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往日的回忆——关于油画《强大的动力》的故事

　　文革之初，我在中央美院受到了冲击，不仅是把我的油画《夯歌》打成“黑线上结出的毒瓜”，而且把我打成“汉奸”“特务”和“现行反革命”，饱受了抄家、关押、秘密审讯、公开批斗等折磨，还将我和全家迁送回原藉。生活的压力和精神的折磨使我旧病复发，1972年春，我回北京就医，了解到中央美院已下放石家庄的部队农场，即将开展“整党”，我为了争取解决“历史问题”，冲破了阻力去下放地参加“整党”，推倒了“文革”初在“逼·供·信”中造成的冤案，从此我的一家才全部从乡下返京。此时我接受了邀请为“白求恩纪念馆”的陈列创作油画;我认真研究了白求恩已有的全部形象资料和文学资料，亲自去白求恩活动过的太行山区体验生活，并结合我个人在战争年代的体会，很认真地创作了一年，在作品尚未完成时，又遇上了批“黑画”的恶浪，连我创作的白求恩负伤上前线的画竟也被批判为“黑画”。我拒绝了作“自我批判”和把此作改为“红画”的要求。称“病”闭门不出。

　　当时美院为了改造“队伍”将一批曾被“批判”过的教师组织起来，派到一些工厂去办“短训班”，我被下放到北京热电厂，在电厂的教学和工人“三同”中度过了“文革”最后的几年，这是我在精神上获得深刻教益的一段时光。

　　我在工人中结识的第一位朋友就是和我同住一室的韩师傅，他家在通县，每周只能回家一次，是个真正以厂为家的中年工人，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班劳动，白天从不接触，很少交谈机会，但是几年的共同生活中，却是给我最深印象的人。他在“电缆班”，常要下到地下电缆的通道中操作，对于他这个已有点发胖的“老”师傅来说，是挺辛苦的，他回宿舍后经常倒头就睡，说梦话鼾声如雷这都说明他工作实在太累;但他醒得极早，晨5时即悄悄出门，起初由于他打鼾扰得我睡觉不宁，他走后正是我好睡的时光;后来我适应了他的鼾声，学着和他同时起床。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曾尾随他，想知道他自起床后到上班之前三个小时内都干些什么?——开始他先在厂区漫步半小时，再去食堂吃早点后就去“电缆班”整理内务，作好工前的准备，此时距上班还有一个多小时，于是稳稳地坐下来学习，看书报，看得最多的是“毛著”和马列著作，也有时看技术书籍。这对他已形成日常习惯，从不间断，我像发现了一个秘密似的深受感动了!对比“文革”中在美院的学习，虽然是雷打不动地在上班时间保证学习，但与工人的学习有天壤之别。不仅在学习中无法讲真话，即使平时与知心朋友聊天中流露点“牢骚”得到的最佳响应是劝你别向别人去说以免惹祸。在工人的学习中较少“形式主义”，像韩师傅那样地自觉学习和工作的人并不是个别的，这是一种主人翁的自觉性的表现。我常参加工人的集体学习，工人的发言总是“好话”“坏话”都说，不会被“记录”而获罪，也必说心里话。在公开讨论或平时交谈中，常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以及“敏感问题”，我很愿在这种坏境中生活，因为这能使自己保持一种对现实状况较客观的认识。工人们对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现状在学习讨论中是有很尖锐的意见的，有次在学习中一个青工说道：“报纸上大块文章一论、再论，无非是批判、斗争，这些大知识分子写这些顶什么用?今天斗、明天批，还哪有心生产，不穷咋的?真是越斗越穷。越穷越斗……”，痛快淋漓的骂声使我非常激动……不要以为工人对知识分子有什么偏见，他们对为“四人帮”的政治服务的那些“笔杆子”是不买账的;在“文革”把知识分子批为“臭老九”的日子里，工人们对于不摆知识分子架子而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却是抱着热情亲切而欢迎的态度的。

　　虽然工人送给我一个外号“教授”，但我们真正平等相处，建立了真正的友谊。我的劳动定点是“配电班”在没有宣传任务和教学活动的日子，我总是在班上和工人一起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在劳动中我完全是门外汉，一切要听师傅们的指挥不能乱动，师傅们时时提醒我注意安全，也不派我干体力无法承担的累活，他们自己却干得欢快而从容，对我却极为关心，如果我受了点工伤，他们会马上为我消毒、包扎，强制我休息……一次我犯了腰椎病，师傅们很着急，打听到有位看库房的老工人会治这种病，就用车把我送去请老师傅治疗，老师傅只在我的腰上作了一点按摩，就要我自己站起来，走一走，真是奇迹，之后我竟自己走回宿舍，师傅们很高兴，又劝我去泡澡，两三天后竟全好了。在工人中我感觉到生活非常温暖。而在美术班的学员，对我们更是很尊重的。我经常被请到他们所在的车间班组，为墙报设计及宣传画等进行指导和帮助，这样我几乎走遍各个车间，觉得自己能为工人和生产贡献

　　一点力量是幸福的。工人们在劳动中的忘我精神常使我感到鼓舞，拿我们在的“配电班”来说，由于是将全厂发的电力通过“变电站”输往用户的要害部门，他们经常工作就是保证“变电站”的正常运转，不论寒冬、酷暑，他们经常都在室外，在设备的高架上操作，而且经常是带电作业，技术性很强，又易出危险，由于经常受强磁场的辐射对健康有损，甚至使皮肤都显得苍老，但大家还是那样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尤其是节假日，他们没法休息，有的地方要集中供电;有的单位休假停止供电又是大修的时机;我在这里的几年内看到班组长们每个假期都顶在岗位上，我不由得和他们在一起“加班”，每当看到远方节日的彩灯闪烁，而师傅们干得正欢时，我深为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自豪感所激动;我爱上他们不愿和他们分开，他们身上体现出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是国家的栋梁，是民族的脊梁!

　　令我至今难忘的是韩师傅一次夜间与我的交淡，那天他“失眠”了，这是极不寻常的一次，他是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从“批林批孔”谈到周总理以及关于江青的传言，他说话是有分寸的，但他不能把那些传言当成没有根据的谣言，正因此他对国家的前途深深地忧虑了。他以低沉的语调说：“我最担心的是党的分裂，根据种种迹象……这并非杞人忧天;整天宣传大好形势，其实是国家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许我们会面对一场灾难……我们所能作的就使它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他的这些话也使我非常激动，我觉得他的思考层次很高很深，这大概正是他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的动力之根源，不由得使我想起罗丹的雕塑《思想者》那种形象……

　　这几年在工人中的生活也使我产生了很多创作的冲动，有的只有草稿，甚至只在心中酝酿，但唯有《强大的动力》是真正地画出来的，因为它产生得较早，1974年底就画出了最初的草稿，其情节是来自韩师傅每天早晨的学习，构图是以学习中的老师傅为中心展开的，自然我没有将韩师傅的外形照搬，而是作了一定的集中概括，其中有“配电班”老师傅的影子，那只抗美援朝的茶缸子就是“配电班”一个当年参加过援朝的师傅的物件，画面上出现的东西有的说明这位工人的过去历史，有的说明他在坐下之前曾做过的事和正在进行的事，他坐在平时工人休息和学习的室外环境中，初升的阳光照着他的凝神不动的身影，也照亮了开阔的电厂景色，那高大的烟囱和厂房，那发电站里无数高压输电线路像蜘蛛网似地向前伸去，使强大的国民经济的动力——电力，成为学习中的工人形象的衬托，而工人阶级的思想正是改造世界的另一种强大的动力。

　　我的草稿引起工人们的兴趣，他们感到很亲切，是他们身边的人和事;场景也是真实的，这是在配电班的门口所看到的真实的景色，配电班门口的桌椅正是工人学习的地方，只是把韩师傅学习场地作了挪动而已。我作了正式作画所需要的准备，画了许多工人的头像速写与素描。画了厂区的许多写生和为研究早晨阳光的色彩写生，由于我想在现场作画，班长特意为我整理了一间堆东西的小库房，给我安上了亮如白昼的“碘钨灯”使我可在任何时间里都能作画;这真是一间最理想的画室，窗外的景色和画布上画的竟完全一致，所以完全使我不必参考照片;而工人们也为我当义务“模特儿”，也常给作品以指点和鼓励，这一切使此幅油画能较顺利地进行着，就好似画上的一切都是从现场走进来的一样。平心而论，当时我也常感自己画笔的无能，今天看更是缺点很多，但当时我确实为我选择的这一题材和形象所激动，工作也是特别投入的。如果不是当年美院领导要“审查”我的画，限了时间，我可能会无限期地画下去……

　　1975年，《强大的动力》经过院方“审查”批准，送当年北京市美展展出，展出之后的第二年，发表于《工农兵画报》(彩色版)。

　　此后我在工厂还想继续画其他的创作构思，然而，那时局势动荡，事件层出，总是不断地命令回美院去接受思想“灌输”，心情理不出个头绪来，尽管平常还在热电厂办“班”教学，始终没有产生什么作品，韩师傅的话，似乎得到了证实，我和工人们一起经历了那场大地震，又迎来“四人帮”的覆灭;于是动员了美术班的力量办了一个揭露“四人帮”的漫画展，但我不能不和工厂告别了，“短训班”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宣告结束，我又必须回美院开展正规化的教学，怀着一种感激和留恋的心情，依依难舍地和曾朝夕相处的工人师傅“再见”了。

　　从那以后20多年过去了，那段经历对我仍是那么可贵，值得怀念，当年的师傅们多已退休，但我和有的师傅至今仍有着友情的交往。《强大的动力》这幅油画原来存在美院，后来我把它取回自己保存，因为我曾为之付出过真实的感情，它对我是宝贵的。

　　1996年4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