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究竟是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自拙文《究竟是谁打响首义第一枪》在去年10月30日长江日报《茶座》刊出后，周大望先生亦于11月27日在《茶座》上发表了《也谈究竟是谁打响“首义第一枪”》的大作，对拙文和9月26日湖北日报报道的冯天瑜先生关于程正瀛打响“首义第一枪”的论点，提出了异议。这对近百年来颇有争议的问题各抒己见，进行探讨，以期达成共识，廓清这一历史疑案，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周先生所作的结论：“位于城外的塘角辎重营发难时间早于城内工程八营，真正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者，应是混成协炮兵、工程、辎重三营队起义总代表李鹏升领导下的辎重营。”笔者却不敢苟同，且不说城外李鹏升领导下的罗金玉打响的放火发号枪，无法和城内程正瀛直接向敌人打响的“首义第一枪”相比，就是开枪的时间和作用影响也值得商榷。兹赘述如下：

一、关于开枪之先后问题

周先生说“关于城外塘角的具体发难时间有下午‘六时五分’和‘七时’两种说法，但无论哪种说法均比城内工程营发难时间‘晚八时’要早。”这一结论，并不准确。关于城内城外发难的具体时间问题，历来争议很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笔者手头的史料，城内开枪时间并非只有“晚八点”一说，兹略举数例：

“夜晚七点钟，工程第八营后队的一个排长巡查营房，与该排士兵程正瀛及该排副目金兆龙发生冲突，排长被猛击倒地。”（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0月10日晚7时，城内工程第八营的士兵程正瀛向正在与士兵扭打的排长陶启胜开枪射击。”（皮明庥主编《简明武汉史》第194页，武汉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晚七时许……正在此时，排长陶启胜持刀闯入棚内查询，见他（金兆龙）即大喝‘你想造反吗？’同时上前夺枪……五棚正兵程正瀛闻声赶来……开枪未击中。”（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金兆龙》第260页）

“晚七时半，城中枪声大作，他（邓玉麟）一跃而起，大呼城内已发难，速拖炮响应。”（《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邓玉麟革命小史>》第226页）

“八月十九日午后七时四十分，由本营首先起义，经各代表率诸同志占领楚望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工程营伍正林起义事略>第294页》）

再看城外辎重营的发难时间，亦非只有“‘六时五分’和‘七时’两种说法”。请看：

“天黑七点多钟，各队队官又开会议，各同志认为时不可迟，迟恐生变，不如提前发动。李鹏升便通知炮工各队，准备动作。辎重队首先入军械库抢子弹一箱，当场分发，并到马场以马草举火，时间在八点左右。”（《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64页、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

“10日下午，塘角炮十一营、辎重、工程两队总代表李鹏升，即与炮十一营代表蔡鹏来、工程队代表黄恢亚（世杰）举行了会议，决定当晚10时发动，届时罗金玉首发一枪，辎重队的革命者即将马草房点燃，举火起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40页》）

“十九日下午四时，有人假鹏来母命送衣，内有纸条：‘今晚决动’。蔡便与鹏升约定：辎重先发，炮队放火。晚九时鹏来以煤油燃衣被，整队出。”“炮队士兵吴国栋所谓略同。”另一炮队士兵王出俊说：“炮队有七十六匹马，所以在炮队马棚点火，起义是九时放二炮熄灯时间。”（《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97-98页蔡鹏来《自传》注3）

“晚9时，辎重枪声动，君急倾煤油，焚卧具帐幔，风动火烈，各营同志整队而出……遥望城内及南关外，各处火光烛天，枪炮声隆隆不绝，知党员已同时俱发矣。”（《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37页《蔡鹏来革命事略》）

首义时，李春萱正在城外炮队，蔡鹏来更系城外起事炮队的负责人和举火者，其《自传》当属可信。而孙武等5人于1913年所撰的《蔡鹏来革事略》，亦应勿庸置疑。由是观之，城内工程营发难的时间，有“七点钟”、“晚7时”、“七时许”、“七时半”和“七时四十分”之说；城外辎重营的发难时间有“八时左右”、“九时”和“10时”之说，是以城内的发难时间当先于城外了。但由于当时情况紧迫，事发仓促，对具体时间均难以精确顾及，而事后追忆又仅大略而已。故亦有二处“差不多时间”和“同时”举义之说，城外先于城内之说，其差异甚大，争论亦大。故《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232页的注○39中说：“放火与打第一枪谁先谁后问题，还无定说”，这都不足为怪。其实，开枪和放火谁先谁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首义成功的作用和影响！

二、首义成功之关键所在

首先，举义后能否首先占领楚望台军械库至为重要。早在9月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联合会议上，就责成工程营发难后首先要占领楚望台，。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后，邓玉麟和杨洪胜于9日下午5时赶到工程营徐少斌处，密召熊秉坤，传达军事指挥部指示：“军械所系汝营驻守，今夜无论如何困难，一听炮声必须占领。发难后各营需要子弹，此点甚为重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32页*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故工程营发难后首先抢占了楚望台军械库，不但占据了城内的制高点，而最重要的是保证了首义部队武器弹药的充分供给。

其次，城内举义是要害地区，故枪声一响，城内外起义部队能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对清政府衙门构成严重威胁。

其三，首义后的军事领导人极为重要。以工程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之功绩和声望，因其系正目（班长）的下级军官，尚难孚众望，难以指挥，只好推举吴兆麟出来领导，才能稳定军心，指挥有度，取得胜利。

以上三点，作为城外混成协也是正目（班长）的革命党代表李鹏升，却是无法具备的。我们再看李鹏升在其《自述》中谈及举义时的情况吧：“我即带无秩序之散兵……向武胜门前进……故乘间逃避者甚多……所存兵目不过四十余人……同志们说：‘我等不久，即死于满奴之手矣！’......仅数十人环城而攻，内无救援，外鲜襄助，其凄凉景况，何异古之少康，楚之三户也。”试想：如无城内举义或举义失败，李鹏升所带的百余名“无秩序之散兵”，中途又“逃避”者大半，最后仅剩下四十余人奔走在城门紧闭的城外，将有何作为？其结果又会怎样？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放火发难在先，其作用自无法与城内工程营的举义相比。正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萧承勇教授在《谁打响首义第一枪》中所说的：“如果不是城内起义军自主发难，很难想象城外孤军会遭何处境。……因此,城内程正瀛打响的第一枪的地位和作用是城外罗金玉打响的发号枪所无法比拟的。”故贺觉非先生在《辛亥首义人物传*李鹏升》中说：“武昌首义坛角辎重队实先发难，所放之火，城内无睹，故影响不大；城内一枪却起了决定作用。”（周文末句未引）贺觉非、冯天瑜二先生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中亦说：“就发难时间而言，应以城外第二十一协辎重队为最先；但工八营地处城内，打响起义第一枪影响重大，该营又是首先抢占楚望台军械库的。”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载：“统制张彪在文昌门内公馆，始闻城外工辎两队兵变，以为无关重要。继闻城内工程第八营发难，忧心如焚。”（《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4页）他们虽都认定城外放火在先，但取得胜利的关键却是城内“起决定作用”的第一枪，并视为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尽管胡祖舜一再著文力争，胡石庵亦诗鸣不平，但均无济于事，无法改变。无论是当时的政府，还是众多的史学专家，都肯定了城内工程营的首义第一枪。贺觉非、冯天瑜二先生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虽认同了城外先发难，但却肯定了城内才是“首义第一枪”的结论。皮明庥先生主编的《武昌起义史》亦叙述了城外发难在先的情况，但还是将《工程第八营打响起义第一枪》作为专章来予以肯定的。

对李鹏升的大智大勇、革命功勋和领导城外首先发难的史实，从未被“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忘”，不仅当时参与首义先贤们的著作中屡有提及，近年编印的《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等介绍他的《自述》和《事略》都长达数千字，极为详尽。各家所著的辛亥革命史中亦均作了介绍，并未将他的革命业绩“尘封”。但对于“第一枪”的问题，却都是肯定了城内。蔡寄鸥先生说得好：“余谓城内为工程八营先放枪；城外为辎重一营先放枪。两处都是自动的争先，无分乎谁先谁后。”（《鄂州血史》第82页）这是极为中肯的论定，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史实。但从其作用和影响看，城内的第一枪却是为首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一些史学家虽有的认定城外发难在先，但却肯定城内开枪为“首义第一枪”的理由。因此，愚见认为：城内是工程营熊秉坤领导下程正瀛打响的第一枪；城外是李鹏升领导下罗金玉打响的放火发号枪。但无论是谁开枪在先，而城内的第一枪却为首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影响巨大，才是真正推翻清王朝的“首义第一枪”！

以上刍见，供请周先生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作者：白雉山）

（原载2007年1月15日《长江日报》，后多家传媒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