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 胡适和红学(图)

胡适 资料图片

    随着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播出，眼下似乎颇有点“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感觉。然而，“开谈”不朽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不能不提新红学的奠基人胡适——正是胡适和新红学派使《红楼梦》还了“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的本质”的真容。

    在胡适之前，“咸(丰)同(治)以来，红学大盛”，但那时的“红学”，并未视研究《红楼梦》为一门严肃的学问。众多“自相矜为红学”的人，除了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大多只是算《红楼梦》迷。真正对《红楼梦》赋予研究意义的是王国维，不过他研究的着眼点是哲学和美学。

    咸同以来的红学，称为旧红学，又叫“索隐派”：热衷对号入座，探究《红楼梦》中的人物“隐”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谁，如胡适所说，“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如王梦阮在他的《红楼梦索隐》中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把贾宝玉说成是清世祖福临，说林黛玉是董鄂妃。后经孟莼荪考证，董鄂“死，年二十八岁，而清世祖那时还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子”，王梦阮的无稽附会，不能自圆其说。到蔡元培在他的《石头记索隐》中，则说《红楼梦》是写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着眼于“排满”。称贾宝玉是康熙第二子允礽，林黛玉是清初学者朱彝尊，王熙凤是余国柱云云；还有人说《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性德的事，不一而足。

    胡适于1921年写的《〈红楼梦〉考证》，另辟蹊径，开宗明义：“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说！”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的宣言和纲领是“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事，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畴”。胡适果真考证清楚了“著者”和“本子”，《〈红楼梦〉考证》成了新红学的经典。

    胡适论定“《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这“自叙传”说，得到鲁迅的支持，称其“实是最为可信一说”，并将这一论定写进他的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后经胡适弟子俞平伯等人的潜心研究，此论遂成定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云谲波诡的批判胡适运动席卷全国。那个时代，胡适被认定为“反动”学者，这场没有学术科学含量的大批判的结果可想而知——徒把八大卷二百多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一书，作为一面镜子留给历史。值得玩味的是，昔日与胡适学术争论的对手梁漱溟、章士钊等人，不肯对胡适落井下石；最有学术实力与胡适一搏的陈寅恪，也恪守文人的良知，在批判老友胡适的滔天大浪前，勇敢地选择了沉默。打倒胡适这个人容易，战胜胡适的学术科学很难。远隔重洋的胡适，对这一切冷眼旁观，甚为失望地说：“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没有丝毫的学术价值可言”。批判胡适之后，接着是胡风被捕，继而是反右，最后是“文革”，知识分子在一系列的思想整肃中，不仅谈“胡”色变，有些人包括批胡适的都已在劫难逃。《红楼梦》研究，便更多地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这无疑限制了研究者的才智和想象力。

    历史在远处，对湮没于历史，盖棺已近半百的胡适，若重生再临，怕不可能。但随着改革开放，对胡适的评骘渐近客观。对读者来讲，通过阅读胡适被多年禁锢现又开禁的著作，在感受他的睿智和他文字中洋溢的文化情怀的同时，会发现，胡适不是“神”，也不是“鬼”，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性，有成功有失败，活生生的一个学人，一位曾经的文化学术界自由主义群体的精神领袖。他的精神遗产是属于资产阶级现代文明及其价值观的一部分。这是历史造成的局限，也是胡适的局限抑或是悲剧。

    胡适曾很有自知之明地说过：“我的相很难画。”何故？“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但在胡适去世时，也有人送过这样一副挽联：“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我们在观看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和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渐渐走近真实的胡适……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