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延安 "说什么也不能呆在这里等着日本人炸"

中央印刷厂工人在印刷《解放日报》。

沈鸿由上海带到延安的铣床。

沈鸿在晚年依然热衷摆弄机械。

延安时期的沈鸿(左)被评为模范工程师。

（责任编辑：单晓冰）

陕甘宁机器厂，工人们斗志昂扬。

沈鸿在武汉写给“利用锁厂”股东的信，申明迁往延安之意。

    苏州河之夜黑得让人发毛。

    成群的日军飞机最后一次轰炸结束后，如血的残阳沉入地平线。人们在惊恐中，或在窗户上挂上厚厚的窗帘，或干脆熄灯而坐，只怕成为日军飞机夜里轰炸的目标，只有远处可见忽明忽暗，星星点点的渔火。

    水面刮起清凉的风，白天被炸毁的船的碎屑顺风漂流过来。利用锁厂的股东兼经理沈鸿坐在船上，心里忐忑不安。环顾周围，一些载有内迁大公司机器的大木船已准备就绪，他们这只小船悄悄跟在其后。

    午夜过后，前方传来划水的声音，打破了夜的静寂。船队浩浩荡荡向前进发了。

    沈鸿记住了这个日子：1937年8月26日。他不知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到大上海。

    轰炸之后

    一架架印着日本旗的轰炸机，呼啸着掠过黄浦江上空，投下雨点般的炸弹后，消失了。1937年8月14日，经受了一整天炮火炙烤的上海，沉入黑夜。

    夜静得令人不安。位于虹口区胡家桥嘉德里8号的一处小院里，响起阵阵钢铁相碰的叮当声。这儿是一家名为“利用锁厂”的小工厂，声音从已半坍塌的厂房中传出。

     30多名满身油污的工人，正在抡锤敲钎地拆卸机床。每拆下一部分就立即猫腰抱起，搬到院中按组码放整齐。临近午夜时分，各式各样的零件摆满整个院子。一个穿着长衫、身材瘦小的年轻人，乘着幽暗的月色，对每组零件一一清点记录。记完最末一组后，他一屁股坐到地上，呆呆地望着面前这片泛着冷光的铁疙瘩。几天后，他将和它们一起踏上九死一生的旅程。

    他叫沈鸿，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县(今浙江省海宁市)人。

     13岁那年，沈鸿只身离开老家到上海滩闯荡。只上过4年半小学的他，从布店学徒干起，一边打工、一边自学机械技术，25岁时终于与朋友们合伙办起这家锁厂。6年来，厂子规模慢慢扩大，产品不仅在上海市场站稳脚跟，还远销到香港和南洋。

    这些冷冰冰的机器零件，对于沈鸿来说是人生的全部寄托。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随即向上海发起了全面进攻，工厂最为集中的闸北、虹口、杨树浦等地最先陷入火海。上海工商业界领袖之一、实业家胡厥文的长城砖瓦厂首当其冲，被炸得荡然无存；其在嘉定的合作五金厂的领班，也在搬运机器时中弹身亡。更为悲惨的是申新纺织厂，开工时突遭轰炸，酿成数百工人悉数遇难的惨案。

    位于虹口的“利用锁厂”，很快面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境地。14日上午，沈鸿和其他几位股东，冒着枪林弹雨齐聚虹口嘉德里8号院的厂房中，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工厂求生之策。

    话没说上两句，头顶上响起阵阵飞机怪叫。股东们连忙伏在地上，一枚枚炸弹顷刻落下，厂房的后山墙轰然倒塌，强劲的气浪喷进来，撞得钢筋铁骨的机器都嗡嗡作响。直到听不到飞机的声音了，股东们这才战战兢兢地从已埋住身体的灰土中爬起来。透过颓圮的后山墙，可以看见原来常去的那家商场，如今只剩一堆焦黑的瓦砾……

（责任编辑：单晓冰）

    形势危急，刻不容缓。机器留在厂房中，后果不外乎两种：一被侵略者炸毁，二被其利用。因此，沈鸿提议马上拆卸机器，零件封装保存，迁入内地。

    沈鸿的意见为大部分股东所接受。最终，他们决定让沈鸿带上10套可相互配合的工作母机(即生产机器的机器)零件，迁入内地建分厂，生产机械零件支援抗战；剩下的则分装深埋，以待战事过后重整旗鼓。

    此前的7月30日，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工商业界德高望重的胡厥文，便召集同行专门讨论内迁问题。当时的上海工商业界，有人贪恋十里洋场的繁华，有人不愿放弃经营多年的市场，更有人担心路途凶险、损失太大，因此面对内迁各执一词。胡厥文拍案而起，当即表示，自己将不惜任何代价把所办工厂迁往内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大鑫钢铁厂的余名钰、上海机器厂的颜耀秋、新中工程公司的支秉渊、中华铁工厂的王佐才等企业家，也毅然决然投了赞成票。

    紧接着，胡厥文与颜耀秋一起代表上海机器同业公会，上书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鉴于国难严重，自愿将各厂机器迁移内地，以应军事制造之需”。

    各界人士关于工厂内迁的呼吁一浪高过一浪，加之日寇狼子野心日益嚣张，8月10日，国民政府终于责令资源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共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简称“监督委员会”，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负责对内迁工厂提供经费、安排路线。

    这些信息，沈鸿刚刚从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得到。然而据说申请的有效期限已所剩无几。不容多想了，沈鸿决定马上去找委员会提出申请，其他人负责找来工人即刻拆卸机器。

    飞机轰炸一直没有间断。沈鸿这边仅凭着工业公会提供的线索，一点点朝着监督委员会所在的卢湾区找过去，两地相隔10公里左右，危险、困难可想而知；而大本营里，从厂房中抢拆机器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1937年的《工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这样写道：

    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各厂职员拼着死命去抢拆他们所宝贵的机器。敌机来了，伏在地下躲一躲，又爬起来拆，拆完就马上扛走。当看见前面那位伙伴被炸死了，大声喊声“嗳唷”，洒着眼泪把死尸抬过一边，咬着牙筋仍旧向前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白天不能工作了，只好夜间开工。在那巨大的厂房里，暗淡的灯光常笼罩着许多黑影在那里攒动，只闻锤凿轰轰的声响，打破了死夜的沉寂。这是一幅由血泪交织而成的“工业动员图”。

    直到黄昏时分，当沈鸿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时，日军的飞机刚刚结束轰炸返航，而工厂的机器仍未拆完。

    望着沈鸿低落的神情，股东们已经猜出了申请的结果。

    “监督委员会”成立伊始，内迁工作千头万绪，然而兵荒马乱之际，政府无暇为其设立专门的办公地点，无奈林继庸一干人等，只得租下位于马浪路(今马当路)的一家舞厅暂且栖身。

    沈鸿奔波了4个多小时，才在卢湾区找到了这家舞厅。纷飞战火的威胁下，人们早已没有了歌舞升平的兴致，如今这里往来穿梭的都是神色慌张、手拿表格的工厂老板。沈鸿也是一脸焦急，边拍着身上的灰尘，边朝人流涌出的地方挤了过去。找了几个来回，终于撞进了主任办公室。

    宽大而凌乱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人，左脚被从房梁上垂下的粗绳套高高吊起，脚板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此人正是“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继庸。连日来为了工厂内迁事宜，他奔走于南市、闸北之间，左脚受伤中毒。医生嘱咐他说，必须要把伤脚挂起不可放下，“否则恐成残废，须割去一足”。

    “我要内迁！”沈鸿开门见山说起来意。林继庸则高悬左脚，一边听一边忙着处理桌上成堆的文件，头也来不及抬，末了轻描淡写地甩了一句：“经费有限，工厂规模过小的，不在政府扶持内迁之列。”

    内迁经费捉襟见肘这是实情。国民政府一开始只同意下拨15万元。林继庸等人凭借“老关系”从资源委员会处拨借了56万元，这才解了内迁资金匮乏的燃眉之急。因此“监督委员会”只得选择一些关系重大的命脉企业提供扶持，而像沈鸿的“利用锁厂”等一批中小企业只能自费相随。

    “凑钱，我们自费内迁！说什么也不能呆在这里等着日本人炸！”沈鸿向股东们讲完申请的遭遇后，咬紧牙关说道。

    事已至此，容不得退缩了。其他股东赶紧分头去凑内迁的盘缠，留下熟悉机器零件的沈鸿在工厂指挥装卸。

    入夜，此时拆机器如果没有充足的光源，恐怕拆到天亮也完不成；然而，如果点亮灯火，敌机一旦夜间偷袭，势必成为活靶子。“来不及多想了，点灯！”沈鸿一声号令。从来三思而后行的他，这次不得不来赌一把。

（责任编辑：单晓冰）

    壮别苏州河

    沈鸿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这样的生死赌博一次又一次摆在了自己面前。

    首先就是迁移路线的选择。如果跟着大部队走，目标过大，必将遭遇日军的阻击，自己租来的运输工具肯定比不了那些大企业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就当了“炮灰”；自行内迁，万一大部队根据时局临时调整了目的地的话，自己即使安全迁到其他地方，也办不了开工手续，建厂参加抗战的初衷可能成为泡影。

    为了抗日，沈鸿选择了前者：跟上大部队走。

    大部队初步的路线已在8月11日，即沈鸿找到林继庸的前3天定下。那天，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监督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根据上海民营工厂分布状况，委员会决定：先将机器、材料拆迁至武昌徐家棚集中，然后分别西上宜昌、重庆，北上西安、咸阳，南下岳阳、长沙。上海南头一带的工厂，集中在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现在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者，则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水陆起运。

    仅仅两天后，“八一三”事变爆发，长江下游镇江以下江面已经封锁。“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继庸向民国政府报告说：“现长江不通航，车运在商洽中，或用船拖至杭州转赣、湘、鄂，能救多少是多少。”但是，随着车运商洽的失败，火车又被军队征用，陆路运输已然无望，上海与外界的交通唯剩水路一条。

    至此，包括获得扶持以及自费相随的在内，一共148家企业，只得听天由命，从水路踏上凶险的内迁征程。

     70多年前的这场血雨腥风中的民族工业大迁徙是何等悲壮，今人并未全然忘记。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教授。他的讲述，为记者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沈鸿等人当年经历的诸多惊心动魄的险情仿佛浮现眼前。

     8月22日，上海顺昌机器厂开始装船起运，为整个内迁队伍之先锋。25日，上海机器厂的5艘内迁船也载着70余名员工，50余部机床及一批原料出发了。

    同样是25日，利用锁厂租来的两条木船，也在苏州河畔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靠岸了。早已等在工厂、心急如焚的沈鸿，恨不得即刻整装出发。

    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密织如网。沈鸿只得再次赌一把，期待天黑后能有片刻的间隙。

    跟着沈鸿内迁的工人有陈孝良、曹金木、宋定良、沈保全、姜载愉、吴璜、四富，最大的才18岁，最小的只有16岁，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

    突然，学徒时的好友黄文钦急匆匆推门而入，身后跟着他的儿子——18岁的黄海霖。

    “阿鸿，让海霖跟你一起去吧。他最佩服你，你以后好好教教他。”黄文钦握住沈鸿的手嘱托。

    沈鸿一时不知该拒绝还是接受。“路上危险得很。”他望着父子俩说。

    “我知道，但是如今这么乱、家里这么穷，就算留在上海，我也不能照顾好他。”做父亲的说完，抬起衣袖搌搌眼泪。腼腆的黄海霖低头不语。

    “如果天黑前轰炸停了，我们一起去留个影吧。”沈鸿抚摸着黄海霖的头说。

    黄昏时分轰炸果真停了。沈鸿和工人们每人照了一张大头照，权当留给上海利用锁厂的一份纪念。随后，雇车连人带满满5大箱机器零件，悄悄运至苏州河。

     73年后，记者在海宁史志办见到了这9张已泛黄的珍贵留影。它们本由“利用锁厂”股东张念椿珍藏。张念椿去世前把照片交到女儿张小萍手上，反复嘱咐要妥善保存。如今，张小萍女士将它们完好无损地献给了海宁市史志办，以备筹建沈鸿纪念馆之用。

（责任编辑：单晓冰）

    水道行路难

    待所有零件全部装船、沈鸿一行9人也都到位时，夜已深沉。

    午夜后过不多久，前方的船动了，沈鸿他们赶紧跟上，各家船连在一起，悄悄向前进发。

    一夜无事。

    黎明降临。天亮了意味着危险也随之而来。

    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内迁队伍中的船上都盖了树枝、茅草一类的简单伪装，船的四周还要装上钢板来防御流弹和弹片。沈鸿他们钱紧，船身的钢板换成了相对简陋的铁皮。

    船与船之间，保持着不低于250米左右的距离。

    轰炸最终还是到来了。

    中国标准笔厂的吴羮梅曾这样描述：“我们将拆下的机件，装上木船，在船外以树枝茅草伪饰，掩蔽船内物资。各船沿苏州河前行，途中遇到敌机空袭，就停避在芦苇丛中，空袭过去再继续前行。”

    记者从当时的《西南实业通讯》查到这样的记载：“在苏州河那段艰苦情形，至今谈来没有不被人钦叹的，天上有敌机的追袭，地上又得想尽办法领护照通过防线，尤以敌机的追炸与扫射，使得迁移工作寸步难行，时时刻刻如过火炮山。”

    不幸中的万幸，沈鸿他们的木船没有中弹，但被弹片和其他中弹船体的碎片划出道道裂缝，还有几次险些被炸弹激起的水波掀翻。

    几天昼伏夜出，沈鸿他们到达了第一站——苏州。在这里，机器被装上小火轮托运至镇江，然后再转轮船一路驶往武汉。

    实业家颜耀秋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我们在苏州、镇江两处都设有运输站，与当地军运及政府取得密切联系，并与上海时通情报。那时因江阴已被封锁，铁路又侧重军运，我们只有循苏州河一条路运至苏州，或取道南市由松江转苏州。初次尝试成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中国建设工程公司、慎昌铁工厂、康元制罐厂、中华铁工厂、丰益搪瓷厂等的物资都相继采用这种办法急遽运出。”

    事实上，从沈鸿他们走后开始，一直都有工厂依照同样的办法陆续出发。

     8月27日，有21艘木船载着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顺昌机器厂及上海机器厂的机器、设备和物资，连同各厂员工、家属160余人，踏上内迁征途。

     8月30日，大鑫钢铁厂等更多的内迁工厂纷纷启航出发。

    林继庸本来对水运能否成功还缺少把握，而这些内迁工厂的成功使其下定了决心。他说：“取道水运，几经考虑乃决定，此后当源源由此道而行，虽稍缓，但较安稳。其他捷径每有欲速不达之感。”

    内迁进程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9月。

     9月中旬，国民党空军失去了在上海的制空权，日军轰炸机往来一马平川，轰炸更加肆无忌惮。

     10月底，上海闸北一带被日军攻占，苏州河暴露在日军的枪炮之下。不得已，当时的内迁船队只好改经黄浦江绕道松江转往苏州至镇江再往武汉。不久，杭州湾又遭攻陷，松江告急，因此内迁船队又改由黄浦江租装外轮，先运抵南通，再驳装木船至镇江，最后逆水而上到达武汉。

    一场空欢喜

    历尽千辛万苦，沈鸿等人于9月中下旬随大部队抵达武汉。武汉是当时内迁的主要目的地，上海只有121家民营工厂、总计1500余技术工人和5000多吨物资最终到了这里，其余的尽皆葬身途中。

    庆幸虎口余生的同时，沈鸿急着联系政府相关部门，要求立即在当地开工。然而，令他以及所有内迁人员万万没想到的是，国民政府没与当地协调好，提供不出足够可建厂的地方。雪上加霜的是，湖北省政府竟表示在汉所有工厂一律不得减免产销税。

    林继庸找有关部门交涉也是无济于事。多数工厂因此无法在武汉立足，沈鸿他们更是如此。冒着枪林弹雨跋涉至此，却原来只是空欢喜一场。

    正当工厂老板们手足无措之时，正在汉口养病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得知了这一情况。正欲发展当地工业的他，向民营资本家们抛出橄榄枝，又以“凡迁川工厂厂地印契准免收附加税”为优惠条件。

    最终迫使工厂再次大规模内迁四川的，还有日益恶化的战局。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唇亡齿寒，武汉形势亦愈加堪忧。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委员会以武汉有沦陷之虞，正式通知各厂再次启程迁移。

    “被困武汉的这段时间，是他人生的低谷，也是他走向高峰的转折点。”沈鸿的儿子吴英这样向记者介绍道。

    “当时在武汉的所见所闻，令父亲大失所望。”吴英说，当时身在武汉的众多国民政府官员、当地商贾各色人等，都急着乘船溯江入川避难。在这种情况下，内迁工厂老板们要想尽快得到船只，就得不停地向当地黑白两道的势力行贿。

    难道为了支持抗战的内迁，就这样变成了狼狈的溃逃？沈鸿看在眼里，痛彻心扉。他没有足够的钱继续西行，也不愿再这样一味地随大队人马奔逃下去，滞留武汉，一筹莫展。

    沈鸿在武汉郊外找了一处便宜的房子租下。工人们看管机器，他则每天都要跑到武汉政府游说，希望能得到批准免税开工以支援抗战。然而，此时的武汉政府官员心思都在继续内迁以自保，即使沈鸿苦口婆心，又有谁会理会呢？

    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沈鸿似乎连再赌一把的机会也没有了。

（责任编辑：单晓冰）

    他乡遇故交

    一扇通向光明的大门正悄然朝忧闷之中的沈鸿打开。

    此时，身为《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范长江来到武汉，发表演讲、论说局势。

     1937年2月，范长江曾到达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在武汉的演讲中，范长江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身临其境地描述了延安的生活。

    宝塔山下的军民们自力更生的斗志昂扬与乐观积极，深深感染了骑虎难下的沈鸿。他托人找来一本旧的《西行漫记》，开始主动地了解延安。

    一天，沈鸿在三联书店遇到了老乡陈振夏。他乡遇故知。陈振夏是沈鸿在“协泰新”布店当学徒时结识的。那时，他们都追求新知，碰到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沈鸿16岁时，利用代表吴经理外出开会的机会，参加了虹口公共租界梧州路、嘉兴路、沙泾路等商界组织的“六路商界联合会”活动。“六路商界联合会”是受1919年“五四”运动的推动而组织起来的，“协泰新”布店是联合会的常委。联合会会址设在一个小教堂里，白天教会搞活动，晚上联合会办夜校。

    在夜校，沈鸿、陈振夏哥俩又成了同窗。他们学习了英文和初中数、理、化，还第一次接触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然而，越来越动荡的局势，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沈鸿、陈振夏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四·一二”惨案等一系列事件。一个深深困扰着他们的问题，在脑海中逐渐清晰——在攸关国家兴亡、民族荣辱的关口，一个渴求知识的青年能够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沈鸿约陈振夏来到武汉郊外自己租住的屋里，两人促膝彻夜、相谈甚欢。

    “如今你准备去哪？就这样在武汉一直呆下去吗？”寒暄过后，陈振夏首先发问。

    “武汉政府不让开工，我们现在没事干，失业了，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沈鸿无奈地笑笑。

    “我这次来武汉只是暂时落脚，过一阵我要去延安。”陈振夏说道。

    再次听到延安这个名字，沈鸿心里竟生出一丝亲切。

    “你也去延安吧，到了那里你能为抗日出力。”陈振夏拍了拍沈鸿的肩膀。

    几天后，9月25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痛打日本侵略者的捷报传到武汉。国人无不欢呼雀跃。沈鸿开始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刮目相看。

    他怦然心动，当即给上海的股东写信，提出搬迁到西北去的愿望。沈鸿在信中陈述了武汉现状之令人失望——“至此人心依然只顾自己，一盘散沙。”剖明自己为国尽忠之决心——“以国家为第一之旨……生当斯世本无他冀，但愿无愧于己、无愧于国而已。”

    股东们很快回信表示赞成，并且委托沈鸿全权处理。

    这封决定性的信件，日后被原样誊抄，保留在了上海利用锁厂档案室里。

    假道西安

     10月份，沈鸿托陈振夏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打听，延安需不需要机器？

    陈振夏给八路军汉口办事处的李涛写信，并附上沈鸿写给他们的一封信。

    李涛接到信后，很快派人来找沈鸿。信使对沈鸿说：“沈先生愿意为八路军服务我们很欢迎。”

    双方约好时间，沈鸿过江来到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出迎，拉着沈鸿的手走进办公室。

    顾不上过多的寒暄，沈鸿就迫不及待地问道：“我想到延安去，只是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事情干？”

    钱之光听罢，爽朗地笑了起来：“打日本，还能没事干？就怕事情太多，你不睡觉也干不完哩！”

    沈鸿一听摩拳擦掌，“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别急别急，先谈谈你们有什么要求。”钱之光说着打开笔记本。

    沈鸿想了想说：“机器算是无偿借给八路军的，将来打跑了日本人再还给我就行。再有，我带去的工人要比照八路军的待遇，每月发给工钱。”

（责任编辑：单晓冰）

    “没问题！”钱之光满口应承，同时告诉沈鸿，延安的工业基础很薄弱，带来的机器必须得保证可以独立作业。当即，办事处与沈鸿签下协议书。后来，全国解放后，沈鸿带去的机器早已不能用了，按照机器的价值折合成八千块银元的人民币，还给了上海利用五金厂。

    定下协议后，钱之光找来具体负责的赖祖烈，同沈鸿商谈起迁移细节。赖祖烈对沈鸿言道：“现在国民政府的封锁很紧，你要先想方设法拿到迁移委员会准许你迁往西安的通行证，到了西安，我们才能进一步想办法去延安。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赖祖烈的话给沈鸿心里系上了一个疙瘩。沈鸿找到了此时同在武汉的内迁骨干胡厥文，向他购买了一台发动机，以便给自己带来的机器提供动力，使其能够独立作业。凭借对胡厥文的开明印象，沈鸿犹豫再三，还是对他讲出了自己投奔延安的计划。

    没想到胡厥文大为赞赏：“你选择的道路是对的，我年纪大了，大动作(指脱离国民党大部队)有困难。你年轻力壮，到了那边为抗日出力，大有作为！”

    胡厥文的话给沈鸿增加了信心和勇气。

    沈鸿找到驻扎武汉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申请办一张迁往西安的证件，只说要去西安经商，“西安有我汽车界的朋友，我要做汽车配件生意。”面对资源委员会的提问，沈鸿从容答对。而资源委员会的人认为“西安危险，日军有可能很快打过去。要可靠还是去重庆。”

    当时国民政府重新划定了由武汉再次内迁的目的地，包括重庆、湖南常德等5处。西安不在其列。资源委员会以此为由拒绝发给沈鸿证件。然而沈鸿锲而不舍，先后5次找到迁移委员会，力陈西安也是大后方、在那里发展汽车修配产业的重要性。

    看起来沈鸿决心已定。资源委员会同意发给他迁移证。他们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小企业主会连人带机器投奔共产党。

    凭借通行证，果然一路绿灯。

    在钱之光的帮助下，沈鸿把所有机器及其他物品总共十几吨货物，塞满5辆汽车运到武昌码头装上船，在国民政府的严密监控下，堂而皇之地运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随时准备装上火车一路运往西安。

    赖祖烈同沈鸿商量，留下两个工人押运机器，其余的人先行。二人还商量好了到了西安在何处落脚，准备如何应付当地的各色人等。

    随后，赖祖烈代表办事处向沈鸿一行提供了火车票、差旅费。带到武汉的8名工人中，只有一人表示不愿意去西北，沈鸿发给一笔遣散费，让他回老家去了。

     1938年1月，一行8人兵分两路向西安进发。沈鸿带着5位工人坐火车先到郑州。到达郑州后，一刻不敢耽搁，换乘陇海路直奔西安。

    斗智七贤庄

    有了钱之光的穿针引线，到达西安后，沈鸿很快就和当地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认识了办事处负责人伍云甫、熊天荆夫妇。

    出乎沈鸿意料，伍云甫告诉他，目前机器还没运到，他们一行还不能马上住进办事处所在的七贤庄，要设法在外面拖一段时间。

    远道而来的沈鸿，竟然吃了闭门羹，难道这将是由沪赴汉遭遇的重演吗？

    沈鸿脸上疑窦重重，看在眼里的伍云甫连忙低声向他说起根由。暂不住进七贤庄，是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生疑。

    原来办事处所在的七贤庄，八号是八路军的，七号是国民党的，四号又是八路军的。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对八路军办事处进行监视而故意隔开的，为了不出纰漏，任何行动都要倍加小心。沈鸿等一干陌生人如果突然出现，势必会引起特务的猜疑。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暗战在所难免。43年后，沈鸿在建党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回忆起了这段颇具戏剧性的智斗经历。

    为避开特务的耳目，沈鸿命黄海霖为每个工人都买了件崭新的棉大衣，打扮成随行跟包；他本人则西装革履，乔装成大老板。

    公文包里揣着国民政府准迁证的沈鸿，胸有成竹地住进了西京招待所。

    第二天，拿着准迁证，沈鸿顺利地见到了国民政府陕西省建设厅张厅长，并声称要到此投资办厂。

    张厅长一看是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推荐来的，自然十分重视，不仅亲自迎接，还陪同他到各地视察、选厂址。而沈鸿眼看着西安的土地，心里想象的却全是到了延安后的场景。

    刚到西安后的几天，沈鸿等人出行时，常会发现身后有人盯梢。想来是特务们正在试探。与张厅长接触后，沈鸿又在西安“考察”了五六天，身后的“尾巴”这才渐渐没了。也正是在此时，沈鸿得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密信，机器已经运到，他们可以住进七贤庄了。

（责任编辑：单晓冰）

    当夜，西装革履的沈大老板悄然消失在西京宾馆，所有人换上劳工衣衫，以雇工之名神不知鬼不觉潜入七贤庄。

    沈鸿几个人在七贤庄最后边一层院子里安顿下来。虽说住进来了，但吃饭之类的集体活动都不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在一起，以免言谈话语被特务监听。

    人在办事处住下了、机器也运到了，可什么时候向延安进发还是未知数。沈鸿整天闷在屋里焦急地打转。眼看已到了大年三十，忽然接到通知：“现在就走，年夜饭也不吃了，马上动身！”

    后来才知道，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凡是运进边区的物资都要受到严格检查。为了使这批机器万无一失地进边区，就只能趁着过年时国民党军队吃吃喝喝、值班站岗检查比较松懈的时候运出去。

     1938年1月30日，延安方面已派了5辆汽车到达西安，秘密停在国民党西安城封锁线外，静待沈鸿一行。

    两天后的除夕凌晨时分，沈鸿等人趁着月黑风高，将10台机床和新买的柴油发动机等物品装满5辆汽车，悄然离开西安。

    先出洛城，3日后到达甘泉。

    途中，一部车子装载的一台8英尺龙门刨床，一路颠簸把汽车的后桥压坏了，只好给延安打电话，又派了一部车来替换。

    一路曲折前行，沈鸿一行2月4日安全到达延安。

    是日，沈鸿向国民政府陕西省建设厅张厅长写了致谢信，说明已到陕甘宁边区建厂了，以后“如有赐教”，可由陕甘宁边区政府转交。

    机鸣宝塔山

    延安虽然偏远闭塞，却拥有自由的空气和昂扬的斗志。沈鸿感觉到，这里才真正是自己一展身手的天地。

    沈鸿一行带到延安的机械，除去10台车床、钻床、铣床、刨床等母机外，还包括电动机、发电机等9部设备，千分尺等47种194件工具，131支钻头和一些其他工具。虽说都是极其平常的机械工具，但对于几乎与世隔绝的延安来讲，弥足珍贵。

    当时延安只有一个小兵工厂，它和沈鸿带去的工人和设备合并起来，在延安城南柳树店建起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沈鸿带来的10台车床都是“母机”——制造机器的机器，此后延安生产的机器都是它们的“后代”。

    以这10部机器为基础，沈鸿等人开始制造出一些适合边区条件的、易于搬迁的新型“母机”，并用这些“母机”又制造出了各种机器，如印刷厂的油墨机、纸厂的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机、煤油厂的炼油设备等，还设计生产了延安第一台造币机。

    现代工业文明的星星火种，在宝塔山下渐成燎原之势。沈鸿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每天最少工作12个小时。没过多久，工厂规模扩大了，又考虑到柳树店离延安只有15里，可能受到日寇的轰炸，就转移到了安塞县名叫“茶坊”的山沟里，这就是后来远近驰名的“茶坊工厂”。

    沈鸿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机械厂(兵工厂)总工程师。

    粗略估计，8年时间里，沈鸿与工人们共同设计制造了生产军火的各种成套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石油、印刷、玻璃、肥皂等13家工厂提供了许多成套设备和重要部件。

    毛泽东曾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对沈鸿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10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沈先生亦来边区工作。从这时起，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1942年，沈鸿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军工局特等劳模。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了“无限忠诚”奖状，并称他为边区“工业之父”。5年后，沈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沈鸿为延安带来了现代工业的活力，延安也成为了培育他成长为一名出色工程师的沃土。新中国成立后，沈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第一台12000吨水压机的总设计师，还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大型工具书，为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晚年的沈鸿依旧耕读不辍，直至1998年逝世，享年93岁。在去世前一年，已是耄耋高龄的沈鸿，给海宁的父老乡亲写了封“五一节祝贺信”。老人引用了杜甫的诗句作为信的结尾。寥寥四句，浓缩了他一生追求光明、为国奉献的心迹：

    落日心犹壮，

    秋风病欲苏。

    古来存老马，

    不必取长途。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