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红楼梦》“铜钱头”:不得不说的审美错位?马未都呼吁社会民众加强美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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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头”的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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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一个美人儿,经过“铜钱头”的包装,结果打扮的姑娘不像个姑娘,媳妇儿不像个媳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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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很突兀的“铜钱头”,将引领今秋发型新时尚?


   日前,在嘉兴“南湖文化论坛”上,马未都在题为“文明的坐标”演讲中,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众的美育问题,尤对当下的文化现状发表见解。以下是本刊记者与其对话实录。


          只有传统文化能救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多年从事收藏,你对传统文化的感情应该超出常人。那你怎么看待近现代史上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去年是“五四”90周年,明年又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于传统文化大都持批判态度,对此你怎么看?


  马未都:我认为,最终能救中国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在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对文化的伤害只是一段,并不是全部,前后都有:第一次伤害是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伤害就是辛亥革命,第三次伤害,也是终点,是文化大革命,前后长达110 年。这一个多世纪,是长时期的,有强度地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进行一种绞杀式的破坏。但是绞杀不掉,怎么弄也没把这文化弄死。反而是引进的东西到中国一定是不伦不类。


  《瞭望东方周刊》:你为什么觉得只有传统文化能救中国?


  马未都:这很简单,文化是第一创造力,是第一生产力。简单地说,你沟通了所有的系统都是文化造成的。中国人是用中国话沟通的,怎么可能依赖于别人生成的文化,这太不适应国情了。所以我最近的讲演最后一定说一句话 —— 如果中国有一天重新成为世界最强国,我们依赖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不是其他的东西。


  《瞭望东方周刊》: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


  马未都:那我们就利用精华,摈弃糟粕。科学中也有很多糟粕的东西。科学发明了原子弹,它是不是一种糟粕?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对文化的存在天生有一种破坏感。为什么这么说?


  马未都:因为我们是各种文化交替执政的历史。


  《瞭望东方周刊》:这就要求他们把前一个政权建立起来的文化破坏掉?


  马未都:对。因为他们的文化是冲突的。过去我们说分为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其实陆地文化本身又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又分为游牧和渔猎文化。文化之间都是有差异的,就是它基于什么生存是不同的。比如农耕文化基于种和养而生存,得把粮食种在地里,养鸡养猪,所以有了小农意识。要储备,万一不下雨,不长粮食,我要储备一些。而游牧民族就没有储备的意识。所以文化的形成都基于他们最初的生存状态。


  《瞭望东方周刊》:那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破坏后还能延续到现在?


  马未都:就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特别强大,(这个基因)就是文字。中国人创造的文字,5000年来几乎没有更改太多,甲骨文中的很多字我们都认得,延续性特别好。而很多古老的文字,如古埃及的楔形文字早就断掉了。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中国的方块字这种基因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什么样的抹不掉的特征?


  马未都:就是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模糊性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在语言表达上是非常模糊的,是多义性的。比如“行” 这个字,我们现在一般说行,很多情况下是“可以”的意思,但是“行”的本意是走路的意思。“走”则是跑的意思。这种文字的多义性再加上中华文化表达的模糊性,正是我们文化的长处,也是我们的短处。


  你看,科学学科达到一个极限的时候都是模糊的,比如数学达到极限的时候就是模糊数学,但是数学的要求是不模糊的。我们的文化在很多时候不强调表达非常清晰,不用法治的语言去表达。所以你看,什么话最严谨?拉丁文最严谨,医学开药方,全世界通行的语言是拉丁文,植物学的名称全是拉丁文。汉语是有歧义的。我们的文字有多义性,有时候一个字有70多种含义。再加上我们常年的文化积累,有文字的历史有5000年了,这5000年来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


  我认识的一个汉学家曾经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太幸福了,随便一个受过文化教育的人都能大概读懂2000年前的文献,这在英语国家是不可能的。英语国家许多人现在看莎士比亚时期的东西都看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记音的,音会不停地变,一变就看不懂了,而我们(的文字)是记意思的,稍微一教就能知道。


  这个社会还应该有一些美学的教育


  《瞭望东方周刊》:我注意到你一直重视探寻文物与文化的关系,尊奉实物史观而非文献史观,为何如此强调文物的作用?


  马未都:因为实物的证据是不能改变的,而文献是可以改变的。


  不要说久远的历史文献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文献,就我年轻时所接受的很多文献都是在不停地改动当中。二十四史中的很多史都被后人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不停地改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全盘相信。再说,文献是一种主观的记录,每个记录文献的人是不一样的,即使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阅历,对同一件事都会有不同的记录。所以文献,我认为只有20%是真的。所以我一直强调物证,用物来说话。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对“床前明月光”诗句中的“床”提出自己的理解(马未都认为,“床前明月光”诗句中的“床”不是今天睡觉的床,而是马扎,北方可折叠小板凳——编者)。你当时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马未都:我们在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名词的改变是非常多的,或者说名词并没有改变,而是物品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比如“壶”,我们壶的概念就是大口进小口出,但是在魏晋以前,中国的壶都是哪进哪出,只有一个通道。它和罐的区别只在于它的口比较小,有壶嘴是后来的事情。


  我们今天接受的都是后来的文化,所以对早期的文化可能就会有所误解。在生活中,如果你细心,可能还能发现一点残留。不光是“床前明月光”的这个 “胡床”,还有很多东西,只不过就是这个诗句太有名了,我一说就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我只是告诉他们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的理解和我们的想象是不同的。《说文解字》中就写“床,安身之座也。”说得多清楚啊,床就是坐的。它连床有“卧”的功能都没提到,那么起码证明许慎在东汉时候写“床”这个字条的时候,坐是第一功能,或者说是极为主要的一个功能。尽管现在很多也说战国墓里出了床,那床你能证明是睡觉的吗?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这个说法也引来了一些争议。


  马未都:我觉得争议不算很大。争议首先是要有重量级的人出现,要有对等的人出现,否则我不认为那是争议。


  我还说过一些话大家可能没注意。比如我说李商隐的诗句“蜡炬成灰泪始干”,谁见过“蜡炬成灰”啊?现在的蜡烛烧完就完了么。可是唐代的蜡烛烧完了就有灰,它中间是芦苇,只是你不知道啊。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提到文化的深度和广度的问题,你觉得文化的魅力在它的广度而非深度?


  马未都:我觉得文化广度主要的前提是它的普及性,文化的深度是学者们的事情。我觉得今天的社会有1%的人有一定的文化深度就已经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构成。社会的构成首先是需要层次,每个人都是大学教授,那谁去做饭呢?所以,作为文化最好的延续性就是它的广度。我们今天和韩国人争端午祭什么的,都是因为它的广度而不是它的深度。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上百家讲坛是带着普及文化的目的?


  马未都:那肯定的。我一直在说我是一个布道者,不停地宣讲中国文化,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文化的妙处在哪。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觉得现在大众对于中国文化的妙处都领悟了吗?


  马未都:不够。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


  马未都:这需要一个很长的吸收的过程。将来我觉得这个社会还应该有一些美学的教育。我曾经特别想讲中国人的审美,就是中国人的美学教育。我们的美学教育很差,对美的感受很不强烈。


  最近很多人问我关于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问题,问我对那个“铜钱头”(指剧中众多女角色的发型——编者)怎么看?为什么大家都关注这个事?这就是审美问题。


  那个“铜钱头”大家都接受不了,为什么?因为生活中没法梳那种头。它首先不大众化,而且不触类旁通。我看了那片花就觉得特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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