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军"客卿"张宗昌 张作霖死后势孤援绝凄惨死去

张学良与张宗昌(中)和褚玉璞(左)。张静翻/拍

    张作霖死了，张宗昌逃了

    张宗昌就任山东督办后，头一件大事便是“解决”山东省长问题。原来的省长是龚伯衡，张宗昌想了一个招儿，山东不是有黄河吗，就设了一个黄河督办，让龚伯衡担任，然后把省长的位子腾出来。但龚伯衡只同意辞职，却坚持不受黄河督办之职，推辞了一番之后，只是接受了张宗昌批给的五万元钱。这就是说，省长的位子是张宗昌花了钱的，也就自然由他兼任了。过了不久，政务厅长田桂凤提出“辞呈”，张宗昌就让林宪祖兼任。林宪祖是督办公署秘书长，是自己人。谁料林宪祖“其志不在小”，觉得自己应该当省长，政务厅长没啥干头。于是，林宪祖老是请假，不去上班，有时故意与张宗昌闹别扭。张宗昌虽然对这种伸手要官的作风不甚满意，但转念一想，自己兼着省长，也不是长远之计，万一张作霖“空降”过来一个省长，就不好玩了。这样一来，林宪祖便当上了山东省长。由此可知，张宗昌对于张作霖，也是有所防范的。

    北伐战争打响后，张作霖将津浦路的防务，交给张宗昌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时任命张宗昌和孙传芳为副总司令，并派遣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援助孙传芳。此后，张宗昌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张宗昌想起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清点一下自己到底有多少条枪，他要求部下按实统计，一人一枪，不准虚报。清查的结果，是17万多支枪，这可能就是张宗昌部队的“准确数字”。随后，张宗昌带领部队再次“南下”。但这次南下，与前两次相比，虽说兵多将广，但士气已不可同日而语，张宗昌的“福将”岁月也基本结束了。

     1927年初，张宗昌的部队进驻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直鲁联军大举屠杀工人、学生，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但是，随着北伐军的进逼，北洋军将领陈仪、周凤岐、陈调元等先后归顺。北伐军占领了浙江及安徽的安庆、芜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孙传芳见大势已去，将宁沪防务交给张宗昌的直鲁联军，逃往扬州。张宗昌也无法挽回败局，王翰鸣的第11军在寿州遭到惨败；张宗昌亲征合肥，围了三个月也未攻下。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蚌埠、徐州，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

    对张宗昌的败退，张作霖十分恼怒，要追查责任。为求自保，张宗昌耍了一招嫁祸于人的诡计，因为第8军军长兼海军司令毕庶澄和蒋介石暗中通款，张宗昌便将战败责任推给毕庶澄，派直隶督办褚玉璞诱杀了毕庶澄。原来，褚玉璞和毕庶澄私交甚厚，也按着当时的风俗，拜了弟兄。在五站时，褚、毕二人形影不离，却没想到，毕庶澄竟然死在自己的“盟兄”手里。有人说，张宗昌也有以此考验褚玉璞是否忠诚的意思。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趁着宁汉分裂之际，张宗昌率部开赴陇海线与冯玉祥开战。在徐州战场，张宗昌损失惨重，遭张作霖电斥。10月上旬，张宗昌与冯玉祥再战河南兰考。张宗昌的师长潘鸿钧用计活捉了冯玉祥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押解济南。恼羞成怒的张宗昌不顾左右劝阻，下令枪杀郑金声。这一杀，也像孙传芳斩杀施从滨一样，使自己在数年之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责任编辑：单晓冰）

    再说，杀了一个郑金声，也丝毫挽不回奉系的颓势。而山东并不是奉系的“巩固根据地”，张宗昌的日子自然不好过。张怀斌(北洋大将张怀芝的弟弟，曾任烟台镇守使)、靳云鄂(靳云鹏的弟弟，曾任山东督办)，以及唐柯三、唐仰杜、夏蒲斋等济南士绅，纷纷劝说张宗昌组织山东保安总司令部。显然，这种劝说带有一些“逼宫”的味道，它可以认为是山东“反张势力大联合”，因为另组保安司令部的意思就是脱离张作霖。但张宗昌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直鲁联军退入直隶，离开济南。有人认为这是张宗昌不忘旧恩，不忍心抛开张作霖，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张宗昌的这种做法可说是当时的一个通例，蒋介石就多次玩过这种“下野”又“出山”的把戏。当时，南京方面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内外交困之下，“下野”不过是通常的做法。因为陈调元在山东并无势力，张宗昌可能认为，这只是代他“照管地面”，一旦山东有变，他还可以“收拾残局”。

    但不管怎么说，张宗昌这时是很狼狈的，他曾对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直隶督办褚玉璞说：“我把山东赔光了，来到你们直隶，我是在这里吃劳金”，“劳金”是买卖人的一种说法，意思是自己的商号倒闭了，到联号里当“伙计”，出卖劳动力。但褚玉璞却听出了“杀机”，虽然他是张宗昌一手提拔的，张宗昌把5万部队开到直隶，自然引来褚玉璞的忌惮。据王翰鸣回忆，有一次，褚玉璞曾很神秘地问他：“你看督办(指张宗昌)会不会枪毙我？”碍于情势，王翰鸣也不敢追问褚玉璞何出此言，只得轻描淡写地说：“哪有这回事，你不要听信谣言。”

    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不幸罹难。张宗昌闻听此事，也是悲愤莫名，虽然他一直与张作霖貌合神离，但一来张作霖于他有恩，二来张作霖仍然是他背靠的大树。如今，张作霖死了，张宗昌“复出”的希望也就渺茫了，而眼下的难题是，手下的5万人马又该如何自处。这时，王翰鸣向张宗昌献计，应趁东北局势未稳，以为张作霖报仇为名，果断出关，取而代之。王翰鸣在回忆录中称：“按当时的情况估计，张宗昌在滦东一带的武力，是可以做得到的。”但张宗昌却瞻前顾后，没有轻易动作，只是在滦州为张作霖设立灵堂，“穿孝袍”，“日日上祭，天天举哀”。单田芳在评书中，称张宗昌此举是猫哭耗子假慈悲，虚情假义，笔者以为，张宗昌恐怕也有眷念旧恩的一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张作霖对张宗昌，都算得上是恩遇殊隆的。总的来说，张宗昌还是对得起张作霖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吴佩孚以同乡的身份策反张宗昌，张宗昌回电：“你倒曹，我就倒张，咱俩同当王八蛋。”虽然粗俗，但也表达了追随张作霖的决心。

    期间，张宗昌和褚玉璞多次向张学良要求挥师出关，均遭拒绝。一种说法是，张宗昌兵员甚多，若出关就食，粮饷不济，而奉军新败，正待休养生息，因而拒绝。但事实恐怕并不如此简单，张宗昌与张学良的关系，更加微妙。张学良显然认为，凭自己的实力而言，难以驾驭张宗昌，若放张宗昌出关，“反张势力”便会大举抬头。另有一种说法，杨宇霆从中搅局，也加重了张学良的猜忌之心。杨宇霆主张：“张效坤跟随老帅多年，今势穷力蹙，我们不能不管。我意把他调出关东，加以缩编整顿。”而张学良则以为，杨宇霆“意在挟以自重，留为后用”，更加反对张宗昌出关，甚至主张将张宗昌和褚玉璞“彻底解决”。

    而当时的情形是，张宗昌在滦州，根本无法容身，出关可能是他惟一的出路，因而冲突也就可能避免了。从现有资料分析，张宗昌并没有下达“进攻”的指令，所以冲突只是小规模的。但冲突即起，张学良便派杨宇霆率兵迎击。杨宇霆问：“如果捉了张宗昌，怎么办？”当时袁金铠在旁，极力主“杀”，张学良也点头答应。杨宇霆出兵后，果然活捉了张宗昌，这大概是因为张宗昌没有想到是“真打”吧。不过，杨宇霆没有杀张宗昌，而是对他说：“汉卿叫我杀你，你赶快跑吧！关外不是你的庇护所了。”张宗昌听了大为恚愤，曾多次痛骂张学良。因为这样的事，张学良对杨宇霆的“厌恶”又加了一层。

    而王翰鸣的回忆却未提及此节，他认为张学良用的是“软刀子”，即派胡毓和于学忠两人“包围”张宗昌，“怀柔他，天天与他纠缠”。屋漏偏逢连阴雨，正当张宗昌进退失据的当口，褚玉璞的部将何绍南、徐源泉弃暗投明，归顺北伐军，褚玉璞仓皇出走。这样一来，张宗昌的军心更加涣散。紧接着，白崇禧率北伐军抵达冀东，对张宗昌形成合围之势力，张宗昌不得已，也选择了褚玉璞的路子，逃了。这时，张宗昌尚有5万部队，全部被白崇禧收编。据称，张宗昌逃得十分狼狈，甚至连盘缠也没带多少，经由大连到达日本时，囊中特别羞涩，只得厚着脸皮，向原来的部将许琨借钱，许琨给张宗昌汇了三万元应急。后来，张宗昌说，许琨的资助，是他平生最珍贵最难忘的一件事。

     1928年12月，张宗昌给日本政府铁道大臣小川平吉写信，谈及此事时，仍悲愤有加，称“滦州退守，本拟待时，不料奉方惑于妖言，弃友亲敌，致宗昌势孤援绝，不得不以牺牲为保存之计。迨浮海东来，一身孤寄，讨赤之志，到底不渝……”

    从这封信中，我们也看到，张宗昌仍不甘心失败，一直有卷土重回的想法。1929年，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张宗昌纠合鲁东余部在烟台登陆，结果遭到失败，又逃回日本。1932年春，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充当汉奸，致电张宗昌返回中国。张宗昌回国时，山东省主席是国民党冀豫鲁“剿匪”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他当然不希望张宗昌东山再起，便动了杀机。恰好郑金声的养子郑继成也想为父报仇，于是便有张宗昌命丧济南火车站的一幕。此事流传甚广，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张宗昌的致命伤在头部，中的是手枪子弹，而郑继成分明拿的是手枪。但这里，就不再多说了。1932年9月3日，张宗昌凄惨地死了。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