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闯出名堂 奉军"客卿"张宗昌兴衰成败(图)

张宗昌。本报记者张静翻拍

张西曼。本报记者张静翻拍

    闯关东闯出了名堂

     1897年，张宗昌走上了“闯关东”的道路，开始了新的人生。起初，张宗昌打零工、扛活。但都是在农村，除了填饱肚子外，尚无发达的迹象。有的书上说，张宗昌是1900年到东北的，因为关外的风物让他感到新鲜刺激，便整日闲逛，不安心正当职业。但实际上，张宗昌是1900年到中东路当筑路工的，此时到东北已经两年多了；而张宗昌到东北，为的是解决肚皮问题。对于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来说，“整天闲逛”是不可想象的。

    张宗昌当上筑路工后，不多时，便当上了工头，深得俄国人信任。中东路修好后，张宗昌还干过装卸工和扳道工。日俄战争时，沙俄扑过来30万大军，这些操着斯拉夫语系的人到东北来，自然需要大批“翻译官”，最初，张宗昌也担当此任。但俄国人认为张宗昌当翻译，有点大材小用，便安排他组织“关东支队”，骚扰日本军队。日本人不是也组织了“东亚义勇军”，并网罗了张作霖、冯德麟等一些人为之卖命吗？“关东支队”就是与“东亚义勇军”相对应的“准军事组织”。但现有资料并没有见到张作霖与张宗昌开过仗的记载，笔者也不敢妄断。

    据《张宗昌全传》记载，张宗昌的“关东支队”由小而大，由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最多时号称两万人。这些人由俄国军官参与训练和指挥，张宗昌也虚心求教，学到了一些军事知识和指挥技巧。后来，他的军队发展迅猛，并从张作霖手中博得山东督办一职，与此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而这个时候，张宗昌不过二十出头，堪称少年得志。

    但好景不长，日俄战争以俄国失败而结束，日本人成功地玩了一把“黑吃黑”，从沙俄手中虎口夺食，“吞吃”了南满权益。战争结束后，张宗昌的“关东支队”自然要加以遣散。遣散办法是每人发饷3个月共75卢布，另有路费70卢布。张宗昌把这些钱领到手后，怎能甘当过路财神？仔细掂量了一下，决定把路费全部扣下。据记载，仅此一着，张宗昌便发了横财，“赚得金卢布不下百余万，陡然而成巨富”。

    但张宗昌的骨子里流淌的是赌徒血液，考其经历，可以说张宗昌的一生都在赌博。起初，张宗昌也想衣锦还乡，广置田宅，回山东老家做个“大富豪”，奈何部属和好友殷勤挽留，有的人陪他吃喝，有的人陪他玩乐，有的人陪他推牌九，还有的人央告“接济”。尤其是牌九，可是要了张宗昌的命——没用多长时间，张宗昌便“千金散尽”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说张宗昌的赌。林语堂写过一篇《忆狗肉将军》的文章，文中说：“他能饮酒，他还可怕的喜吃‘狗肉’。”实际上，这是以讹传讹，据张宗昌的四女儿张端(张春绥)在《我的父亲张宗昌》一文中辩解：“林语堂在文中说父亲还有一个绰号叫‘狗肉将军’，这是不对的，因为父亲从来不吃狗肉，他嫌狗肉腥。”那么，狗肉将军这一绰号又如何而来？原来，张宗昌嗜赌，而“革命策源地”广东方言中，“九”发音为“狗”，一来二去，人们便将推牌九戏噱地称为“吃狗肉”。

（责任编辑：单晓冰）

    张宗昌到海参崴，又发达了

    正当张宗昌百无聊赖之际，恰有俄国资本家招募华工到西伯利亚采金。由于有从前的基础，张宗昌被委为“工头”。但该处金矿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张宗昌便踏上归途。不过，张宗昌可不是不名一文地回来的，他通过克扣等手段，又带回来一大笔钱，据《张宗昌全传》记载，足有四五十万卢布。

    这一次，张宗昌决定尽快回家，买些田地，当个“小地主”算了。可张宗昌发财的消息又传开了，刚到海参崴便被“包围”，前呼后拥起来。又是像上次一样，有的人陪他吃喝，有的人陪他玩乐，有的人请求“接济”。但张宗昌在“应酬”的同时，却并不过多地在某地停留，而是“执着”地向着家乡的方向“挺进”，奈何旧友太多，待到得家乡，钱财所剩无几，除了孝敬父母、馈赠亲友的，“广置田宅”的美梦又一次化为泡影。没办法，张宗昌又一次踏上了闯关东的路途。据说，就连返程路费都是“借”的。

    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张宗昌究竟还是有些感召力的。刚到海参崴不久，便当上了华商总会的保安头目，就像《马大帅》中维多利亚娱乐城的彪哥一样。但实际上，张宗昌的这个保安头目，要比彪哥略胜一筹，因为范德彪充其量是一个娱乐城的保镖，所以到了美容院就不好使了，被人吓跑了。而张宗昌却是华商总会的“保镖”，尤其是张宗昌有枪有队伍，负有“剿匪”重任。加之张宗昌懂军事，又熟知胡匪的行动规律和作案特点，屡有斩获，因而名望日高，当地一般中小商人都得“孝敬”他，托他庇护。再加上张宗昌与俄国军警有过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不久就成了海参崴的“一派势力”。并不需要像彪哥那样，“抱拳，右手在前，知道啥意思吗？表示尊重。握手，小指头微卷，表示礼让，就是夹尾巴做人，谦虚啊”。

    在海参崴，张宗昌还有一大收获，那就是认识了张西曼先生。张西曼是国民党左翼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正是通过张西曼，张宗昌与南方革命军取得了联系，从而走上“革命道路”。但张西曼却对张宗昌深恶痛绝，据张西曼对其友人黄萍荪讲：他在海参崴时，有一件事耿耿于怀，为找刘弹子(刘玉双)下山，动员张宗昌参加反清行列，此举实为“引鬼入室”。依据张西曼的叙述，黄萍荪作了二篇《辛亥革命回忆录》，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第109辑。当下关于张宗昌在海参崴一带的活动细节，多出于此一记述。

    据张西曼回忆，张宗昌在海参崴时，就特别“流氓”，包娼包赌包烟馆，入干股抽红头，俨然地方一霸，是“‘下流’社会中炙手可热的骄子”。当时，张西曼时与俄国进步朋友交往，有时一起上山打猎，或到海边钓鱼，以此交流革命思想。有一次，张宗昌提醒张西曼小心胡匪绑票，这给张西曼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就托张宗昌帮忙买支手枪防身。过了几天，张宗昌果然约张西曼去看枪，但因为那手枪没有保险装置，张西曼没有买。说来也巧，卖枪人在下楼时，果然走火了，打中了自己的脚趾。张宗昌一边骂那人“笨蛋”，一边派人送进医院。不过，枪虽然没有买成，张西曼与张宗昌的关系却密切起来。

    武昌起义之时，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号召全国各地“大兴义师”，共举革命伟业。为此，张西曼的哥哥，革命党人张仲钧特意赶到海参崴，说革命若要成功，非北伐中原不可，而骑兵断不可偏废，“应设法由东三省秘密招募马贼南下，以便编练劲旅。”革命党人的这种想法也是有原因的，当时的革命军(光复军)仓促成立，难敌北洋虎狼之师，又素闻东北胡子“勇敢善战”，就打算招募一批，以壮军威。

    除了张仲钧之外，上海革命军还在海参崴找了一个代理人，是浙江人胡金肇，俄国邮船公司的账房先生。可是胡子虽多，却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胡子“招募”来的。那帮胡子，贼精着呢，不像大烟贩子，你拿钱他就卖给你，可胡子在哪儿，谁也说不清，就算知道他们的匪窝，也不敢轻易去——你说你领他们到南方革命，可他们若是不信，说你是奸细呢，弄不好，就得“种”(活埋)到深山老林里。后来有人给胡金肇出主意，说张宗昌在“江湖”中颇有威望，若能相助，定有可为。于是，胡金肇便去找张宗昌。张宗昌一听此事，喜出望外，他敏锐地感到这是自己出人头地的好机会——清廷风雨飘摇这么多年了，估摸着也挺不了多长时间了，若能果断地摧枯拉朽，自己不就是“革命元勋”了吗？

    偏在此时，张西曼受哥哥张仲均之托，也来找张宗昌“帮忙”。而且，张西曼要比胡金肇知道要领，他明确要求张宗昌帮他联络手下有千余人马的绿林好汉刘弹子。张宗昌捺下心头狂喜，半是试探半是玩笑地说：“呀!这可不是好玩的!你想在俄国闹革命吗？”张西曼恭维了张宗昌一番，张宗昌答应“试试看”。这就是张西曼所说的“引鬼入室”。

     12月初，黄兴、陈其美又派李征五到海参崴接洽。通过张宗昌的联络，刘弹子同意参加革命。在海参崴一家饭店的三楼，张西曼、张宗昌、刘弹子、李征五等人经过密谈，达成四项协议：1、刘弹子任骑兵团团长，以后再扩充成旅、成师；2、刘弹子应先选精锐800人火速南下，其余待命补充；3、策动各方友军在东三省各地起义，响应中央革命政府；4、一切南下旅费、恩饷等，均由中央革命政府负责筹拨。

    张西曼在回忆时，谈到他曾对张宗昌说“有日事成，必将重酬”，并由此断定张宗昌是受了“利诱”。对此，我们应做具体分析，不可轻易盖棺定论。固然，张宗昌有赌徒天性，行事多有投机心理。但彼时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张宗昌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绝不是张西曼一句空头许诺就能被“收买”的。张宗昌在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便向华商总会负责人表示心向革命的想法，取得了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张宗昌的旧友和部属众多，也多愿意随其一试身手，不多时，便聚集了400余名“华侨子弟兵”。华商总会还特意赠送了一部分枪支，有的人本身就是带枪追随张宗昌的。应当说，这个时候的张宗昌，还是比较热忱的。至于他后来的作为，或许是因为时势发展，其赌徒天性恶性发展使然。

    对此，张宗昌的参谋长李藻麟的说法则更加有利。李藻麟说，张宗昌基本达到了上海革命军的要求，募得士兵六七百人，每人自备大枪一条、小枪一支，战马一匹，并经简单训练，大致可称是一支人强马壮、阵容整齐的队伍。又经俄国邮船上的华人帐房苏佩堂和胡金肇等人奔走，加之俄国政府对中国革命持友好态度，邮船同意免费搭乘。据《张宗昌全传》一书记载，在船上，张宗昌曾一再对这些人讲：“我们初到江南，人情风俗一概生疏，又系去参加革命活动，成败并无一定，但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俄国邮船把我们送了来，绝不能再把我们送回去。我们应该认清方向，始终团结在一起，更要有破釜沉舟的坚决和勇敢，方可以打出一条出路来。”言之凿凿，有令人感动之处。

    张宗昌和刘弹子的人马到上海后，引来各界瞩目，更受到革命军的热烈欢迎。但到了上海之后，情形却发生了变化。本来在海参崴时，李征五曾对刘弹子许以骑兵团长之职，可任命书下来一看，团长居然是张宗昌，刘弹子只是营长。何以至此？笔者以为，不外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刘弹子是纯粹的土匪头子，而张宗昌虽然也可称之为匪，但在带领所谓“关东支队”时跟随的是俄国“正规军”；后来在海参崴华商总会，他做的是“保安”，虽然也干了些坏事，但究竟“上得台面”；更何况，张宗昌参加过战斗，颇有军人风范，而刘弹子却不过是号称千余人的匪帮，若是到了战场，恐怕就不敌张宗昌了。

    第二、两支部队不同的质素，据《北洋军阀列传》一书记载，在俄国邮船上，刘弹子队伍匪性大发，买烟买茶不给钱，猜拳喝酒耍大钱，当时邮船上的华、俄船员颇为惊骇，搞不明白这是去革命还是去打家劫舍；而张宗昌从前有过带兵经验，基本保持了起码的军纪。

    第三、刘弹子和张宗昌对形势的认识不同。可以说，刘弹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以为革命党没有办法，才请他出山收拾局面的。尤其严重的是，刘弹子对革命的认识不清，他落选团长以后，曾派人给张西曼送过一封信，责怪张西曼骗他下山，团长的位子又没捞着，送信人还放下“狠话”，称“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是你们这些读书人给咱老粗们下的毒饵！张先生，再见，请等着来日算总账吧！”笔者以为，以刘弹子这等见识而投身“革命”的人，更加要不得。

    第四、刘弹子对自身认识也有不足，他以为自己稳居团长之职，便可高枕无忧了。而张宗昌却没有耍大牌，竭力跟李征五搞好关系，甚至还按青帮的规矩，拜李征五为师，所以从人气上，也胜刘弹子一筹。想当年，李征五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是陈其美的得力干将，曾参与策划东南起义。辛亥革命时，招募军队，组织光复军，任少将统领。因其急公好义，热心公益，人称“上海滩的小孟尝”。

    张宗昌就任团长后，换发了陆军正式军装，面目一新。当时，上海光复伊始，秩序未定，闸北情况更复杂，张宗昌率所部昼夜巡逻，维持地方治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方自日本归来，在李征五光复军中任参谋，故张、蒋二人早年曾有“点头之交”。

    再说刘弹子，气量也过于狭小，他致信责怪张西曼后，张西曼回信慰问，劝他顾全大局，忍耐一时，并称随即致信黄兴、陈其美，请求遵照原议，授以骑兵团长职务。但张西曼也告诉送信之人，重返原地，再树义旗一节，已无可能。实际上，俄方海参崴总督早知刘弹子的动向，之所以未有动作，是因为刘弹子一去，对俄方有益无害——去了一块心病嘛。而再想回去，就不那么容易了。据张西曼回忆，此后刘弹子“如失水蛟龙，困于沙滩，郁郁以终”。但笔者以为，你刘弹子即便没有当上团长，可也总是营长啊，若倾心革命，亦当有所成，何必计较一时之进退呢。而张西曼的回忆，则对刘弹子充满愧疚之情，对张宗昌则施以冷语：“惟张宗昌的投机，得逞所欲，呼风唤雨，作恶达二十余年之久。”

    那么，这个时候，张作霖在干什么呢？他仍然是张宗昌的对立面，正与冯德麟一道，忙着“肃清”东北地面呢。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