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华：皇清气度—清代宫廷式的藏传佛教造像

2010-12-03 17:16:15 来源：瀚海拍卖已浏览次

罗文华：皇清气度—清代宫廷式的藏传佛教造像

2010-11-25

故宫博物院罗文华

　　提到清代宫廷藏传佛教造像，人们津津乐道的都是带有“大清乾隆年敬造”题款的宫廷造办处作品。实际上，用历史的眼光看来，清代宫廷造像不仅仅限于造办处，中正殿，还应当看到，作为清帝国的中心，它的艺术辐射力远远超出了宫廷禁苑的深墙大院，覆盖到藏个藏传佛教地区，同时，它作为艺术的中心，通过政治和军事影响，不断从西藏、青海、蒙古、北京周边地区吸纳了不同的材质、技术工艺、艺术风格、元素，甚至直接引进工匠为其效力。这样一来，汉、蒙、藏艺术都在此交汇、融合，模糊了宫廷内外、大漠南北、汉藏两地的区别和差异，在艺术中走向大同，无论是审美、加工技术还是佛教信仰都在此引导下走向统一之路。所以，清代，藏传佛教造像有时很难分清它的真正产地，宫中也在仿制西藏古佛、西藏也是模仿宫廷作品，蒙古地区会购买北京的造像，外蒙古也从青海购买佛像进献皇帝，内蒙古大量进购北京产的佛教法物。有些朝觐团体甚至来到北京，就地采购进献皇帝的佛像、唐卡、法器。于是乎，清宫内各种风格的佛像、各种材质的佛像杂陈如林，更有来自于国外的使团带来了异国的造像，进献清帝。而清代乾隆帝又是一位好古猎奇之人，往往下旨让工匠仿做。对于这些作品，我们应当称之为什么呢？宫廷式造像？非宫廷式造像？两难的概念，都对，都不对。于是我们不仿称之为清代宫廷模式的造像，它既包括宫廷的作品，也包括非宫廷的产品，但是有一个原则，这些作品均与宫廷风气有千丝万绺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清代的气度：包容一切，求同存异，共存共生，共同辉煌。

清代宫廷藏传佛教造像成果斐然，至今留下文物众多，为世人所喜爱珍藏，这离不开康熙和乾隆二帝的推动与热心参与。

　　藏传佛教在宫廷的兴起始于康熙时期。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蒙古族科尔沁部人，是一位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早期清宫藏传佛教的发展离不开她的影响。他有自己的私人喇嘛乃宁活佛，频繁出入慈宁宫，为她举办各种法事，他还是孝庄的私人医生，深得信任。康熙早期的宫廷造像和法器数量并不多，明确的只有一件，即故宫所藏康熙二十五年的四臂观音。

这尊四臂观音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宫廷作品的典型器，与前两者相比，此件宫廷作品有很多的新因素。首先，所有珠宝装饰部分全部镶嵌珊瑚、东珠、青金石、绿松石等，华丽名贵；额平，颊颐丰满，鼻短，正面看鼻子呈三角锥形。发髻高，为葫芦形，线条简明。五叶冠冠叶为卵形，中间嵌石，繁密枝叶为边饰，耳后飘带简化为U字形。胸前璎珞用工最精，三层璎珞结构相同，但双乳以圆形花瓣为饰，中心嵌两颗大东珠，花叶部分镂孔剔出，叶片精美生动，细致入微。披巾内缘宽边为去地阳纹植物图案。其莲座是清代最精美的作品：大莲瓣，瓣尖有卷云纹，腰部和莲叶顶部均有花枝图案。除莲座上下各有大颗粒连珠纹以外，仰覆莲之间的莲座束腰部分也有一圈精美的连珠。座下沿有满、蒙、汉藏四种文字的题记明确指出此像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奉旨为 “虔奉三宝”的孝庄太皇太后所造。这件造像似乎以典型的宫廷造像为主，加之造像数量较少，其华丽有之，而风格物色则并不明显。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喀尔喀蒙古受到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的突然袭击，一时崩溃，哲布尊丹巴率部众内附。三十年，康熙帝召集内外蒙古各部王公贵族举行了著名的多伦会盟，宣布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主管喀尔喀蒙古的宗教事务，并决定就地建寺一座，亲题寺名“汇宗寺”，作为南迁喀尔喀蒙古宗教活动的中心和哲布尊丹巴的临时住锡之所。从此多伦诺尔就成为内蒙古地区最为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成为佛教造像法物的集散地，很多的造像在当地创作，或者交易，这时成为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中心，兼有宫廷、汉地、蒙古等多种艺术风格混合的特点。此次拍卖品中多尊都有内蒙古造像特点，其实就是多伦诺尔的特点。

在此次会盟之后，哲布尊丹巴随驾进京，为太后、皇后、公主讲法，长住热河与京师间达十余年，出入宫禁，与康熙帝往来频繁，感情甚笃，直到四十九年，哲布尊丹巴才返回喀尔喀。

在北京期间，他与康熙帝往来频繁，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在他的传记中记载，他曾为康熙帝传授长寿之秘法及长寿佛之灌顶，并为之授戒；每年元旦，康熙帝和哲布尊丹巴同往旃檀寺礼佛，共坐一席之上，听蒙古和西藏高僧举行辩法大会。他还曾陪同康熙帝、孝庄同去五台山礼佛。康熙帝给哲布尊丹巴评价很高，称：“未见有喇嘛可与哲布尊丹巴可比者”，说明他已经被这位高僧所深深折服。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康熙帝对于藏传佛教信仰确立并且坚定起来。

哲布尊丹巴还是一名著名的艺术家，他创造的铜造像堪称17世纪最优秀的佛教艺术品，在艺术史上称为“咱那巴扎尔风格”，这种风格的造像吸收了尼泊尔艺术的影响，以红铜鎏金为主，造像打磨光滑、鎏金明亮，尊神以肌肤柔美、形象青春柔媚为主要特征。他的到来也给清宫的佛教造像创作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六旬大寿，当时蒙古诸部王公台吉前来祝寿，同时要求建庙祈福，这就是今天承德外八庙中的溥仁寺。寺内的慈云普荫和宝相长新二殿中至今仍保存了康熙时旧佛造像。其中的木雕彩绘大佛像以及泥塑十八罗汉像均是康熙时期造像的代表性作品，而慈云普荫殿佛身边二弟子像具有典型的喀尔喀蒙古造像特点，表明咱那巴扎尔风格的风格一直影响到宫廷造像中。本次拍品中的无量寿佛、旃檀佛、绿度母都具有康熙时期宫廷造像和蒙古风格造像的特点。这充分说明，康熙时期的宫廷造像不仅有开创之功，而且还融合了多方面的艺术风格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带有康熙朝宫廷特色的造像被人们所广泛认知，我们对它的认识会更加全面和深入。

康熙时期铜造像数量最多的是无量寿佛。康熙朝无量寿佛造像数量多，分为大小两种型号，但均打磨光滑，镀金明亮，用铜厚重，少量或不用珠石镶嵌，近年来艺术品市场上屡次看到的这种作品现身，引起藏家浓厚的兴趣，市场价格节节攀高。这些无量寿佛或作为赏赐给蒙古王公王子的用品，或深藏在宫廷佛堂中。随着宫廷制作法器和佛教数量的增加，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内务府下设中正殿念经处，专门管理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办造佛像。此后宫中佛事活动开始走上正轨。我们通常所说的宫廷造像、法器的设计、做样、开光均由这里完成，其它加工程度，如打磨、鎏金、镶嵌等，才由造办处完成。

乾隆时期藏传佛教艺术创作发展到高潮。乾隆帝本人多才多艺，对于藏传佛教更是倾心，加之有其密友、清朝国师、三世章嘉胡土克图的鼎力相助，乾隆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变得多姿多彩。他不仅从西藏把尼泊尔工匠引进到宫廷，为宫廷造办处效力，使宫廷藏传佛教造像具有了尼泊尔的柔美气质（如故宫的白度母就是很好的例证），他还派出宫廷工匠去往西藏将西藏的古寺古塔古佛画成图像、存在宫中，以便随时仿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承德的外八庙中有仿布达拉宫的普陀宗乘之庙、扎什伦布寺的须弥福寿之庙，北京香山有仿大昭寺的昭庙等等。他还将独特的紫金铜配方、西藏铸造铜铃合金配方和粘贴镶嵌珠石粘药配方先后引进到宫廷，甚至还积极学习和推广西方铜铃铸造的配方。

与此同时，在造像还是法器制作方面，乾隆帝努力使这些造像的规范化，更符合佛教教义，有时这种做法会损伤艺术的表现力，但却使得藏传佛教万神殿通过这些造像、法器完整地展现在今天人们的面前。无可否认，这是乾隆帝和他的时代对于佛教艺术创作的最大贡献之一。

乾隆帝的创作另一个兴趣点在于仿造古佛，这是他文人“好古”情节的体现。他根据西藏送来的布达拉宫所藏尼泊尔古观音像不断仿制，供奉在各处，北京城里的千年旃檀古佛也被反复复制，在宫中供奉仿制了在宫廷造办处仿做。他根据清宫收藏的梵铜、番铜古佛，用不同的工艺或不同材质仿作，有时还将新旧佛像放在一起供奉。即便是当朝所进的佛像，只要是受到他的青睐，他也会不断仿作。此次拍卖中的宗喀巴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要阐述乾隆时期铜造像的成就，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比如，材质多样，有红铜或红铜鎏金、黄铜、紫金铜、金、银、珐琅、瓷、泥、木、宝石等。其中，紫金铜引进了尼泊尔配方，由八种名贵金属合炼而成，其造像绝大部分藏在宫廷，小部分赏赐宫外。再如，为某处特别的佛堂或某种宗教功用，清宫会生产一批造像，著名的有360尊铜佛模、1008尊无量寿佛、732尊六品佛楼的小佛像等。如此次拍卖的六尊六品佛楼造像就分别出自六个品间。

清宫佛像大量赏赐到了西藏、蒙古各地各寺，成为皇家造像的标志，视如珍宝，倍加顶礼，这样也吸引了当地艺术家对它进行学习和仿制，使得宫廷艺术传至大漠内外，青藏高原。清宫中，造像并非杂乱无序，率性而为，而是有目的性的选择。这些造像反映了乾隆帝强烈的宗教情感和皇权思想。作为一个普通信徒，他同样有宗教情感的需要和精神寄托，如为祈寿延年、禳灾祛病等功利性目的的需要宫中大量铸造无量寿佛、度母等像；作为一名君主，他努力把藏传佛教教义思想的精华和系统以造像、绘画等浓缩形式表现出来，以体现大一统王朝万法归一的抱负。这是乾隆帝创作藏传佛教艺术的两个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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