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销瓷：前工业时代的易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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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哉 青花瓷

　　在鼎盛时期，广州的工场里，数以万计的工人为欧洲王室巨富生产着世界最华贵的瓷器。这些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同样有极为脆弱的一面。

　　1602年，刚刚成立不足一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劫获了从中国满载货物归程的葡萄牙商船凯莎琳娜号。他们将船上的数十万件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令荷兰人吃惊的是，此次拍卖引来了大量富豪贵族的关注，其中不乏君主的身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购买了一套精美的餐具，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争着购入瓷器。几日之内，所有货物被一抢而空。据简·迪维斯在《欧洲瓷器史》中记载“拍卖这一船瓷器， 商人获纯利了五百万盾”。

　　西来的订单

　　荷兰人的这一传奇经历震动了欧洲，一时间，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贵族、商人们纷纷把发财的目光投向了远东，投向了中国，投向了瓷器 。仿照荷兰东印度公司模式，17 世纪后期，法国首相马扎然按照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他们颇有深意地以“中国”命名了它。而这家“中国公司”的第一单生意就是前往广州购置瓷器。当法属中国公司的商船经过长途漂泊到达太平洋西岸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最好的贸易时机到来了。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早先控制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满清政权击败了占据台湾多年的郑氏家族，彻底统一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沿海的海盗武装也基本销声匿迹了。特别是1673年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下令取消海禁，这条命令中说“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民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由此，外国商船就可以前往指定港口进行贸易了。当然，中国货物进口也走入了正常化的轨道。

　　在随后的时间里，欧洲各主要国家先后获准在广州城开办了自己的商站，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地经营生丝、茶叶，当然陶瓷买卖也是其中的大宗货物之一。最早获得这一权利的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1715年)，紧接着法国(1728年)，荷兰(1729年)，丹麦(1731年)，瑞典(1732年)，他们先后在广州设立了贸易站点。为了方便交易，与洋商相对，1720年广州商人也自发组织了一个公行专营瓷器。行规中明确规定“瓷器要特别工巧者，任何人得自行交易。”

　　法属“中国公司”的安菲特里号到达广州港时，他们向中国行商们出示了一批绘有奇怪纹案的图纸，要求中国商人按照图样烧造，并许诺将给予丰厚回报。几个月后，这批由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如约交工了。

　　当“中国公司”将这些瓷器运回欧洲后，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褒奖，原来这些图案正是法国的甲胄、军徽、皇家纹章图案。

　　其实，把徽章烧制在中国瓷器上这也并非法国人的创举，早在明朝中后期，葡萄牙王室就曾通过马六甲的中国商人定制过一只绘有曼诺尔一世徽章的青花执壶。由于当时颜料色彩所限，加之中国海禁政策严厉。那件瓷器并没能引起欧洲王室多少兴趣。但是这批法国的纹章瓷属于细瓷烧制工艺，并采用了粉彩技术，色彩艳丽夺目，而中国正处于海禁大开的局面，机会就在眼前。

　　如此诱人的良机，当然会引来欧洲各国贵族纷纷效仿，由此，“纹章瓷”便在欧洲盛行起来。此后的几十年间，英国的“三狮”;俄国的“双头鹰”便随之出现在了中国出口的瓷盘上，据瑞典人统计，在中国的明清之际，约有300 家贵族先后来到中国定制过纹章瓷。

　　贸易链

　　随着欧洲商船的靠岸，登陆的不仅仅是滚滚财源，更是一场中国制瓷史上的变革。

　　法国人定制的纹章瓷是广州来样加工贸易之始，也是中国制瓷业变革的第一步尝试。当机敏的广东商人意识到巨大商机到来之时，便主动去适应了这种变化。

　　欧洲订单的频频东来，催生了广州珠江沿岸那些专门承接欧洲订货业务的门店，在这里洋商可以与广东商人签订协议，按照洋商指定的种类、造型、式样、工期进行详细的约定。而后，广东商人再将订单发往千里之外的景德镇进行烧制。由于，外国商人们的需求不同，所以定制样式五花八门，不免引起内地工匠们的好奇。

　　《景德镇陶录》就记载了上述情形，书中说“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

　　然而，景德镇与广州城之间路途遥远，又有山水之隔。欧洲人的订单传至江西、烧制成器、经过彩绘后再运回广州交货的漫长过程日渐显现出了弊端。途中出现破损在所难免，而纹样风格走形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这不仅影响到了行商们的经济利益，更毁损了广东商人的信誉。于是，外销瓷的生产重心开始了南移。

　　清代刘子芬在自己的私人著述《竹国陶说》提到:“海通之后，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迳广州……，欧士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恒，另雇工匠，依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

　　广东行商们凭借着销售渠道上的优势很快介入了生产领域，他们雇佣工人、培训画工。将景德镇烧制好的白瓷胎运至珠江口，在此他们承揽外洋业务，拿到订单后就地进行彩绘和二次加工。这样一来，不但交货日期大大提前，路途损耗以及绘图质量大幅提高。这种生产模式不久便流行开来，一时间广东珠江沿岸陶瓷工场鳞次栉比。在工场中，一些技术变革也正在无声地进行着。变革时代

　　变革首先是从设计开始，此时的广东出口的中国瓷器图案主题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五福捧寿、太平有象、马上封侯了，在街头商铺中陈列着更多的是圣经故事、君主头像、西洋风情。这种变化不光是来源于欧洲商人提供的图案，更有中国商人对于欧洲人消费心理的揣摩。尽管广州的华人中还没有几个能够弄懂耶稣与圣母的关系，西班牙王室的发色是黑是黄，但是大多数中国画工们已经像模像样地画起了西洋画，在技法上他们尽量减少了对于传统直线的使用，开始以西方人所习惯的曲线来表达纹案之美了。

　　继绘画纹案变革之后，外销瓷在器型上也进行了改良。海禁大开之后，瓷器进入了正常的贸易渠道。大量优质的民窑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欧洲市场上，瓷器也不再是王公贵族收藏把玩的奢侈品，很多质地精良的产品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成为了生活用具。

　　欧洲人的需求，再次引领了中国制造业的变革。为了满足欧洲人的需求，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中国的陶瓷匠人们制作出了瓷制的汤盆、盖盅、色拉碟、咖啡壶、马克杯等纯粹的西方生活用具。甚至他们考虑到欧洲人胡须浓密的特点专门生产出一种带弧形缺口的圆盘，以供欧洲人剃须时垫在颈下使用。

　　在西方消费市场的引领下，中国民窑不断地进行着研发上的创新，他们用中国的硅酸盐技术逐步侵蚀着欧洲原有的锡器、木器、甚至金银制品的市场份额。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是成功的，中国制瓷匠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自我突破式的技术改良，他们在以世界市场为导向调整着产品的生产。可以说，国际市场正在拖拽着中国制瓷业不由自主地前行。

　　如若说，纹案设计的变化、器型研发的改进还只是简单的人为适应西方消费者习惯的话。生产要素的汇集才是广州外销瓷加工真正崛起的标志。

　　1769年一位名为William Hickey美国旅行者参观了位于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在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而这种工厂当时在广州还有一百多个。”

　　在广州就有两万人进行手绘劳作，这个数字在那个农为本的时代中是惊人的。尽管很遗憾，我们已经无据可查这些人口的来源，但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出自传统的农业社会。更为惊人的是这些人的工作性质，他们与景德镇那些官窑中世代从事劳作的匠人不同。匠人们出自“匠籍”，他们的劳动完全是一种义务的服役形式。而珠江口内的这些绘图工人则完全采用了雇佣形式，商人出钱工人出力，工人有了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和流动性，形成了完全意义的雇佣关系。这就使得广州拥有了最为充沛的人力资源。

　　除去充足的人力以及便利的销售渠道以外，行商群体介入生产使得广州制瓷业的生产要素变得更加完备。在当时社会条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资本家这一角色出现，而最具雄厚财力与经营头脑的莫过于行商。在人力、土地、资本、资本家四要素齐备后广州制瓷业开始了勃兴。

　　诸多的制瓷工场汇集一处，使得广州瓷业日渐产生了集群效应。一方面带来的是生产成本低廉化，另一方面则是品牌知名度的提升，精湛的手工制瓷技艺，顺应欧洲消费心理的绘图设计，加之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广州一时间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加工也的新中心，而“广彩瓷”也由于其物美价廉的特性在国际上大为热销。一时间，中国瓷成为了欧洲人心目中的最好品牌。

　　1759年瑞典公司就曾指示他们在广州的代理人“购买重的和耐用的中国瓷器。”刊刻于1830年的《出使暹罗、交趾》一书更是直白地记载了欧洲人的看法。“(西方人)适用于家庭应用之粗陶器，是暹罗人烧造，但普通及较好的各种瓷器，大量出自中国。”

　　美誉度的提高，伴之而来的就是品牌价值的提升以及市场占有率的加大，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记载的统计数字看，该处每年从中国运往欧洲的瓷器竟达300万件之多。

　　仅仅是商业数字还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作为一种高端消费品的真正成功之处在于它能够引领上流社会的审美时尚。此时正值欧洲洛可可风格兴起之际，“广彩瓷”凭借着其细润光滑的外观、规整有序的形体以及清白雅致的细腻风格，走入了欧洲诸多王宫贵胄之家，无论是从实用价值还是艺术风格上都给欧洲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然而，正当中国外销瓷如贵妇般被欧洲王室追捧之时，她的竞争对手们却悄然出现了。

　　竞争者

　　1644年明朝灭亡，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被切断，荷兰人便开始在远东寻找替代品，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与中国只有一海之隔的日本。

　　1649年，他们向日本订购了第一笔共65000件瓷器的订单，尽管这个数字还不算庞大，但是对于掌握制瓷技术只有49年的日本人来说已经相当勉为其难了，他们的工匠们昼夜加点直到两年后才完全交付，日本瓷器就是这样步履蹒跚地走入国际市场的。

　　尽管日本瓷器起步较晚，但是17世纪80年代，一个名叫柿右卫门的家族研制出了一种乳白色浊瓷。他们在瓷胎上进行风格精致拘谨的彩绘，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很快这种瓷器就出现在了欧洲市场，由于其更接近当地人的审美，不久便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日本瓷在中国“广彩瓷”原有的市场中分得了第一杯羹。

　　与此同时，欧洲人自行烧造的第一批瓷器也出炉了。然而，令人们哭笑不得的是他们模仿对象并非拥有两千年瓷器史的中国，而是临摹了刚刚出师的日本。德国人柏特格(Bottger)利用发现的高岭土仿制出了日本的柿右卫门瓷。自此，中国瓷器在原材料上的技术壁垒被打破了。欧洲国家开始了仿制中国瓷的热潮。

　　起初是德国，然后是法国，紧接着意大利、英格兰以及奥地利纷纷踏上了仿造中国瓷器之路，由于欧洲人生产技术上的日渐成熟，各国陆续建立了自身的国民陶瓷工业体系，使得普通百姓对于中国日用瓷的依赖程度大打折扣。而欧洲匠人从化学角度开始了工艺革新，使得制瓷技艺更为精良、外观更为细腻，中国外销瓷千年来垄断世界高端瓷器市场的局面也被彻底改写。尽管欧洲需求减缓，但凭借低廉的生产成本，以及强大的生产能力中国外销瓷仍占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就在欧洲市场被挤占的同时，更为可怕的事情在东方发生了。中欧之间漫长的物流线上出现了不小的变化。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率先在中国培育出了新的需求——鸦片。鸦片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使得商人们对于运销瓷器的兴趣荡然无存。此时的欧洲商人中几乎没人愿意把有限的运力、资本花费在漫长的中欧航线上，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印之间短程的暴富。

　　由于长久以来政府对于本国商人出海的限制，中国商船根本没有直接贩运货物到欧洲交易的可能。所以，欧洲人的物流线断了，中国商品的出口途径也就随之阻塞。广州城从无限接近市场的生产基地，一下变得与景德镇别无二致，地理优势一下子荡然无存。

　　外部的变化使得中国制瓷业日趋僵死，而内部却残留着未能完成的变革。技术层面讲，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在步入近代后，都将化学、机械等现代技术充分地运用到了制瓷过程当中，在日本和欧洲制瓷业上升为了一种科学技术。而对于中国来说制瓷依旧是匠人们日积月累的一门手艺;从运营商来讲，中国制瓷业依旧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长久以来没能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资本完全依靠老板的苦心积蓄。

　　而欧洲已经成立了公司开始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充足的运营资金了。除此之外，社会的大背景下的战乱与动荡也使得中国制瓷行业很难在从容中完成这次华丽转身，只留下一场未完成的变革。

　　总之，诸多弊病阻挠着中国制瓷工场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因此，她的盛极而衰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