。以前的房子找不到了，变成了拆迁办公室。”

　　“如果我们没有住在六里屯那个小院，而是用局外人的眼光去拍摄拆迁，作品就没法表现内在的核心的东西。《六里屯》跟我们的生活、情感真的有很大的关系。”和东村一样，六里屯消失了，但留在了他们的作品中。

　　荣荣说，“很多人喜欢《富士山》，但《六里屯》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在日本展出，荒木经惟就特别喜欢《六里屯》。

　　三是前世、今生、来世

　　2004年之后，他们的作品开始关注重建与新生。那一年，他们把工作室搬进草场地，也迎来第一个儿子的诞生。2006年俩人创立的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在草场地动工，成为国内首家专业摄影中心。2007年三影堂开幕那年，迎来第二个儿子的诞生。今年，三影堂3年，荣荣、映里也拥有了第三个儿子。

　　2004年起，他们每年在家门口拍一张合影，从映里怀孕到大儿子7岁。这表现家庭、孕育的《草场地系列》，记录下的时间流逝令人感叹。

　　“到2010年，我们合作整10年了，真的是分不清你我了，已经融在一起。”荣荣说。他们在对方眼里几近完美，他们希望永远跟家人跟孩子在一起。很多人都问他们10年后是否还继续合作。荣荣说顺其自然，“她还在观察我，考察我。我们觉得好像还没怎么开始，却已经10年了。时间是很无情的，合作还太少”。

　　摄影改变了荣荣和映里的生活，反过来他们也要为摄影做些努力。三影堂拥有4600平方米的建筑群，有展厅、会议室、图书馆、暗房、咖啡厅，还有艺术家居住空间、收藏室、数字制作中心等。“整个就是一个摄影创作基地和展示交流中心。”而每年的运转费用300万元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摄影比起绘画，市场价差得很远。2008年荣荣的摄影作品《荣荣的东村》(40张一组)成交价31.8万元已算很高。三影堂仅靠两人积蓄和卖作品所得支撑，很理想主义。

　　而早在1996年，没什么钱的荣荣就和刘铮一同创办过《新摄影》——中国第一本刊登观念摄影的杂志。用打印机打印，每期只出几十份，却也让西方策展人认识了中国观念摄影。“带着当年的理想，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人们真正认识和了解摄影。”荣荣说。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是无限可能，三是过去、现在、未来，三是前世、今生、来世。”三影堂的荣荣和映里，将在摄影中继续探索无限可能。

　　荣荣和映里是谁？

　　荣荣

　　原名卢志荣，1968年生在福建漳州一个小乡村，连考3年鼓浪屿工艺美术学校失利，半路出家搞摄影。

　　映里

　　原名铃木映里，1973年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毕业于日本东京写真艺术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