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善养生 唐代就有“洋大夫”在岭南行医（图）

广州生活史医药篇

广州人爱养生、善养生天下闻名，这既与此地的气候有关，更是数千年来岭南人与疾病斗争，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实践经历的体现。

在广州和岭南历史上，曾经诞生过众多成就斐然的医家。他们推广“贱价草石”悬壶济世，不以贵价药物牟利求财；他们大量引入洋药洋医，却始终保持批判的精神和独立的思考；他们走在时代尖端，尝试最新疗法，又放下身段，用最平实简单的药方解决普通民众的病痛……

元代广州就出现“民营药店”

广州有史可查的养生医疗历史可以上溯到2000多年前。在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药丸、药饼、生草药和五色药石以及研磨器械等制药工具等。

广东历代医家都极为重视医疗的民生功能，强调医药应当为普罗大众服务。早在宋代，广州就出现了兼具诊病和制售药品的官办机构——惠济军民药局和惠民药局，也有施医赠药为善举的玄妙观。

元代，广州出现民营药店。明代，医和药逐渐分离，广州出现医药商品生产。一些商人开设药铺制售熟药，多数是前面设立坐堂医生问病售药的店铺，后面是制作熟药的工场。这种既制药又卖药的大企业一般被称为“堂”，其中沿袭至今的只有陈李济杏和堂，也就是今天陈李济药厂的前身。这也是全国现有制药企业最老的字号。

广州为南药最大集散地

波斯后裔著《海药本草》收集从广州传入的上百种海外药物

唐宋时期，广州是南药的主要集散地。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回国路经广州时，曾经记下了他目睹的情景：“江中有婆罗、婆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北宋毕仲衍所著《中华备对》称，熙宁十年(1077)，全国有3个口岸向外商收购乳香，广州一处就购得34.87万斤，占全国入口总量的98%。

唐代有许多贩卖香药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后裔。五代前蜀时李珣、李玹、李舜弦兄弟妹三人是波斯人的后裔，出自著名的香药家族。李珣精通医学，所著《海药本草》六卷是专门收集从广州传入的海外药物的药学著作。唐代从海外传入不少外国药物，如沉香、琥珀、延胡萦、质汗、麒麟竭、郁金、阿魏、诃梨勒、丁香、胡椒、密陀僧、底野迦、无食子、龙脑香等上百种。他们来自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地区，直至欧洲和东非地区。

在李珣之前，已经有不少著作记录了从海外输入中国的药材，但没有一部能够比得上《海药本草》详备。李珣的记载面很广，金线矾、小茴香、荜澄茄、仙茅、降真香、海桐皮、海红豆、芦荟、藤黄、没药、天竺桂、海松子、砗磲、珍珠等都是首次被收入本草学中来的，对这些舶来药物的性味、功效、炮制、应用等方面的记载也基本符合现代中药学的科学总结。

李珣在对海外传入的药物和国产的药物相比较的时候采取的态度公允客观，既不盲目崇洋，也不盲目自大。比如他认为“生广南山谷”中的土产茅香“尤胜舶上来者”，但琥珀“复有南珀，不及舶上者彩耀”。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今天的对外交往也不无启迪。

唐代博大的文化胸怀，还吸引许多“洋大夫”来到岭南行医。748年鉴真在广东韶州(今曲江)受热染眼疾，就曾请胡人医生医治，但却导致眼睛失明。这说明当时进入岭南的外国医生医术也是良莠不齐。因此李珣等见识广博而又有独立精神的业内人士的见识有相当的道理。

宋粤人或已从尿中提炼世界最早性激素

古人对于养生的不懈追求，催生出许多神奇的疗法，而且不少也获得了现代科学的验证，以“尿”作为医学原料就是一例。宋代著名的科学家沈括曾经记载“广南道人”炼“秋石”之事，并且称自己从道人那里学来了炼制之法，即用大量人尿通过多次搅拌、加入皂角汁沉淀、熬煮等方式，炼成“色如霜雪”、“莹白如玉”的“秋石”。沈括曾经用自制的秋石治疗自己父亲和朋友的疾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古代医家认为秋石有滋补作用，即“强骨髓、补精血”，此外具有性兴奋作用。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鲁桂珍认为，这种“秋石”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制剂，是古代医学科学中的伟大成就。他们的论文发表后轰动世界，因为直到1909年，德国甾体化学家温道斯才报告了用地芰皂宁使甾体化合物定量沉淀的方法，1927年美国的麦克吉才从牛睾丸中提取到性激素，1929年德国的布特南得才从孕妇尿中提取到纯净的雌酮性激素。比起沈括的记录来，要晚将近1000年。不过也有现代药学家认为，秋石的成分并非性激素，但并没有否定其在治疗某些病症方面的作用。事实上，近代医学也取人尿为药用。将人尿加工处理提纯后，可以提炼出价格贵过黄金的贵重药品——尿激酶。这种蛋白酶具有可靠的抗凝血作用，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具有很好的疗效。

仍从激素来说，早在葛洪的年代，岭南人已经学会了“以药粉桑饲蚕，蚕乃到十月不老”。有专家就指出这应当是使用了现代养蚕生产中广泛使用的保幼激素。

大宋提刑官广州写就世界首部法医学专著

不久前一部热播电视剧《大宋提刑官》让世界法医学先驱、宋代刑狱法官宋慈的形象深入人心，也让写就于1247年的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进入大众视野。宋慈长期在广州任职，曾任广东刑狱提点、广州知州、广东经略安抚使等职，病逝于广州。他在书中的许多记录，都与广东任上的实践和思考密不可分。此书一出，成为南宋之后元、明、清三朝600多年间法官、仵作的办案经典。书中对尸体检验、对伤损的检查鉴定、毒药的性状、中毒的症状和急救等都作出了广泛的探讨。叙述范围几乎涉及现代法医学的所有分支科目，如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科等。如其对辨认生前还是死后之伤所依据的“生活反应”原理的认识，不同气候、环境、空气等对遗体的影响的辨别等，特别是他用新的红油纸伞进行“红光验尸”的方法，与现代的法医在检查尸骨时应用紫外线光照射的方法原理类似，而时间上要早700多年。

在西欧，最早的有系统性的法医学专书是意大利人菲德里于1602年所著的《法医学》4卷，比《洗冤录》晚了近350年。而在它出版六百多年后首先被译成荷兰文本，以后又陆续译成法、英、日、朝、俄等文字，足见其影响之大。

历代名人与南粤医学

葛洪在罗浮山编出早期急救手册

发明“狂犬病疫苗”

长期生活在惠州，晚年隐居罗浮山的晋代葛洪不但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炼丹家，也是著名的医学家。他本人精通医药学，又有长期治疗的实践经验，除写了以炼丹术为主的著作《抱朴子》外，还写下了《肘后备急方》。这是一本中国早期的急救手册，所谓“肘后”就是指可以袖于袖中随身携带之意。葛洪认为，治病不一定要用珍贵的药品，这些药品普通老百姓买不起，而且因为稀缺也很难买到。因此他特别注意用那些“贱价草石”，日常随手可得、又效果显著的药材，“可以施于贫家野居”。例如他用青蒿、蒜、豆豉、常山、皂荚、鳖甲治疟疾，豆豉、大豆、小豆、牛羊乳、蜀椒治脚气等。而葛洪记载的以毒攻毒的“治狂犬咬人方”则更是被视为医学科学中最伟大发明的免疫术的先驱。他的办法是杀死疯狗，取出疯狗的脑子，敷在刚刚被咬伤的伤口上。这可以看做是1600年前进行的狂犬病疫苗的接种。

柳宗元写成

《柳州救三死方》

柳宗元遭贬柳州四年后逝于任上。在岭南期间，他亲身体会到巫医的害处，因此大力推动种植和应用中草药，推广中医。他每到一处都注意深入调查民间验方，采集中草药，并搜集古代药方。他亲自动手，从采药、晒药到捣药、制药。他还用自制的集中草药治好了自己的几种病，如霍乱、疔疮、脚气。后来他根据自身的经验写成了《柳州救三死方》，为发展岭南医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苏轼在海南做医学革新

而被贬海南岛的苏轼则根据当时岭南人用来治疗痢疾的一种草药“倒黏子”制成药丸，来治自己小便白胶等病，结果治好了百药治不好的病。“倒黏子”药用范围的扩大，是苏东坡在岭南的试验发明，也是他在岭南做的另一件好事。此外由于他自己患有绦虫病，他对绦虫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