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进，向钱进——吴少湘和蒋朔的老兵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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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朔和吴少湘双个展11日新加坡当代艺术馆开幕

　　第一次见到吴少湘是在1988年初春。事实上是未见其人，已闻其名。1987年秋我刚到《中国美术报》不久，美术报有一期的头版一篇《评奖还是分奖》的文章引起很大的争议，文章揭露了之前全国首界城市雕塑评奖的问题，以现在的观念看，单就评委和获奖雕塑家的超过半数的重叠率而言，相当于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次评奖的违规就是显然的。现在的各类评奖决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即便是作弊，面子上也很合游戏规则，所以有“暗箱操作”之新兴技法。然而，当时还是“权威”时代，权威们多以“功臣元老”自居，评奖的评委和获奖雕塑家，大部分是雕塑界的“权威”及其弟子，评奖是身份，获奖是待遇。这样的现象存在多年，无人敢碰，这文章点了权威的名，直截了当，条理清楚，针针见血，无异于老虎嘴上拔毛。后来，集体性公然违规的城雕委员会，反而“理直气壮”地把中国美术报告上法庭，说明当时“权威”根本就在规则之上。问过该期的责编栗宪庭，这个署名“木目”的作者叫吴少湘，一个年轻的雕塑艺术家。我从文学跨进美术行，习惯性地读文字想象其人(文如其人)，吴少湘已经先入为主地留给我一个大胆而犀利的印象。

　　转年的初春，印象里很暖和，吴少湘和李彦平自费在中国美术馆做展览，亦师亦友的老栗带着我去看，在展厅把吴少湘介绍给我。我至今还记得吴少湘当年的样子，清瘦的脸上眼睛突出、门牙突出，头发略长，表情诚恳却怎么都透着幽默，很像一种“农村知识青年”，最近我和少湘说起，他说是“革命的农村知识青年”。的确是“革命的”，有作品为证。印象里吴少湘展览的雕塑作品是两类，一类是大大小小的女人体的变体，个个浑圆饱满，生机勃勃。另一类木雕却比较异样，造型很特别，像一些生命部件的组合，上色也很特别，大部分是一种发绿的蓝，敏感处涂一小片发蓝的红，并以一些中间色(黑白或本色)调和。这样的上色手法和配色关系很民间，比如大片碧绿的荷叶，粉白的荷花，偏偏花尖涂一小圈品红，为的是突出和“俏”。吴少湘把民间有点“楞”且并不稳定的群青和品红，固定成色调偏冷而对比鲜明的蓝和红，突出的是一种带挑逗的“诱惑”。老栗和少湘让我就作品说感觉，我那时初出茅庐，又刚跨行，不敢谈艺，老栗鼓励说，就说你的直觉，少湘纵容说，随便说什么都行，我说更喜欢上色木雕这类，让人感受到生命的诱惑感，尤其是有个晃动装置的那件(《杂物•鞋》)，因为这个水滴形的装置向下穿透进一个不规则的洞中，下面对应着一片红圈，使得诱惑有莫名的、运动的感觉，因而丰富起来。最近看到一篇文字，吴少湘说到这个装置的创造灵感，“那是在一次博物馆雕塑的创作过程中，由于材料有限，需要先捆一些草绳在雕塑架子上，之后再刮泥。有一天，我回到博物馆，当时西晒的阳光透过作品射过来，顿时，我便感到特别的与众不同”，原来是如此感性的经验。

　　同时展览的李彦平的作品，每一幅都是以水墨泼洒出扩张的一大片，让我联想起黑白默片的爆炸，仿佛一种高潮体验的意象。吴少湘和李彦平的这次展览，以“性意识”表达生命的认知，在刚刚开放的一九八八年，对解放艺术观念和社会观念，无疑都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一九八八年底，中国美术馆的《中国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虽然大部分是美术学院写实的人体画像，从艺术的角度并非与“性意识”表达直接相关，但从社会角度带给普通观众的却是压抑已久的“性欲望”的满足。当时美术馆“盛况”空前，售票口排起了长队，展厅挤得水泄不通，每副作品(尤其是非常写实的女裸体)前人头攒动，有些人甚至换着角度看，如此多的大众，如此认真地看艺术作品的场景，对于美术馆简直是破天荒的。

　　我一直认为，一九八八年是中国意识形态最有宽松气氛的一年，这种宽松断续延伸到一九九九年“六四”以前，之后就大不一样了。很多人出国了，更多人沉默了。吴少湘和蒋朔也在这时离开了中国，再见面已经是十三之后了。

　　十三年之后我才见到蒋朔，之前只是听工艺美院的朋友传说，吴少湘一个江西农民娶了雕塑系的校花，遭到很多人的妒忌。初见蒋朔，我想起一个久违的词──优雅。“优雅”是一种有些古典的、从里到外都美丽的女性风采，相貌秀而不艳，气质贵而不骄，而且要二者兼备，有气质没模样显得生硬，有模样没气质或者拿一种架势又流于做作，最重要的是天生丽质和骨子的“教养”，过去难得，现代更难得，所以一见蒋朔的优雅就觉得熟悉，但这气息已经“久违”了。

　　蒋朔的作品却不是优雅一路。蒋朔将“文革”时代流行的“红卫兵”形象，做了一系列“波普”转换，依然是集体化、戏剧化的“下海”场景，“红海洋”变成了“绿海洋”，依然是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亮相”姿态，手中高举的“红宝书”，变成了现在流行的西方商业形象的象征，如汉堡、可口可乐、手机等等，表现当下的中国人，正在以当年“向前进”一样的心劲、一样的盲目、一样的狂热“向钱进”，而心中的追逐却完全改变了方向。

　　这些作品观念上类似于早些年国内很火的“政治波普”。“政治波普”一般都选取具有时代意义和政治意味的形象，重新拼贴、并置，消解原形象具有的严肃意义。不同的是，“政治波普”的艺术家是英雄主义的一代，消解政治时代英雄，也依然没有放下英雄式的“批判”姿态，也比较回避把个人情感带入作品，而蒋朔的作品却是轻松和充满感情的。蒋朔在红卫兵的幼稚可笑和民间玩具的幼稚可爱之间，找到了一种夸张的、幽默的联系，并使用民间玩具的无结构关系的、饱满的造型手法，大头的孩童比例，浑圆的身子、胳膊、腿脚，圆圈的嘴，以平面化雕刻处理衣兜、纹饰、头发等细节，还有一些简化而生动地处理，如圆洞形的嘴，切片行的手指等，一个个、一群群，个性不鲜明、性别不分明，同样地真诚用劲，也同样的无知无畏。这让我想到一种童年的经验，如果一个孩子大踏步向前走，后面就会不断跟上来一个个孩子，大家不自觉地被一种莫名的集体热情鼓舞，一起向前进，却不理会为什么向前进。

　　从“向前进”到“向钱进”，对于政治，只是一种权力的转换，而对于个人，因为被蛊惑的状态是同一的，所以伤害最终是永久的。蒋朔的作品姿态，仿佛人们成熟后回望自己成长过程的儿童游戏、青春残酷，有反省、有自嘲、有感情，但没有居高临下、剑拔弩张的批判。其一，蒋朔也曾经是“红卫兵”，是在为革命理想耗费过青春的一代，那个时代从政治上否定容易，而文化记忆对个人的信仰、经验、感情产生的影响，是终生不可磨灭的。而十多年在欧洲的生活，时空造成的双重距离感，足够的时间和安静，对问题的反省也因成熟而理性。其二，蒋朔的善良本性和优雅教养，决定了她对人对事的宽容态度，我在后来与蒋朔亲近的接触中常常能感受到这点。比如我说话时偶尔带出粗口，蒋朔先自己红了脸，羞涩而温柔地碰我一下，嘴里还给我找着借口“廖雯性格豪爽”种种。

　　吴少湘的作品则是他一贯的性格，直接指向前、钱背后不变的“权力”。二十年来，吴少湘用“钱”(与他海外生活密切相关的奥地利硬币，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硬通货”的美元硬币)，重新“塑造”了很多东西──我们在西方国家美术馆、博物馆及其大量制作的纪念品、印刷品中随处可见的西方美术史的经典形象，如“维纶多夫的维纳斯”、“马约尔的女人体”、“胜利女神的躯干”、“杰克·梅第的瘦人”，甚至“马蒂斯的雕塑人体”，以及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形象──圣经故事中的“金苹果”、十字架、“天梯”“纪念碑式的罗马柱”，流行形象──象征情爱的“爱心”“比尔·盖茨像”等等，揭示出一个文化现实──让这些“西方形象”在全世界家喻户晓，“钱” 的运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即所谓“金钱的正确性”。

　　近些年，因为一半时间生活在中国，吴少湘的作品直接切入中国全民化地由“向前进”到“向钱进”的现实，曾经庄严的领袖形象、中山装，曾经的自然的山水、名胜古迹，曾经圣洁的爱情等等，如今一切都是钱，而且钱的背后依然是权力起决定性的作用。吴少湘以硬币和钞票为造型“单位”，焊接出这些形象，给人一种被“钱”堆砌的视觉感受，如同中国的现状，赤裸裸的不能掉过脸去。吴少湘巧妙把中国传统雕刻中表现“玲珑剔透”的镂空方式，转化成一种“空壳”感觉，巧用青铜氧化的绿色把绿色的美钞，捏造成传统中国青绿山水的样式，寓意深刻。吴少湘的作品尖锐地刺向权力，却充满幽默，以近乎于瘙痒的方式挑逗着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