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 不世出的天才曹禺(图)

七十多年过去了，时代仍未追上曹禺的天才

曹禺逝世十周年时，万方独自去扫墓

     9月24日是中国现代话剧之父、著名剧作家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整个九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纪念演出遍地铺开。演出的纪念剧目包括《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这些都是曹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此后，曹禺的创作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再也没能写出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一个剧作家自身的悲剧比他笔下的悲剧更令人惋惜，因为时代，也因为性格的孱弱。

    “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

    “父亲晚年很少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曹禺的女儿、作家万方说。

    在万方的笔下，父亲一直没有快活过，他痛苦地挣扎，总觉得自己还能写出大作，挣扎的结果还是写不出东西。他创作生涯的前10年，从23岁到33岁，写了7部传世大戏，而人生的后47年，只写了两部半：《明朗的天》《王昭君》，《胆剑篇》是与于是之、梅阡合写。在那凝固的空气里，身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曹禺谨小慎微地活着。人艺党委书记赵起扬安排梁秉堃和于是之作为曹的助手，进驻科学院，写一部以科学家为原型的戏。临行前赵起扬嘱咐两个年轻人说：“好好学习，戏出来后你们不署名。”他们都理解赵的苦心。体验了一年多生活，曹禺对写出的东西永远不满意，他斥责那些是“中学生水平”，拿起来就撕，最后一事无成。好不容易写出个比较满意的《胆剑篇》，许多刊物要求发表，平素好说话的曹禺一概婉言谢绝。直到著名剧作家、当时《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提出发表，他才同意，原来他对剧本视若拱璧，不舍得给无名刊物糟蹋。

    “《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现在已经没人提了。他后半生的创作远远无法与前半生相比。”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戏剧理论家吕效平说。

    事实上，曹禺生前对这一切有清楚的认识。梁秉堃曾经撰文记载了曹禺一段故事。1983年，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来华，在北京人艺执导他的名作《推销员之死》。曹禺请他到家里做客。吃饭时，曹禺拿出好友、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念给米勒听。黄永玉在信里说：

    “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贱了你……”曹禺让英若诚把这封信，当着他自己的面一句一字地翻译给了阿瑟·米勒听。

    在万方的记忆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的社会活动渐渐多起来，头衔也越来越多，日常生活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填满。有时上午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看着看着睡着了。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电话总是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他一接电话就清醒了，人也精神了，什么事都应承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有时一天有四个行程，日历本记得满满的：追悼会、法国议会代表团、送机场、英国大使馆，等等。

    每次活动回来，总是弄得十分疲倦，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对万方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呗！没法子！”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万方说：我是用社会活动来麻痹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道：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曹禺最后的日子里，前后在北京医院住了8年，在此期间他的灵魂深处，始终想着创作。他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人物的对话，有写出的诗，更多的是他想写的剧本提纲等。曹禺天天在写，写了很多开头，但也总是停在了开头。

    那段时间，他的枕头边上常常放着《托尔斯泰评传》之类的书。他看起来很是认真，很有兴致。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

（责任编辑：单晓冰）

    不世出的天才

    可以想象，“写不出来”对曹禺来说是何其痛苦。要知道，他写出天才之作《雷雨》的时候，年仅23岁，大学还没毕业。

    《雷雨》集人伦悲欢、悬疑秘辛、道德质询、阶级对抗于一体，基本上是个人见人爱的戏，所以甫一写出就获得各方好评，并且常青树般挺立中国舞台七十余年。“七十多年过去，中国的戏剧早就应该超越《雷雨》，可是没能超越。”吕效平说。

    郭沫若看后撰文，大赞《雷雨》是一篇难得的力作。评论家李健吾赞其为“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曹聚仁曾写道，《雷雨》的演出，使它与“各阶层小市民发生关联，从老妪到少女，都在替这群不幸的孩子流泪。而且，每一种戏曲，无论申曲、越剧或文明戏，都有了他们所扮演的《雷雨》”。茅盾后来也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赞。

    曹禺一夜成名。等到1936年《日出》发表时，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同年，曹禺受聘为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后担任教务主任，此时曹禺26岁。

    《雷雨》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是一部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郭沫若曾评价：这个戏表现了资产阶级家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

    但当时，曹禺的想法跟他们并不一样。1936年，他在《雷雨·序》中说：“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的问题。老实说，关于第一个，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个呢，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

    在关于《雷雨》的“序幕”和“尾声”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出曹禺的创作态度，他并非想要暴露所谓的“社会问题”。“序幕”和“尾声”的场景发生在十年之后的周公馆——一个下雪天，老人周朴园来到已变成教会医院的自己以前的家，探望分别住在楼上和楼下的两个疯女人——繁漪和侍萍。她们曾经是亲人，如今却如陌路；她们曾经是热情的女子、和善的母亲，如今却只能活在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这一切被一对姐弟俩偶尔地看见，并且他们还如听“古老的故事”一般听人们谈起了十年前的往事……

    但是，自从1936年5月《雷雨》在上海首次公演后，舞台上和文本上的《雷雨》就都失去了“序幕”和“尾声”。对于这样的掐头去尾，编排的导演说，因为舞台剧时间的限制，只能将其忍痛割舍；而文艺评论者则认为，这“实在是个累赘”，“影响了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广程度，并且带来一些思维上和艺术上的弱点”。

    其实，关于序幕和尾声的讨论可以追溯到1935年，当时《雷雨》在东京首演时，将“序幕”“尾声”删去，问到曹禺的意见，曹禺回信说：“我把《雷雨》做一篇诗看，一部故事读，用‘序幕’和‘尾声’把一件错综复杂的罪恶推到时间上非常辽远的处所。”在曹禺看来，他是非常看重序幕和尾声的诗化作用的。

    但当时，左派的理论家对曹禺的评价并不高。比如田汉就曾称其对鲁大海的塑造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辱骂和污蔑”。周扬在1937年写的评论也批评《日出》“没有写出帝国主义来”。这些批评在日后显现出作用。

    晚年想写孙悟空

     1949年，不惑之年的曹禺本应迎来创作高峰。这时候，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是需要改造的。

     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艺报》第3期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了否定和批判。与1935年辩解《雷雨》“不是社会问题剧”的时候相比，曹禺此时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自己批判《雷雨》是“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事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

    曹禺开始动手修改旧作。1951年，开明书店邀他出版剧作选集，他借此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做了修改。修改后的《雷雨》，原本忍辱负重的侍萍有了斗争精神，见到周朴园就大骂“杀人不偿命的强盗”。周萍完全成了一个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鲁大海则被改写成一个勇敢有觉悟的工人罢工领导者。人物的“阶级本性”更加突出了。

    曹禺的修改基本是按照周扬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雷雨〉和〈日出〉》来修改的。这次主动修改并没有获得好评。到了195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禺剧本选》时，曹禺又恢复了三部作品的原貌。

    “文革”期间，曹禺被彻底踩到脚下，从风光的剧作大师变成北京人艺的看门人。早几年，除了必须被关牛棚，扫大街，小孩子还用石头砸他。他就吃安眠药，想忘了这些，昏睡。他也想过死，但做不到。“文革”时搞部队编制，“历史清白”的梁秉堃当了班长，曹禺是班员，他管梁叫“老班长”。写交代材料时，他不会给自己扣帽子，总过不了关。梁秉堃帮他写，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关总算过了，曹禺回家难受得打自己的嘴巴。

    万方说：“我爸爸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万方觉得父亲是真心相信那些规则。1949年的开国大典，他居然是锣鼓秧歌队的一名指挥，可见他对新社会充满了热忱。“文革”前，他意识到即使困惑，也应该试着调整自己去适应社会。他曾经接到过任务，让他写售货员，他跑到一个小店去给人家打酱油卖醋，体验生活，但他对这些力不从心的。领导还要让他写抗洪，无果。当然和他同样接到任务的老舍最终完成了任务。

    晚年的曹禺想写一个主角是孙悟空的戏。孙悟空头戴金箍，紧箍咒一念你就无法说真话，而且最后孙悟空被招安，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原来的猴身。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曹禺自己的写照。但直到曹禺去世，这个戏都没能写成。

    明白时却已太晚

    《曹禺传》作者、曹禺研究会会长田本相认为，曹禺最丰富的“生活库存”，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和没落的封建家庭及知识分子的生活。在改完《家》之后，曹禺似乎对他得心应手的这些题材已经挖掘殆尽了。另一方面，一开始就写出《雷雨》这样的作品，使他要再度超越自己变得很困难。

    在吕效平看来，曹禺创作的枯竭主要是环境不自由造成的。“你想表达的都是要不得的，是这个时代和人民不需要，要遭到唾弃，你的思想，你的情感都需要改造。”

    有人认为“曹禺现象”的背后既有时代的扭曲，也暴露了曹禺性格孱弱的一面。文革后，曹禺被荣誉、社会活动淹没了。这种生活既让他痛苦，可是他又被吸引。万方说，“如果他真的可以开始写一个大东西并以他的水平来完成，他可能就会有力气来推开这种生活，但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他的存在又必须有价值，其他的事情就只好来充当这些价值，但那又不是他最初想要的。”

    曹禺住院期间，巴金对他说：“家宝，你心里是有宝贝的，你应该把你心里的宝贝掏出来。”但经过了那么多“运动”，曹禺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他曾对田本相说，自己犹如“王佐断臂”，“明白了，但精神也已经残废了”。

    因为曹禺的原因，万方在1988年写过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前一段时间又把它找出来重新输入到电脑里。万方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有过了不起的创作，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革”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文革”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或许有一天这出戏上演了，那将是对曹禺的另一种纪念。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