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变“生意”贫困县举债不足为奇

2007年，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辖的荔波县申请“世界自然遗产”，但随后被媒体披露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为了申遗，其产业发展遵循“适度负债”模式，举债约2亿元，备受质疑(12月7日《中国经济周刊》)。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国的“申遗”活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在我国成为世界遗产大国的同时，各地为 “申遗”所投入的费用也日渐高涨。据有关资料统计，安阳殷墟“申遗”耗费2.3亿元，湖南新宁为丹霞地貌“申遗”更是耗资4.5亿元，荔波这样的贫困县举债2亿元的“申遗”之举，无疑再次让巨资“申遗”引来更多的关注与争议。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要求，世界遗产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严格保护”，“合理利用”是第二位的。不过，梳理这些年“申遗”成功后各地对世界遗产的态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保护让位于利用，开发远甚于申请，在投入巨资甚至举债“申遗”的背后，是对经济利益和GDP扶摇直上的根本追逐。

这一点，早已是路人皆知。“申遗”一旦成功，景区就变成了金字招牌。随之而来的是“申遗”经济的“短平快”回收，如“申遗”成功后的石林，门票从先前的140元调整到175元，黄山旺季门票由200元上调为230元，一些著名景点的门票价格都在“申遗” 成功后一路上扬。在“申遗”的江湖，经济效益才是第一位的，“申遗”就是一场生意，最终的落脚点，是要有白花花的银子进账。

其实，国外在“申遗”初期，也走过和国内一样的重金“申遗”、过度开发之路，时至今日，“申遗”热已在这些国家大幅降温，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和历史景观的保护。这一点，与“世遗目录”设立的初衷相吻合，即世界遗产本身的目的是要保护其不可复制性，本质上是反对对其过度开发的。很多国家都通过普及民众的保护意识、控制商业的开发力度、强化政府的监管等方式对世界遗产项目进行保护。

与“申遗”前一掷千金的豪奢相比，“申遗”后的小气让人错愕。有关资料显示，北京五大“世遗”曾有高达数十亿元的修缮资金缺口，兵马俑博物馆年均仅几百万元维护费用，众多“世遗”的“待遇”一落千丈。在通过旅游等收入赚取不菲收入的同时，保护上的捉襟见肘，恐怕会极大地破坏这些遗产项目。

一句话，当“申遗”变成了生意，贫困县举债也就不足为奇。只算经济账和政绩账的“申遗”，充斥着“重利轻义”的铜臭，即使“申遗”成功，对于真正的遗产保护和惠及民生，是否还会如当初那样不惜一切举债而为，我们只能投以谨慎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