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南京一银行舞弊案 市长欲报私仇巴结汪精卫

    民国南京新街口地区，银行众多，瞧，仅新街口广场附近，就有三家银行(参照1934年南京地图)制图李荣荣

这栋位于中山东路一号的建筑，是民国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旧址 施向辉/摄

1935年9月7日，《中央日报》刊发了题为《市民银行舞弊案江宁法院重行侦查》的新闻。

    作为民国南京市长，马超俊(左)与石瑛并无个人恩怨，他对该舞弊案的特别关注，有帮汪精卫出气的嫌疑。资料图片

    1935年9月6日，国民政府《中央日报》记者前往江宁法院，就“南京市民银行前行长傅麟和前经理石灼华等的舞弊案”向法院检察处打探消息。此案因市长马超俊亲自将嫌疑人送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处审讯而轰动一时。9月7日，《中央日报》刊发了题为《市民银行舞弊案江宁法院重行侦查》的新闻。新闻说：此案“认为所控舞弊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处分，各被告宣告无罪，恢复自由，马市长以事关舞弊，当向检察处声(原文如此)请再议……”

    对今天而言，银行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银行业因其自身的工作性质，导致舞弊案时有发生，那么，民国时期的银行也是如此吗？此外，这篇新闻中有一点也让人生疑，南京市长马超俊为何对此案如此关注，尤其当嫌疑人洗脱嫌疑后，他竟要求法院“再议”，这其中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责任编辑：单晓冰）

    民国银行多，新街口被当局划为“银行区”

    嫌利息太低，市民有钱不选银行存钱庄

    提起民国时期的银行，已从南京一家银行退休二十年的老南京柏金民立刻就向记者提到“银行区”这个说法。他告诉记者，民国时期的南京，因为其特殊的地位，银行特别多。当时最早在南京成立的银行是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时间是1912年2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种银行机构迅速在南京扎根。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除了中央特许的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及邮汇局等5家银行机构外，还有省市银行、商业银行等共30家。“1927年之后，商业日盛，市政革新，新设银行多在中山路、太平路一带。市政当局就将新街口作为指定的银行区。”

    记者找到一张1934年的民国南京的地图，果然，紧邻新街口广场，就出现了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大陆银行三家银行，“银行区”之说名副其实。“可想而知，银行之间的竞争是非常厉害的。”柏金民告诉记者，民国时期的银行一般都存在着存款、放款的业务。但是，和我们现在的各家银行内市民排号等候办理业务完全不同的是，当时几乎所有银行营业厅里，鲜见人影。因为并不是特别地信任国内银行，许多商人都把钱存入了国外的银行。“他们不放心国民政府的银行，就到上海把钱存到花旗银行里。”

    而一般的老百姓，也不到银行存钱，87岁的老南京江家华告诉记者，到南京解放前，他甚至都没有进过银行，“因为我家做的是酒水生意，手头还是有点余钱，但我们不去银行，而是就近把钱存到钱庄里去。”究其原因，是“因为自从出现银行业后，钱庄给私人存款的利息总是比银行高。我记得在国民政府物价飞涨前，交通银行给的利息是二到三厘，而钱庄能给五厘左右。”同时，柏金民表示，还有一个原因，让银行的私人存款越来越少。

    市民不买账，银行存款实名制陷窘境

    为牟取私利，金融界舞弊案层出不穷

    柏金民告诉记者，民国银行刚开始出现时，人们在存款时可以随便使用字号，甚至使用假名登记。这一方面和传统习惯有关，另一方面也防止露富。比如，1915年4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办时，孔祥熙入股的第一笔股份10000元，实际是孙中山先生的投资，而由孔祥熙以孔庸之户名出面登记的。各家银行也完全听任客户自便，银行监管机关对此也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存钱需要实名制，和我们现在一样。”据柏金民回忆，大概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时，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中华民国人民的本名，以一个为限，就是登记在户籍上的姓名。就银行存款来说，如果不使用本名，就要缴纳罚金。

    对于财政部的这一规定，银行在实际的执行中是有难度的。“只有先缴验市民身份证或服务证，以确定其真实姓名后才可以开户”；而事实上，“有许多市民不愿多此麻烦，更不愿因此让他人知道自己的经济情况。”这样一来，银行的存户越来越少，造成资金窘迫，导致银行的放贷业务也十分艰难。

    那么，民国时期的银行业如此艰辛，这舞弊的行为还存在吗？

    “不仅存在，还很多。”柏金民告诉记者，尤其是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民国的银行舞弊案出现了一个高潮。除了这起，1933年的9月，江宁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市金库舞弊案。而在上海、杭州等地，金融界的舞弊案层出不穷。“1935年9月的这起南京市民银行舞弊案，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而已，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那是因为当时的市长马超俊直接插手了此案。”

    插手舞弊案，民国南京市长对法庭侦查存疑

    内里有乾坤，案件嫌疑人兄长为前南京市长

    马超俊针对市民银行舞弊案的举措难道仅仅是因为案件本身吗？“很显然不是，这其中应该另有乾坤。”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退休老教授张翰林认为，马超俊如此看重此案，是因为此案涉及到的人物：石灼华。

    民国时期的石灼华是何人？记者随意询问了几位南京市民，无人知晓。但是，记者提到了一个人物：石瑛，受访者几乎都能回答出来：他不是当过民国时期的南京市市长吗?“石灼华和石瑛是什么关系，很少有人知道。我也是在《纵横》上的一篇回忆文章里，看到了这样一句话：‘石瑛是石灼华的哥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兄弟关系。”张翰林分析说，正是因为石灼华与石瑛的这层关系，使他成为马超俊“关注”的对象。从1935年9月7日《中央日报》上的这篇报道来看，马超俊关注该舞弊案，并不是希望此案与石灼华无关，反而是希望石灼华舞弊是铁板钉钉的事儿。这从他对江宁法院初次的调查结果的反应就可见一斑。尽管江宁法院侦查处已经查实，市民银行舞弊案与石灼华等无关，但他还是要求再议。

    石灼华，名不见经传，马超俊作为当时民国首都南京市长自然与他不存在什么瓜葛，那么，就是他与石瑛有过节了？

    石瑛与马超俊，一个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一个被称为“中国工人运动之父”，他们的政治活动并没有什么交叉，唯一的相似点，可能就在于，他们都曾经是民国南京市市长。

    “谁说他们两人没有个人恩怨，就没有了瓜葛呢？如果有个第三者在中间，会不会在暗地里影响了他们的关系呢？”张翰林分析认为，这个第三者，就是汪精卫。

    巴结汪精卫，市长欲“公报私仇”？

    坚持不起诉，法庭侦查另有嫌疑人

    “石瑛和汪精卫是有过节的。这个过节发生在石瑛担任南京市长期间，虽然没有公开化，但是许多国民党政要都是心中有数的。”张翰林介绍说，石瑛出任南京市市长，是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的时代，汪精卫请石瑛出山，看中的，是他国民党元老的政治号召力。然而，他没有想到，石瑛上任后，从来不买任何权要的账，包括他汪精卫。

    石瑛出任南京市长的时间，正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正处于危难之秋，而那时政府外交政策是对日本忍辱负重，避免和它发生冲突。这让石瑛很是难过。而且，他自知得罪了许多“要人”，市长位子肯定是难以坐稳，于是他在1934年主动辞职，被蒋介石亲自挽留下来。

    石瑛和汪精卫结怨，是因为他“得罪”了日本人。1934年，日本驻华总领事馆要求中方准许其在首都南京的夫子庙、新街口、白下路等闹市区，或买或租一块地盘，以开设饭店，实则想借此设情报点。亲日派却视而不见，准备出卖国家利益。石瑛针锋相对，他召集上述地区的房地产所有者开会商讨对策。众人同仇敌忾，议决以产权所有者名义各自抗衡，不让日本人得逞。日本人因此事对汪精卫多有抱怨，让汪精卫对石瑛也心存恨意。

    而1935年3月的一件事情，将汪石之间的矛盾，推上了顶点。记者在1935年《中华民国史事日志》3，21(二，一七)中看到了，“日本朝日新闻社飞机到南京访问”的记录。为此，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石瑛，通知市政府的科长以上官员前去迎接日本人。石瑛怒不可遏地回答：“我的科长以上职员决不迎接他们的敌人！”放下电话，石瑛即下令市政府职员放假，随后便递交了辞呈。汪精卫惟恐此事会触发中日关系这根脆弱至极的神经，故而迅速批准并任命了马超俊为南京市新市长。

    记者亦在1935年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3，26(二，二二)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行政院决议以马超俊代石瑛为南京市长。“日本方面对汪精卫拔掉其眼中钉的做法表示满意，而马超俊对汪精卫此时的重用也是心存感激。这不，半年不到，石瑛的弟弟就‘犯’事儿了，不用汪精卫交代，马超俊也该知道怎么做了。”张翰林说。

    不过，让马超俊失望的是，经过江宁法院检察处再次侦查，发现舞弊案的嫌疑人原来另有其人。这篇新闻在强调了市长马超俊对此案的重视后，紧接着说：“此案经江宁法院检察处重行侦查结果，已将前市民银行行员刘旭离、王其昌二人，正式提起公诉，除刘旭离一名在重行侦查时发现涉及舞弊嫌疑之新证据外，王其昌一名，即系检察处自动检举，得有伪造证据之嫌疑，故一并提起公诉，移送法院审讯，至于前行长傅麟、前经理石灼华等多人，在重行侦查后，检察处认为仍无舞弊证据，依旧决定不起诉云。”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