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的金石情缘

　　我国已故著名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在他的《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一书中感叹：“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平生最佩服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的陈介祺。”

　　意在传古志在为国

　　陈介祺(1813年-1884年)，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县人，他官至翰林院编修，一生唯古物是嗜，收藏宏富，又精墨拓，著有《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等煌煌巨著，还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铜器及秦汉古印名播天下。陈氏为一官宦望族之家，至陈介祺的父亲陈官俊，陈氏家族最为显达。陈官俊官至内阁学士、工部尚书，虽贵为朝中重臣，却也笃爱文史。到了陈介祺，崇尚诗文、金石书画已成家族风尚。

　　陈介祺自幼随父居住北京，生活殷实而儒雅，19岁时已经“诗文名都下”，受学者阮元影响，陈介祺青少年时期就萌生鉴古嗜好，虽身在宦门，却鄙视仕途，他以为：“所谓搜求文物，意在传古，志在为国。”

　　在清代，金石学兴盛，文物出土日益增多，金石学家们有了更多实物考证研究，但同时，许多达官贵人为求得古雅，争相收购文物，造成文物价格倍增，赝品随之大量出现。陈介祺指出：“有好者必有伪者。”许多惟利是图的古董商大肆造假，致使文物市场混乱。陈介祺对此深恶痛绝，他说：“传古首在别伪。”陈介祺的鉴赏水平尽人皆知，“心细如发，眼明如炬”是金石学家王献唐对他的评价。陈介祺说：“真者固多见而知其美，伪者亦多见而知其恶。”在真伪之辨中，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辨伪方法，并写下了大量的伪辨资料。他总结出青铜器“伪刻必有斧凿之痕，以铜丝刷去之，则又有刷痕，而字锋又失。且旧物手摸即可知，伪者必不浑融。伪者斑下无字，斑中更不能见字。古器过朽，铜质无存，则字下可剔而可见。真者字底有铜汗积灰，必不能伪。铸字刻字必可辨，铸字佳者每上狭而下宽。”他又说青铜器中的“古文字一篇中之气，一字中之气，一划中之气，迄今人所能伪哉?”他认为“潜心笃学，以真者审之，久自能别。”今天看来，陈介祺的经验之谈仍是经典的教科书。不仅如此，陈介祺收藏的两万余件藏品没有一件是假的，单凭这一点，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最先收藏“毛公鼎”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在陕西岐山县出土。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青铜重器，造型深沉，庄重大方，腹内有铭文497字，这是出土商周铭器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毛公鼎出土后为西安古董商苏兆年所得，当苏兆年载鼎入京出售时，陈介祺刚刚花费重金购买了其他器物，无财力再购买毛公鼎，再加上当时老父陈官俊尚主家事，陈介祺也不能自作主张。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陈官俊病殁，到1851年陈介祺与苏兆年旧话重提，遂以三年俸银之重金购藏毛公鼎。

　　得到毛公鼎后，陈介祺为避开周围耳目，一直把毛公鼎藏在卧榻下，除将铭文和鼎的外形制成拓片供自己欣赏研究外，秘不示人。事实上，陈介祺在世时无人再见过毛公鼎。当时，陈介祺的知己好友吴大澂致函陈介祺：“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贻我一拓本。”陈介祺曾经将所有器拓都赠送吴大澂，只有这一次陈介祺缄默不答。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上收藏了30年。陈介祺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藏了20年。到上世纪初年，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遂强行买走毛公鼎。

　　古陶印篆汇一楼

　　清咸丰三年(1853年)户部库储告急，以春季不能发俸为由，朝廷要求前朝老臣共18家捐助，陈官俊虽已过世，但陈家仍在其列。这些人家或捐万两或捐几千两，只有僧格林沁强迫陈介祺捐至四万两。此次纳捐后，陈介祺虽被赏戴“双眼花翎”，但他已经看透了官场，渴望“乐无事，日有喜，宜酒食”的隐居生活。咸丰四年，陈介祺借故辞官回故里。他在祖宅后面建了四楹二层楼房，专为储存钟鼎、印玺、古陶等珍宝。此时他已收藏古印近万方，索性将该楼命名为“万印楼”，自号“万印楼主人”，并自撰楹联曰：“齐鲁古陶五千种，周秦印篆一万方。”光绪十年(1884年)，陈介祺在家乡病故。他生前为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指望后辈安分守己潜心学问。但最为可贵的是，陈介祺还将金石文化的薪火传之久远，他的孙子陈陶、曾孙陈秉忱、侄孙陈伯岩及后裔陈君藻等都是饱学之士，且为鉴古与传拓高手，他们传承祖上遗风，让金石世家香火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