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彪炳史册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辛亥首义，即将迎来100周年的纪念庆典。这既是中国乃至世界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我们湖北武汉人民敢为天下先精神的骄傲！但首义的“第一枪”究竟是谁打响的呢？是原清武昌工程八营正目（班长）、共进会营代表熊秉坤？还是熊的下属工程营正兵、共进会会员程正瀛（定国）？几十年来经过一些著名的现代史学家的深入研究，一些曾参加过首义（包括熊秉坤在内）老人的回忆和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真正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程正瀛而不是熊秉坤！

但作为熊秉坤哲嗣的熊辉先生，近年来在《武汉春秋》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对其父是否打了“第一枪”的问题上，却相互矛盾大相径庭，令人费解！

第一篇题为《从“熊秉坤先生不谈第一枪”谈起》，发表于2002年第3期，文中明白无误地说：“世人皆知，父亲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发时的实际领导者，率工程营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如从时间上、狭义上说，他并没有打响这一枪……孙中山先生正是从全局出发评价了父亲首难之功。”这段对“第一枪”问题的描述，是尊重史实也是公正和客观的。首先肯定了其父“并没有打响这一枪”，而孙中山先生后来（因首义前后孙根本不在国内不明真相）在日本接见熊秉坤时，当众赞扬他打响了第一枪，也是从宏观上、广义上说的，因熊是首义时的“实际领导者”。孙先生作为领袖的这一“评价”，也不为过。

但第二篇发表在2008年第3期上的题为《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的熊秉坤》的文章，就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了！不但从文章标题上肯定了其父熊秉坤打响了“首义第一枪”，而且还从“时间上、狭义上”详细叙述了上其打响第一枪的经过：“起义枪声即将打响，各队已布置就绪，战士个个磨（应为“摩”——引者）拳擦掌，专等号令一下，夺取据点，消灭敌人。不料父亲到各处察看准备情况，当走到一排三棚察看时，忽闻楼上二排有呼拿喝绑之声，父亲知道有变，当即取枪实弹，跑向楼上，见排长陶启胜狼狈跪下，他即开枪击中陶的小腹，陶捧腹而逃。父亲随即对空放了三枪，表示已经发难。”

熊辉先生为何在仅隔6年的时间且在同一刊物上，连发两篇内容完全相悖的矛盾文章？其原因不敢妄评。但作为首义功臣熊秉坤先生的哲嗣，其言论必将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辛亥武昌首义百年庆典将届之际。故极有必要将这一历史事实廓清，既是对历史和首义先驱者负责，也是对后代负责。

那么真正打响首义第一枪的到底是谁呢？当然最有说服力的是熊秉坤自己！他在首义后连写了几篇文字，都明确指出是程正瀛而不是他自己！

如首义后不久，熊便以“鄂步兵五旅长，前工程八营革军大队长”的身份，向上级部门“造送”了一份《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的汇报材料。在谈到程正瀛时，他写道：“至十九日午后八时，本排排长陶启胜见瀛及间壁棚内之金君兆龙形迹可疑，急叫拿住。瀛见事已露，即趁此机，将该排长枪毙。随至右队，枪毙右队长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即呼集同志，一同出发，占领楚望台子弹库。”（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11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又如1912年8月至1913年8月，熊秉坤写成的长文《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在谈到发难时有详尽的描写：“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人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营主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向上射击，口称‘不用呶噪！’声未几，程定国一枪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见枪毙两人，正跑走时，忽又一枪毙之。”

熊还在《武昌起义谈》中也说：“二排长陶启胜竟不听乃弟劝，反率护兵二名，径奔余棚，意欲先发制人。呵下士金兆龙：汝造反乎？金答曰：‘老子即造反，汝将奈何？’陶唤捕，金与陶扭，金不能胜，即呼曰：‘吾辈今不动手，尚待何时？’同棚程定国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见《辛亥革命[五]第90页》）。熊秉坤的这些文字都写于首义后不久，均属“实录”，是真实可信的。虽在个别事实上虽略有差异，但有两点是铁定无疑的：第一，他从未谈起过自己打响了第一枪；第二，每次都“实录”了程正瀛打响第一枪的详细经过并赞扬程“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但自1914年熊秉坤在日本谒见孙中山时，孙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熊系首义时的实际领导人，孙先生作为领袖，在宏观上对其这样评价也并无不妥。故此后“熊一枪”之名便广为流传，而熊本人也以此自诩，在此后的文章和谈话中再也不提程正瀛的“第一枪”了。于是有不少首义老人对此提出了批评，熊秉坤只好解释说：“我不是为自己争，而是为孙先生争”（见著名辛亥革命史家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第257页，中华书局长1982年版）。贺觉非、冯天瑜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中，著者对此也有一如下一段说明：“孙中山从全国领袖角度，宏观地称熊打响第一枪，是大体可以成立的（因熊是首义单位工八营的党人代表）。熊秉坤后来的回忆文字，便出现越来越具体的关于他本人打响首念第一枪的细节。”（见该书第178页）

根据大量史料考证，国内的一些著名史学家都确认了真正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程正瀛！如辛亥首义时的老报人蔡寄鸥的《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辛亥首义史研究专家贺觉非、冯天瑜、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石芳勤、吕良海、杨天石、王学庄、张海鹏等，都先后编著了《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昌首义档案资料汇编》（分别由中华书局、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专著；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皮明庥主编的《武昌起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简明武汉史》（武汉出版社）；张同新的《辛亥革命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湖北省政协选编的《辛亥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陈国安著的《辛亥首义阳夏之战》（湖北人民出版社）等多部专著，都权威翔实地记述了程正瀛打响了首义第一枪的历史事实。在2006年、武昌首义95周年时，由李云亮编导、中央和多家省市电视台播映的“大型史诗战争巨片”《武昌首义》及文献记录片，也都细致描述了程正瀛打响“第一枪”的史实。

令人不解的是熊辉先生对“第一枪”的态度，却前后矛盾，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1991年辛亥首义80周年时，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武昌首义》的书中，收录了40多篇文章，其中就有多篇都据实写了程正瀛打响首义第一枪的史实。而熊辉先生就是这本书的副主编。2002年第3期的《武汉春秋》上，熊辉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熊秉坤先生不谈第一枪谈起》一文中，也写了其父“并没有打响这第一枪”的事实，已如上述。2006年政协武汉市武昌区委员会，编选了一本《辛亥首义功臣熊秉坤》的书，书中收录了包括熊秉坤早期作品以及冯天瑜、严昌洪、吴剑杰、肖承勇等多篇记述程正瀛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文章，而这本书的主要筹划者和副主编也是熊辉先生。

历史就是历史，是不可也不能随意改变的，更不可为“贤者讳”和“尊者讳”的！熊秉坤虽未亲自打响首义“第一枪”，但决无损于他对首义的功绩。作为首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无论是谁打响的“第一枪”，都是与他的革命胆识和组织领导分不开的。但组织领导是一回事，而实际打响“第一枪”是另一回事，至于领袖孙中山的“评价”更是另一回事！既不可混为一谈，也不可张冠李戴，更不可人为地随意伪造和改变历史！（作者：白雉山）

                                          2009年暮春于汉上烟雨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