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上将周士第 戎马一生建奇功文韬武略写春秋

    铁甲骑士逞英豪

 

 

时任防空军司令员的周士第

 

 

1925年6月,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参加省港工人罢工,游行支持五卅运动。

 

 

武汉粤侨联社赠予独立团的“铁军牌”

 

    110年前,一阵响亮的婴儿啼哭划破了海南琼海新昌村的宁静。谁也料想不到,这个名叫周士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文韬武略,戎马一生,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颗熠熠生辉的将星。

    在我国高级将领中,周士第创下好几个“第一”: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孙中山铁甲卫队的第一批成员,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指挥官。此后,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淞沪抗日、抢渡金沙江、直罗镇战役、东征山西、百团大战、太原战役、兰州战役……他所参加的战役,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

    文韬武略写春秋,戎马一生垂千史。在周士第诞辰11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重温这位海南之子的戎马春秋,在那些金戈铁马的故事中,延续对先辈永恒的怀念和景仰。

    1923年除夕,海南乐会县九曲江新昌村爆竹声声,家家户户沉浸在辞旧迎新、合家团聚的喜悦之中。然而,在这个欢乐的日子里,23岁的周士第却饱含满腔悲愤,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奔赴省会广州,走上了寻求革命真理的征途……

(责任编辑:单晓冰)

    离家报国

    “我父亲是世纪同龄人。”在周士第长子周坚饱含深情的回忆中,一个栩栩如生的周士第仿佛正向我们走来。

    丰饶的红色土地,奔腾的万泉河水,哺育了无数优秀儿女。1900年9月9日,周士第出生在现今琼海市中原镇新昌村一个普通家庭。他自幼天资聪颖,刻苦用功。14岁时,周士第考上了当时海南的最高学府———琼崖中学(今琼台师范专科学校)。仅读一年,他就因父亲去世而辍学,后在叔父的资助下才重返琼崖中学。这是一所具有反封建斗争传统的学校,琼剧、粤剧《搜书院》的故事就取材于此,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会员也曾在琼崖中学开展过革命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琼崖,七间中学代表召开大会,成立了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周士第被选为干事。他与学校领导人王文明、杨善集等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等学生运动,又与同学一起组织杂志巡回阅览社,利用暑假携带《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到各市镇宣传展出,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秋天,周士第中学毕业后,到乐会县第二高等小学执教。在学校里,他反对旧道德、旧礼教、宣传男女平等,被旧学董们和封建卫道者们斥为大逆不道。只教了一年书,周士第就被迫辞职回家。谁知祸不单行,此时一场伤寒传染病蔓延到新昌村。这一年里,他的母亲、叔叔和兄弟等5人都先后去世。首先得病的周士第,靠着一种用竹管熬制的土草药和坚强的意志才幸免于难。

    此时的海南岛,病疫丛生,满目萧条。“目睹满目凄凉的家园,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父亲,决心去闯一条新的人生之路。”周坚说。

    报考黄埔

    当时的广州,处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息。很快,周士第结识了祖籍琼山的海南革命领袖徐成章,参加了由他负责组织的中共外围组织琼崖评论社。

    1924年,国共合作创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徐成章由中国共产党派往黄埔军校当特别官佐,并发动琼崖评论社的成员报考军校。经过严格考试,周士第成为黄埔一期学员。当时,黄埔军校大门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周士第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站在对联底下,自己没有片刻的犹豫,就一脚踏进了黄埔校门。”作为保家卫国之士、杀敌平寇之丁的“兵”字,从此牢牢镌刻在周士第的思想中。

    4个月后,黄埔一期学员毕业。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与孙中山商议,决定以大元帅府名义组建一支革命武装———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徐成章被选调为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赵自选任见习教官,廖乾吾、曹汝谦分别任党代表、政治教官,5人一同负责铁甲车队的筹建工作。这支武装名义上是大元帅府属下的队伍,实际上是中共最早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曾拜访过周士第将军的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何如伟感叹:“作为大革命时期令帝国主义反动派闻风丧胆的一支铁军,铁甲车队的历史功勋永载史册,而铁甲车队5个组建者中就有两个海南人,他们是海南人民的骄傲!”

    “这个铁甲车队实际上是装甲列车,就像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那种在铁道上跑的装甲列车。”周坚喜欢用比喻,“铁甲车队的任务就是护卫铁道、保卫铁道、保持交通顺畅,就像是铁道上的警卫部队吧。”

    铁甲车队共有136人,分为三个排。队员多数是从广州、海南岛、东江及南洋华侨中抽调来的进步工人和青年学生。当时,铁甲车队装备十分先进,火车头加了铁甲,拖挂着四五辆铁甲车,有一辆顶端还装有旋转炮塔,炮塔上装有机关枪。在铁甲车队里,周士第既教队员射击、投掷、刺杀、利用地形地物、夜间行动等军事课,也给队员讲授国内外形势等政治课,受到队员们拥戴。

    铁甲车队成立一个月后,周士第经徐成章、廖乾吾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被提升为铁甲车队副队长。

    平定叛乱

    铁甲车队组建后,并没有如同人们按照十月革命那些画景所设想的,驾驶着铁甲车在城市和铁路线上驰骋,而是到了没有公路的农村。1924年12月初,中共广东区委应彭湃要求,派周士第率铁甲车队两个排往广宁县镇压反动地主,帮助开展农民运动。

    在向江家大炮楼发起围攻中,一个冒着烟的火药包嗖嗖飞来,落在周士第和彭湃身边。周士第飞起一脚将火药包踢到空中,炸药卷起的砂石尘土击打在他们身上,周士第却镇定自若指挥作战。最后铁甲车队借东风、用火攻,迫使那里的地主武装投降。这是铁甲车队成立后的第一次战斗,牛刀小试,却已威名远扬。此后,当地反动地主相继解除武装、对农民实行减租。

    1925年,军阀陈炯明趁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伺机叛乱。一场讨伐陈炯明的东征箭拔弩张,铁甲车队第三排奉命作为先锋部队参加东征,第一、第二排则留在广州,保卫广东革命政府。当时,铁甲车队驻地大沙头附近,还驻有一个航空局飞机掩护队。因原飞机掩护队队长与反对革命的滇桂军阀勾结,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各种力量将原队长调走,派周士第前去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经过改造,飞机掩护队又成了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

    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占据广州的杨西闵和刘震寰滇桂军。中共广东区委又向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发出指示———配合主力军作战。战斗开始后,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在徐成章、廖乾吾、周士第指挥下,迅速迂回敌人纵深,向敌人背后攻击,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作战。“在这次讨伐杨、刘过程中,铁甲车队与飞机掩护队还掩护了党政机关及苏联顾问团向广州珠江以南的河南撤退,后来又配合东征军回师讨伐杨、刘,对平定叛乱起到了很大作用。”对我军作战史亦有研究的海南日报社黄宏良先生如是评价。

    平定杨、刘之乱后,省港大罢工爆发。徐成章调往省港罢工委员会任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周士第调回铁甲车队当队长。为支援被陈炯明残部包围的沙鱼涌工人纠察队,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在深圳英勇抗击十倍之敌。这场战斗惨烈无比,铁甲车队三面受围,周士第身上七处负伤,仍身先士卒冲锋杀敌,终于带领部队冲出重围。

    在周恩来、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州曾掀起过一股向“以周士第为首的铁甲车队学习”的热潮。

(责任编辑:单晓冰)

    挥师北伐

    国民革命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陈延年和周恩来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自己掌握一支革命军队。在周恩来的筹划下,铁甲车队作为一支骨干力量编入叶挺独立团。周士第被任命为第一营营长,5个月后即升为独立团参谋长。1926年1月,叶挺独立团正式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同年5月,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独立团受命开赴湖南为北伐先锋。周士第率领第一营走在先锋的最前面,人称“北伐先锋的先锋”。

    8月22日,吴佩孚率精锐部队乘火车从北京兼程南下湖北,与北伐军决一死战。在叶挺、周士第指挥下,北伐军迅速切断了粤汉铁路,一举夺取汀泗桥,占领了咸宁城,阻止了吴佩孚大军南下的企图。这是独立团赢得北伐出师以来的重大胜利。此后,在武汉第二门户贺胜桥战役中,独立团三面受敌。周士第受命来到前沿阵地,抓住有利战机命令部队发起冲锋。冲锋号吹响,1000多名紧握雪亮刺刀的独立团战士冲入敌阵,杀声撼谷,敌人死伤无数。独立团乘胜占领贺胜桥,打通了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门坎。

    9月的武昌之战,周士第指挥的“奋勇队”事迹尤为可歌可泣。动员会上,他带头留下家书、衣物、余钱,表达了为国捐躯的决心。在他的带头下,队员个个争先,人人都写下家书,展示了“不成功便成仁”的英勇气概。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发起第三次总攻击。周士第指挥部队用架设云梯的办法,硬是在通湘门取得了突破,最终迫使武昌守敌停止抵抗,3万守军缴械投降。一时间,“古有抬棺出城,今有留书攻城”的壮举传遍武昌。

    在这次战斗中,周士第被任命为独立团代理团长。“叶挺离任升职以后,我父亲就是团长,后来他就带着这个团参加了南昌起义。”周坚说。     

    历经磨难返苏区

 

 

    周士第(左一)、贺龙、关向应在采林。1940年,周士第等指挥部队粉碎日军三次“大扫荡”,歼敌近万人,图为反“扫荡”后合影。

 

 

周士第等率一二○师挺进冀中到达河涧县,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

 

 

中央苏区红都—江西瑞金。

 

    1934年2月底,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仍拂不去重重的凉意,周士第的内心却无比温暖。当他将一份写着自己离“家”6年经历的书面材料呈给周恩来时,周恩来也掏出一封信给他。信是以贺昌和聂荣臻的名义写给他的。信中说,要他推动蔡廷锴到苏区来,若蔡不来,士第也要来。看到这封尚未发出的信,周士第的眼睛湿润了。原来“家”里人一直挂念着自己。

    为了这一天,他已等待得太久,太沉重。

(责任编辑:单晓冰)

    南昌起义

    当北伐战争进入高潮,国共分裂。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策划南昌起义,尔后南下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6年冬,独立团已改名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为团长。南昌起义前夕,周士第正率团驻扎江西九江。1927年8月1日凌晨,周士第接到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的电话,要他来师部一趟。此前,周士第听说李汉魂刚从第四军军长张发奎那儿出来,前不久张发奎刚从庐山参加反共会议归来。周士第立即召集团内党员骨干做好安排:万一自己回不来,党员们就带领部队去找党。来到师部后,李汉魂转达了张发奎的意图,希望他不要跟共产党走,当即遭到周士第厉声拒绝。

    突然,一阵来自南边的火车鸣笛响起。周士第知道,这是起义的信号!为了解决联络问题,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曾预先通知周士第:南昌起义开始,立刻发一列火车北上,第二十五师参加起义的部队先把辎重装上火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参加起义。周士第借故走出师部,攀上列车探听消息,正好遇见了原叶挺独立团营长许继滇。许继滇悄悄告诉他:“南昌起义了。你赶快回部队去。”周士第兴奋不已,立刻快马加鞭奔回团部。

    此时,上级党组织派来第二十五师主持起义的聂荣臻也已赶到。他们商定起义计划,决定利用部队午睡时机行动,以野外训练的名义把部队拉出驻地。当天午后1时,起义部队按计划行事。当他们顺利进抵德安车站北时,张发奎、李汉魂带卫队乘火车追来,遭到起义部队猛烈还击,张李二人不得不仓惶跳车狼狈而逃。其卫队缴械投降后,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也加入了起义军。

    第二天,聂荣臻、周士第率3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到达南昌。周恩来高兴地说:“你们的行动很成功,我们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第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起义部队被整编为第二师,周士第任师长,李硕勋任党代表。8月5日,第二师担任南昌起义部队后卫进发广东。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他们即将面对的,却是更加艰苦卓绝的战斗和等待。

    南洋治病

    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起义军边走边打,孤立无援。10月20日前后,部队转移到江西。军党委开会决定,由朱德带领部队,再派周士第、李硕勋分别去香港、上海找中共上级党组织,汇报部队当前处境,请示下一步行动计划。

    周士第和李硕勋先绕道九江,抵达上海后,李硕勋留在上海,周士第继续乘船去香港。两位患难与共的战友惜惜相别,他们不曾想到自此一别竟成永诀。1931年9月4日,李硕勋在周士第家乡海南岛英勇就义。

    “当时我父亲把联络办法、暗号都写在一块手绢上,然后用它擤鼻涕、吐痰,弄得特别恶心。在过好多封锁线的时候,碰上搜身,搜到这块脏手绢,人家就不细看了。”这些细节,周士第曾对长子周坚详细讲述过。

    1927年底,周士第抵达香港,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当时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聂荣臻此时也同李立三在一起。周士第汇报了起义军情况,并请示下步行动。周坚曾听父亲讲过一个李立三请吃饭的细节:他跟李立三说,“你请我抽的那盒“绿炮台”,一支烟够流落在大街上的两个伤病号一顿饭了;你请我这一顿饭,够一百个伤兵吃一顿饭。我吃不下去,那些人没吃没喝在香港街头流浪呢。”

    等待中共上级党组织指示期间,穷困潦倒的周士第不幸患上疟疾,身体忽冷忽热,只得流落在街头。一天,周士第偶遇徐成章,暂时借住他家。虽有栖身之地,却仍无钱治病。几天后,他遇到了海南同乡张云逸,向他借了50元钱,这才住进医院,却又没有钱治疗。周士第心中着急万分,病情反而日益加重。

    这时,同乡陈超鹏由南洋来港,听张云逸说起周士第生病住院的消息,赶紧到医院看望他。陈超鹏劝他去南洋,借助同乡友人的力量帮助治病。

    此时,广州起义宣告失败,许多同志流落香港街头无处吃住,不少人还被巡捕抓去。面对危险形势和病情,周士第听从了陈超鹏的劝告。1928年1月,他未向中共党组织请示就随陈超鹏去了南洋。

    “对于这段历史,父亲一直感到内疚。回到党组织怀抱后,他一直反省当时未经请示而出走南洋的错误。”周坚说。在《自传》中,周士第这样剖析自己:“主要是自己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南昌、广州起义失败后产生悲观情绪的表现。”

    国母营救

    尽管身在海外,周士第内心依旧心向革命。当他得知邓演达在组织反蒋的第三党时,立即启程回国。途经香港时,他遇到了聂荣臻。当时,聂荣臻已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周士第告诉他,我对党的现行路线是不同意的,但我决不反党,我要尽可能地帮助党。此话你如不信,以后看事实证明。

    1928年冬天,周士第到达上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黄埔革命同学会。1930年春天,周士第和徐光英、詹仲明等3人奉邓演达之命去陕西西安,在杨虎城的掩护下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陕西省省委。这时,周士第改名周平。

    “临委会”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注意,周士第不幸被捕入狱,而后又先后被送押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司令部军法司拘留所。

    11月30日早晨,周士第在狱中得到消息,邓演达已于昨晚在南京东外门被蒋介石秘密杀害,还有11个“临委会”成员行将枪决,其中一个就是自己。面对死亡,周士第毫不畏惧,内心已做好慷慨就义的准备,甚至连临刑前的口号都想好了。当天,狱吏来传周士第过堂。根据狱规,一提审过堂,就要枪毙。被押上大堂后,法官审问周士第关于“临委会”的种种情况、同杨虎城的关系等,周士第的回答,始终只有三个字:“不知道”。审问无果,法官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判:周士第犯有“危害民国罪”。随后,周士第仍被押回拘留所。

    此时,宋庆龄已获悉邓演达、周士第被捕的消息,急忙从上海赶到南京大闹蒋府,要求放人。当得知邓演达已遭暗杀时,宋庆龄气得破口大骂蒋介石。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斗争加剧,12月15日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12月下旬,宋庆龄趁机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释放“临委会”被拘留人员。

    当宋庆龄在上海得知被关押的“临委会”人员大都获释,惟周士第一人仍被关押在南京,大为愤怒。宋庆龄又再次到南京交涉,要求释放周士第。此时,被关押了半年之久的周士第才被释放出狱。海南大学王春煜教授评点说:“国母两度营救,可见周士第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份量和地位。”

(责任编辑:单晓冰)

    重返苏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1933年夏天,“临委会”派周士第去福建,帮助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当周士第得知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有意与红军接触后,立即自告奋勇当“红娘”。

    红军先后派了两名谈判代表去福建,一个是潘汉年,一个是张云逸。此时,蔡廷锴派周士第到第四十九师任团长,负责保卫福建的南大门漳州。周士第在与潘汉年、张云逸的接触中,除了向他们介绍十九路军的有关情况外,还汇报了自己的工作,表达游子思归的心愿。

    1934年1月,蒋介石军队向福建人民政府和第十九路军发动总攻。由于孤立无援,福建人民政府和第十九路军先后失福州、泉州,节节败退。在漳州,周士第接连击退了蒋介石军队多次进攻。他趁机劝说蔡廷锴、黄琪翔等去苏区。后来,为保存第十九路军最后一点种子,蔡廷锴同意将第十九路军余部归陈济棠收编。孰料,陈济棠不守信用,周士第也险遭杀害。

    12月底,周士第名义上被调任广州,实际上已被特务连长武装监控,伺机杀害。一路上,周士第和特务连长边走边拉近乎,并给他100元,打发他先去找宿营地。瞅准四周无人的空档,周士第突然扬鞭策马,直奔西北江西瑞金苏区方向而去。他冒险连闯三道封锁线,凭着身上的这套军官服装和一句“有紧急公事”的命令,终于闯关成功。

    1934年2月,经过5年多的漂泊流浪,周士第终于回到了党温暖的怀抱。周恩来对他说:“贺昌和聂荣臻信虽未发出,但你所做所为的实际行动,同信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是符合中央意图的,你回来了就好。”

    来到瑞金不久,周士第就被组织分配到红军大学训练部当军事教员。这年9月,红一方面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机关准备长征。“红大”改编为上级干部队,周士第被任命为上干队指挥科科长,开始了荡气回肠、惨烈悲壮的长征之路。1935年10月,周士第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夙愿。但是,在后来中央军委审定的悼词中,周士第的入党时间是从1924年第一次入党时间延续计算的。    

    漫漫长征战无数

 

 

时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二队队长的周士第

 

 

    过草地时,红军总政治部派周士第负责教育俘虏工作,使其绝大多数参加红军。图为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地。

 

 

红军当年北上时走过的白龙江栈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娄山关、金沙江、夹金山、打鼓山、大草地……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都留下周士第和“上干队”的足印。在革命的前进路上,他愈战愈勇,心愈战愈坚。

    一张张风尘仆仆的脸上,绽放着热烈而幸福的光芒。将士们用力地相互拥抱,用长满老茧的手使劲拍打着对方,笑声和泪水此时已融在一起。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的红军到达陕甘苏区保安县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年多时间里,周士第见证了这场20世纪以来中国军事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战略转移行动,在闪烁着革命理想光芒的远征中,谱写了动人的英雄传奇。

(责任编辑:单晓冰)

    扼守娄山关

    红军长征伊始,蒋介石就动用了10个军、约计40万人的兵力追堵拦截。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贵州遵义,蒋介石又调集大量兵力进逼。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北上。为了摆脱敌军侧击,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中央红军主力军继续向遵义开进。当时,上级干部队奉命留守在桐梓以西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里,等待红九军团罗炳辉的部队来接防后,再到遵义归队。

    由于罗炳辉部队受袭,敌人占领了桐梓,正向上干队所在地追来。当时,上干队指挥科隐蔽在公路东边山上,等敌人接近时进行围击,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退敌后,上干队迅速向娄山关挺进。娄山关海拔1576米,为黔北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险恶。为了保证红军主力攻占遵义,上干队队长肖劲光同指挥科科长周士第等商量,拼死扼守娄山关。在阻击战中,周士第指挥指挥科4个班沉着应战,扼守山脚为第一线阵地,与第二线、第三线相互配合,打退了黔敌的猖狂进攻。

    交接防务后,上干队立即向遵义前进。到达遵义后,周恩来和干部团的领导接见了上干队全体人员,赞扬娄山关这一仗打得好,保卫了遵义城,保卫了党中央。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说,遵义之战后,中央红军于5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灭敌两个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抢渡金沙江

    1935年3月6日,中央红军从遵义西进,意欲抢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进入川南。

    当晚,肖劲光带领上干队和一个工兵连、一个步兵连,秘密离开遵义,直奔仁怀。是夜,下雨路滑,周士第的脚扎进了一根很长的尖刺。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当时周士第不让点火察看,硬是咬着牙,滴着血,强忍巨痛一拐一瘸地向前赶路。拂晓之前,上干队终于赶到仁怀,向城内猛烈开火。城内敌军突遭强袭,顿时惊惶失措,纷纷逃出仁怀城。

    60年后,莫文骅中将在《怀周士第将军》一诗中,描述娄山关之战感人一幕:“万里长征无佳履,啃草充饥御雪雨。夜行脚跛晓冲锋,山寨孤城即夺取。昔率一师今一排,勇猛挥戈人嘉誉。寤寐常怀战友功,面对波涛触心绪!”

    4月29日,中革军委命令部队迅速渡过金沙江,甩掉敌人。5月4日,中路先遣队老干部团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行至四川通安镇时,却被敌人挡住了进路。通安镇地方不大,却居高临下,地形险要。周士第率指挥科4个班,在险陡的山坡上绕到敌人侧翼,巧击退敌。入夜时分,红军成功占领了通安镇。上干队又随干部团主力一起追击敌人,共俘敌200多人。5月9日,中央红军在皎平渡口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这一胜利,有力地巩固了皎平渡口,保障了中央红军主力。”王春煜评价。

    翻越打鼓山

    红军长征途中,曾几次翻越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梦笔山、亚克纳山、打鼓山……打鼓山,是这些雪山中最高的一座,上下山共50多公里,山上人烟罕至。

    “此时,红军长征快一年了,缺衣少食,将士们一个个都已疲惫不堪。”与周家非常熟稔的海南日报社黄宏良先生多次听周家人讲过长征的故事。越过3200公尺雪线后,将士们准备歇足气力再一口气翻越4500米的山巅,这时大家坐下来望着高高的山峰直喘气。

    环境越艰苦,越需要乐观精神。这时,周士第在黄埔一期的老同学———干部团团长陈庚,提议周士第用广东话给大伙唱支歌。周士第大大方方地放开嗓门,唱了两句,自己就开怀大笑起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人吃干粮,有人一把一把地吞雪解渴。干部团参谋长毕士梯把珍藏在笔记本中的一小包糖精拿出来,往每个人的口杯里放了一点点。肖劲光大声喊道:“来来来,吃冰淇淋了!”

    周士第尝了一口拌糖精的雪粉,故作陶醉状说:“我这杯,比南京路冠生园的还美哩!”陈庚也啧啧赞道:“我的更美,是安乐园的哩!”他们把干粮当饼干,把雪粉当冰淇淋,又说又笑,浑身的疲乏一冲而散。吃罢“冰淇淋”又向着雪山顶上爬去。

    后来,周士第专门写《吃冰淇淋》一文,追忆当年的情景。黄宏良说,此文将革命者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和蔑视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

    跨越大草原

    1935年7月21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肖劲光调任红三军团参谋长,上干队队长由周士第接任。此时,胡宗南部队已占领了松潘,准备向毛儿盖移动。上干队奉命前进到毛儿盖寺以北的库孔沟口警戒迎战,周士第亲自去火角口上指挥,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敌人一个加强连全部消灭了。

    由于红军无法按原计划经松潘进入甘南,只得改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大草地北上。8月21日,上干队随红军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开进。路上,要经过一片茫茫大草地。黄宏良描绘:“这片大草地约2万平方公里,气候极其恶劣,忽而风雨冰雹,忽而浓雾弥漫。最可怕的是,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的地表面十分松软,人和骡马一不小心就会身陷泥潭。”

    当时每人带15天的粮食、7天的柴火,牲口带7天的饲料……周士第在文章中回忆: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只见天接连草,草接连天,风来草偃,雨过草伸。“大家集体来创作!”周士第出了个点子。于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就凑成了一首诗:“红军是‘铁’腿,又加上‘铁背’,谁敢来拦阻,给他一铁锤。”念着念着,大家心里顿时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队伍又继续向前进。

    红军经过7天7夜艰苦卓绝的行军,终于穿越了茫茫大草地,再一次创造了奇迹。然而,约有1万多名红军将士长眠于大草地,其中仅营级以上干部就有40多人。

    与死神擦肩而过

    长征途中,常常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凭着超人的毅力,周士第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9月上旬,上干队进入甘肃、四川交界嘉陵江的上游铁布沟,也叫白龙江。白龙江山谷狭窄,河水湍急,人和马只能靠修建在山腰半空中的栈道通行。由于栈道年久失修,周士第拦住大家,自己先打头阵去探路。

    正当他拉着骡子小心翼翼地在栈道上行走时,忽然听到有人喊道:“队长,你的骡子跌下去了。”正当周士第低头察看骡子时,身体突然向左一歪,整个人便失去平衡,瞬间跌进了滚滚江水。

    “落入白龙江,十去九不回。大家顿时悲泪纷飞,都以为周士第不可能生还了。”黄宏良说。谁也没想到,他在江水里翻滚了几里路,竟然又爬上岸,追上了部队,笑盈盈地回到战友们面前。原来,在家乡琼海九曲江练就的好水性,让他再一次死里逃生。

    落入冰窑一样刺骨的江水后,周士第一只手夹着大衣和雨伴,仅用另一只手与恶流博斗。惊涛骇浪一次次将他托起,又一次次打下。他当时并不惊慌,边游还边在想,以后如果发现反动民团,就钻入水中向前潜泳,过一会儿再仰泳露出水面换气,再钻入水中向前游。这样,就可以对付反动民团的射击了。一个拐弯时,他拼命抓住岸上的石头,猛一用力,就爬了上岸。

    休息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摆“龙门阵”。宋时轮说:“你今天参加了一次国际游泳比赛,得了第一。这个第一,是没有人同你争的,再来一次,还是你的第一。今天你还打破了三个世界纪录:一个是跳板跳得最好;再一个是人家游泳用两只手,你是用一只手;第三个是人家游泳只穿一条裤衩,你是带着全身‘宝贝’。”

    李一氓抢着说:“他是想回老家,由这条栈道动身,入长江,出东海,经南海,就到了。这条水路确实很便利,还节省了公家的路费。”战友们都被逗乐了,一个个笑得前仰后俯。

    1935年10月18日,中央红军即将与陕北红军会合,国民党部队突然从中央红军的侧翼袭击。周士第指挥上干队阻击退敌,保卫了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周士第又奉命沿途警戒,出色地完成了护送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共中央领导安全行进的任务,在长征路上留下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责任编辑:单晓冰)

    骁勇善战傲疆场

 

 

周士第等在秦岭山麓

 

 

一九五五年,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

 

 

西安各界群众向十八兵团献旗

 

 

    经过血与火磨砺,周士第在反蒋抗日战场上愈发骁勇善战。他参加的直罗镇战役、百团大战、黄土岭战役、甄家庄歼灭战、太原战役等,都是我军作战史上的经典之战。1955年,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国上空一颗闪亮的将星陨落了!

    1979年6月30日8时20分,一代名将周士第因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中央军委悼词这样写道:“他为我军的创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消灭蒋介石军队,为我国人民的解放,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其赫赫之功,凛凛之威,铮铮之骨,筑成共和国历史上一座伟岸的丰碑,像高山一样巍峨挺拔。

(责任编辑:单晓冰)

    直罗镇战役:革命大本营的奠基礼

    枪林里来,弹雨里去,几乎可以成为周士第前半生的写照。他一生中经历了很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役,1935年的直罗镇战役就是其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甘苏区,蒋介石重新调整了30余万兵力来围剿。为了给敌人歼灭性打击,毛泽东决定组织直罗镇战役。11月初,周士第被委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一到任,他就投入到直罗镇战役的准备中。

    11月21日佛晓,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两面夹击,向刚刚进入直罗镇的敌军发起猛烈攻击。激战半天,红军就攻占了直罗镇,来敌大部分被歼灭,但东山上那座石墙小寨子还没有攻下。敌军利用寨子的石墙作为屏障顽命抵抗,固守待援。当夜幕降临时,红十五军团由周士第带领第七十八师向山寨发起攻击。战斗中,周士第不幸头部中弹负伤。

    “周士第意识到,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一仗,必须打胜,他抱着不惜牺牲、攻敌必胜的信念,指挥部队向敌军冲去。”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说。

    在我军猛烈攻势下,敌军弃寨西逃,又被红军一路乘胜追击。24日,直罗镇地区的敌军全部被歼灭。直罗镇战役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评价说:“直罗镇战役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936年12月,周士第就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1939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晋西北军区,贺龙为司令员,周士第为参谋长。

    甄家庄歼灭战:对日伪军的歼灭性打击

    1943年9月26日,日军第一军第六十九师团第八十五大队和伪军一部900余人,两路奔袭驻兴县的中共晋绥党政军领导机关。在我军打击下,日军第八十五大队被迫退至兴县的赵家川口。这时,晋绥军区领导机关正在赵家川口研究歼敌问题,周士第提出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战术。晋绥军区听取了周士第的意见,在日伪军撤退时,集中近7个多团的优势兵力,采取沿途分段伏击围歼的战术打击日军。为了便于指挥作战,晋绥军区特设立了军区前进指挥所,由周士第负责指挥作战。

    10月6日晚,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康宁镇方向南逃。沿途连续遭我军阻击、伏击、追击,已走投无路,只得在甄家庄东南高地上固守起来。“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消灭敌军?”周士第设计将敌军诱出甄家庄阵地,在运动中歼灭。经过3天3夜的连续围击,日军的阵地愈来愈小,伤亡愈来愈大,终于弹尽粮绝。

    10日22时,日军终于顺着山沟向东突围,正好进入我军设伏的道路。地雷、手榴弹、石头,一时间火光闪闪,响声隆隆,日军死伤遍地。追击部队、武工队、民兵等也陆续赶到,将日军围在天罗地网中。11日拂晓,日军大部分被歼灭,战斗结束。

    “甄家庄战斗共歼灭日军700余人、伪军100余人,是对日伪军的又一次歼灭性打击。”海南日报黄宏良先生评价,日军原定配合蒋介石反共和向晋西北根据地“反挤”的秋季大扫荡计划,以甄家庄歼灭战的胜利宣告结束了。

    这年10月,周士第升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

    晋中战役:解放战争史上的奇迹

    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爆发,蒋介石、阎锡山部队对晋绥解放区发起进攻。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战略区及领导机关合并,组成华北军区。由晋冀鲁豫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纵队组成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徐向前兼任司令员和政委,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周士第到职后,就被派去西柏坡,向党中央和华北局、华北军区请示组织晋中战役的问题。

    晋中平原沃野千里,历来是山西的粮仓,阎军的供应基地。时近麦熟季节,保粮、抢粮、屯粮,便成为阎锡山实行战略防御的关键所在。6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留周士第在他住处吃饭。毛泽东边吃边说:“此次战役是保卫麦收的战役,但是战役的重心还是消灭敌人,消灭了敌人就是最有效地保卫麦收。”周士第回到兵团后,立即向徐向前研究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这一次,周士第协助徐向前,指挥6万多人民解放军,向阎锡山10多万人的部队发动了晋中战役。

    “当时,在数量上敌众我寡,在装备上敌优我劣,徐、周决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黄宏良说,为了造成敌人错觉,战役发起之前,我军先在晋南制造了一个解放军将渡黄河西去的假象,又以小部队在汾阳、孝义地区进行佯攻,诱敌出动,在运动中歼敌。

    7月10日,第一兵团主力发起总攻,激战了六天,共歼敌10万余人,收复14座县城,创造了我军解放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晋中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各野战军以及华北各行政区的党、政、人民团体,纷纷发来贺电。中共中央的贺电写着:“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很大。”

    1949年3月1日,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3月中旬,太原前线司令部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同时,组成太原前线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为第一副书记,周士第为第二副书记。

    4月20日,我军向太原外围据点发起总攻。4月24日凌晨,南京解放5个小时后,太原攻坚战正式打响。4个小时后,一条用红色被面代替胜利的红旗,在太原城内的最高点鼓楼上迎风飘扬。6天后,山西全境宣告解放。从此,华北再无战事。

    解放成都:粉碎“最后反共基地”计划

    太原解放后,周士第所在的第十八兵团和第十九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参加解放大西北作战。1949年5月,徐向前因病休养,周士第被委任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党委书记。不久,周士第率第十八兵团向西北进军,相继参加了扶眉战役、兰州战役。尤其在兰州战役中,为配合第一野战军主力进攻兰州,第二野战军主力入川,周士第指挥第六十军和第六十一军两个师,发起秦岭战役,为挺进西南创造了条件。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随后,第十八兵团在周士第指挥下,进军四川,配合第二野战军入川围歼蒋军。

    12月3日,周士第率第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兵分三路向西南进军,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由于二野很快断敌退路,周士第率第十八兵团兼程疾进,势如猛虎,接连解放了汉中、广元、剑阁、江油、绵阳等40多座县城,歼敌7万多人。此时,蒋介石还在重庆大谈要让重庆再次成为反对共产党的中心。不到一周,却惊异地发现重庆已危在旦夕。

    11月29日,蒋介石等急匆匆由重庆仓皇逃往成都,又从成都逃往台湾。30日,重庆解放。只差一天,蒋介石就要做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又对成都形成合围态势,迫使周围20万敌军纷纷起义或投降。

    12月27日,成都宣布和平解放。3天后,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第十八兵团进驻成都后,即宣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管会,周士第任军管会副主任兼成都市市长。这一天,全城人民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相迎,冬日的暖阳穿过厚厚的云层,温暖着每一个人。

(责任编辑:单晓冰)

    戎马一生屡建奇功

    1950年10月18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第二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周士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周士第亲自到东北地区、朝鲜战场进行实地勘察,研究制定了防空军五年的防空计划,并参与指挥了抗美援朝防空作战。

    1955年,中央军委任命周士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以后又兼任军外训练部部长。同年9月27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隆重举行首批授衔授勋仪式,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9年7月8日,周士第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邓小平、叶剑英、宋庆龄等中央领导送来了花圈并参加追悼会。在中央军委审定的悼词中评价:“周士第同志,是我党最早从事革命武装活动的老战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南昌起义的参加者,我军久经考验的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无产阶级坚强的革命战士,他长期从事革命武装斗争,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文韬武略写春秋

 

 

周士第(右一)与夫人张剑、女儿周博雅、儿子周坚在晋中。

 

 

周士第与肖劲光在兴县

 

 

周士第进军西北前夕的题词

 

    在人们印象中,军人的手是握“枪杆子”的。殊不知,周士第还是一位激扬文字的“笔杆子”。即使在行军打仗中,他也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常常在空中轰炸机、地面机关枪的战斗间隙完成写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诗作和军事论文为一个时代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印记和重要的军事思想资源。

    “戎马四十年,临阵何止千。敌人未灭尽,斗志更强坚。”这首题为《一个兵》的诗作,是1964年周士第为激励自己而写的。那时由于身体原因他已不再担任实际职务,却仍满怀革命豪情带病写作。他回顾过去的革命战斗经历,奋笔疾书,先后撰写了许多论文、文章、回忆录。

    “这首诗是将军一生战斗的最好概括。”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认为,在我国高级将领中,周士第是少有的文武双全。

(责任编辑:单晓冰)

    若不报国誓不还

    至今,广州黄埔军校陈列室还有一本周士第用过的书———清朝湘军名将胡林翼的《读史兵略》。书共六卷,线装毛边纸,内页手批圈圈点点,密密麻麻,少者数十字,多者千余字,分红黑两色墨水,均为蝇头行楷,让人看了钦叹不已。

    少年时,周士第就喜欢激扬文字。当年,他愤然临别故乡北上时,曾在自家墙上题诗咏志:“男儿立志出乡关,若不报国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这首诗借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军事家西乡隆盛的《赠父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借这首诗,少年周士第向世人表达了自己的鸿鹄之志和铿锵誓言。来到广州,加入琼崖评论社后,他的思想越来越进步,文字越来越犀利。这一时期,他在《新琼崖评论》发表《琼崖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中山先生遗嘱指示我们的道路》等文章,受到关注。

    令周士第抱憾的是,自己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有重返过。戎马倥偬,无暇顾及;在位工作时,又无法脱身;退休了,却又百病缠身难以渡海。此时,家乡就成了梦中常唤的一个名字。1963年,周士第在广州从化温泉疗养,当时的琼海县委领导姚俊山、何如伟曾特地登门拜访他,邀请他回家乡海南岛一行。然而,因病未能成行,他就此遗憾不已,他一口气写下《故乡》《故园》《海南岛》三首诗,以抒内心的思乡之情。“三面红旗照四方,五指山上放光芒。九曲江水流福利,六连岭花永芬芳。”在《故园》中,“九曲江”、“六连岭”等家乡山水皆入诗,表达了将军深深的思乡之情。王春煜说,这三首诗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周士第将军对故乡深切的怀念。

    1995年8月1日,夫人张剑遵照将军遗愿,携家人将将军骨灰送回家乡琼海埋葬。这位当年曾立志“若不报国誓不还”的海南之子,终于长眠在家乡的大地上。

    题诗著文送战友

    照片上的周士第,魁伟英武。诗文中的他,情感细腻,尤其对携手并肩的战友,那一份拳拳真情令人感叹不已。

    早在叶挺独立团攻打武昌时,周士第与李硕勋就相识了。后来,李硕勋被派往国民革命军担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是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他们住得很近时常走动,大到部队建设和指挥作战,小到生活细节的互相照顾,两人几乎无话不谈。那时,周士第的第一任夫人翁祚昆远在海南岛,李硕勋同赵君陶刚结婚不久。有时他们凑在一起吃饭,周士第最喜欢吃赵君陶烧的菜了。

    1927年,军党委派周士第、李硕勋分别去香港、上海找中共上级党组织。两人在上海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1931年,李硕勋在周士第的家乡海南岛被敌人杀害。永失战友与兄弟,令周士第悲痛万分。1950年11月6日,他在北京亲笔写下《悼李硕勋同志》:“义举南昌,战赣粤南。分途找党,话别天心。白区工作,奋不顾身。牢狱不屈,遗书义深。公等鲜血,解放人民。忠心浩气,永耀不泯。遗志未竞,吾辈仔肩。革命必胜,公可安眠。”直至去世,赵君陶都一直保存着周士第的这首诗。

    1939年11月,黄土岭战斗的胜利,使全国军民极为振奋。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在战斗中被击毙,震惊了日本朝野。但是,黄土岭战斗也使周士第永远地失去了一位战友———白求恩大夫。从1938年起,白求恩曾4次来到第120师,前前后后工作了9个多月,周士第当时是第120师参谋长。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抢救伤员,白求恩被伤骨刺破了左手指,受到感染,不幸患了败血症逝世。

    1964年5月,周士第写下《重读〈纪念白求恩〉》一文,悼念这位永不相忘的老战友。他在文章中回忆:“我们一块打游击,开设流动医院,白求恩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极端热忱的精神,给全体指战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口述军史传军魂

    “我对周士第的文思激扬、富有军事谋略及书法才能钦佩有加。”周士第琼台母校的高级讲师叶风曾评价,周士第戎马倥偬,历经百战,每次大战役后,都要写总结性的军事论文,而他的写作常常就是在空中轰炸机、地面机关枪的战斗间隙完成的。他是一个能将热情与冷峻,理性与感性结合得很好的军事谋略家,共留下几十万字的文章。至今保留完好的《论平原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论陈庄战斗》《东征回忆》等,都是宝贵的军事思想资源。

    据载,周士第共留下了54篇文章,其中诗词22首,文稿32篇。他这样论述“尖刀直插战术”———“插入是插进敌之纵深,打乱敌之部署,使敌之防御体系归于瓦解。切断是将相互连接之敌人分割开来,或切成几块,形成分散孤立状态,便于我歼灭。同时可以断敌归路以收全歼之效。”

    1979年4月,他的部分著述9篇、15.3万字,汇编成《周士第回忆录》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周士第已沉疴缠身。看到自己的著作出版,周士第深感欣慰。有史学家指出:“周士第写于各历史时期的文字,无疑是军史研究中极有价值之口述史。它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军史、党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周士第将军诞辰已110周年,他那首气势磅礴的《红军东征》犹在耳边响起,“救国救民行东征,渡过黄河功告成。倭寇日夜胆悬吊,国贼时刻心恐惊……”     

    儿子眼中的将军父亲

    父亲一生

    谨慎小心


    周士第的老战友们总是说,三个儿子里,长子周坚最像他。周坚当过兵,当过建筑工人,退休前曾任著名的北京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在周坚眼里父亲是个很低调的人:“父亲一生谨慎小心,他不喜欢讲自己的事,比如别人问到独立团的事儿,他只向人介绍叶挺,很少提到自己。”

    “母亲跟我说过,从1950年代进城以后,父亲除了办公室以外,基本上不去任何一个人的家,不串门。他只参加集体活动,比如学苏联跳舞,父亲倒是挺坚持的。”在周坚记忆中,有人到家里来看过父亲,但父亲从来不去看人家。

    周坚说,父亲的谨慎还表现在对住房的固执上。1950年,周士第一家人从西南到了北京以后就没搬过家,他们在这所原属于防空军的住处已经住了60年。周坚听母亲说,当初职务调整时,给父亲换房子,但父亲坚决不搬。最后就是他分到哪儿,这房子就跟着他归属哪里管,这些年这房子就不断地转移产权。

    “在我印象里,我们家的房子在1964年才第一次大修。”周坚听母亲说过,肖劲光到周家来做客,曾受到两大“刺激”。一次,肖劲光一坐到家里的老旧沙发上,沙发的弹簧把他给扎了;再一次,家里老房子四壁返潮得特别厉害,那时老房子还是卷纸的窗户、纸糊的顶棚。

    “后来趁我父亲去广州休养,母亲才把沙发给换了,把房子给修了,也改了窗户。因为他在就不让修,他说挺好。”周坚回忆说。

    有人曾对周坚提及,像你父亲这样经历比较丰富的人,在历次整风运动中都没受过大的冲击,有个平安的晚年,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了。“有时候我也琢磨这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父亲退得早,1959年以后基本就脱离工作了,主要调养身体。”周坚说。

    “我觉得,可能父亲心里想的就是,反正我知道我有‘污点’,我省点儿事,不搞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周坚所说的“污点”,指的是1928年周士第未请示党组织就去南洋治病一事。周坚说,尽管正式的组织结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过去的思维模式里,有那样的经历,不叫污点也是一块阴影吧,至少是让他更加言行谨慎的一道无影无形的警示,所以父亲的一生都非常小心谨慎。

    “喝着万泉河水长大的父亲,离开家乡后虽未回乡探亲,但他的心里一直怀念养育他成长的故园。”周坚还记得,1973年,海南岛遭遇18级强台风袭击,刚刚从文革迫害中舒了一口气的周士第,特意从北京寄回一封亲笔信和500元钱,给周家亲人修建家园。

    虽然父亲已经逝世30余年,但父亲那双目炯炯如炬、魁伟英武的样貌身影,依然时常浮现在周坚眼前,仿佛他从不曾走远。

(责任编辑:单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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