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任戬聊当代艺术发展与现状

《天狼星传说》

　　采访任戬是记者多年来的愿望，然而面向学术、背向市场的他，在大连的活动并不明显。此次，适逢大连当代艺术家联展举行，作为参展者中的领军人物和本次展览的学术主持，介绍这次展览成了责无旁贷的工作，于是才有了这次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与现状的访谈。谈起中国当代艺术，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任戬副院长如数家珍，因为，他既是亲历者，也是参与者，而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极度亢奋的青春岁月，自然也是他最为珍视的生命时刻。

　　当时的状态应该用亢奋来形容

　　记者：任院长，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参与者，和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有着自己浓重一笔的人物，您能介绍一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史吗?什么时候我们有了当代艺术的概念?

　　任戬：硬要拿出个时间表来的话，那么1985年应该是个开始，那一年的“85美术思潮”有个节点的意义。但实际上其准备阶段要前推很多年，应该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就开始了，而各地的艺术群体当时交流非常密切而频繁，北京的那些艺术活动我都参加了。

　　记者：最近看北岛、芒克等人的回忆文章，发现当时大家都是不分艺术类别，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听说您当时与他们都有接触?

　　任戬：是的。当时艺术界就不用说了，文学界以北岛、芒克、欧阳江河、杨炼的朦胧诗为中心，音乐界有谭盾，大家都是一谈谈到天亮的那种状态，谁有了好的构思，谁获得了新的信息，都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后来，崔健的摇滚乐这支力量也加入了。哲学界的周国平、刘东、甘阳也参与进来，直到后来电影界的贾樟柯。

　　记者：看他们的文章，觉得大家当时都特别兴奋，想法也比较单纯。

　　任戬：岂止是兴奋，应该是亢奋。当时大家都没什么钱，也没把心思放在钱上，大家坐着公家车、骑着自行车就来了，半夜也能来，然后就聊。

　　当代性意味着对生活有自己的探讨和干涉

　　记者：您的代表作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吗?

　　任戬：是的。1983年，我的《天狼星传说》组画，成为“85美术运动中”“北方艺术群体”的代表作。那个组画有21幅，歌颂狼的群体精神，主要是对抗南方的感性倾向，强调北方艺术的理性色彩。因为当时画老农、老牛的特别多，这个组画对人们的精神起到了振奋的作用。1984年，我的《天地冥》组画也完成了，也是二十多张。

　　记者：当代艺术家们似乎都以组画的形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而且这些语言中，都有着强烈的寓意，这是当代艺术的特点吗?

　　任戬：可以这么说。因为当代性强调艺术家自己对生活的探讨，对生活的干涉。对主流意识的骚扰，其实正是艺术家的责任，因为艺术家可以用独特的视角来关注社会，而这种软性的干涉，对社会很有好处。

　　记者：记得几年前，有位当代艺术家，流行的说法是行为艺术家吧，作品的名字叫《解冻》，就是趴在天安门广场上，不停地对着石头地面呵气几小时。给人的心灵冲击特别大。

　　任戬：确实是这样。可见你对当代艺术的关注还是很深的。

　　记者：但似乎当代艺术这几年没有前些年那么热了，声音也没有那么强大了。

　　任戬：是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第一个阶段，注重表达，不商业;1989年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西方的影响进来了，接受的东西多了，也有了艺术品的概念，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词，叫“操作”，许多艺术家都是与理论家捆绑在一起，通过操作出来的;第三个阶段就是2000年以后了，呈现出非常复杂、浮躁的局面。

　　中国的当代艺术已与世界同步

　　记者：似乎中国的当代艺术在世界上的声音还不算小?

　　任戬：中国在艺术上可能发出自己声音的，就是当代艺术了，服装不行，建筑也不行。但当代艺术几乎与世界同步了，像我们现在看西方的当代艺术新作，能够理解，甚至有超越的冲动。像徐冰的《天书》《地书》系列，已经站在世界前列了。

　　记者：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任戬：服装和建筑，本来是对人类生活的改变起作用最大的艺术。但我们现在在这两个方面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是跟在人家后面走。电影由于产业链较长，受的限制多，目前我们也没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当代艺术就不同了，艺术家可以自己解决表达问题，一个国家的国力可能会衰落，但艺术却可以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