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弥新 激荡人心 8·15重庆夜多少永恒可追忆

1945年8月15日，重庆军人坐上卡车上街庆祝日军投降。(资料图片)

    入档理由

    9月2日，是日本投降签字65周年的日子，也是伟大的抗战胜利65周年纪念日。

    65年前的这一天，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从上午9时零8分开始，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投降书上签字。当中方代表签字毕，一位中国记者发现时间恰好是9时18分。“9·18”！让在场的所有中国人不禁一震。随着越洋电波传来，无数中国人泪流满面，百年屈辱，终于雪耻！

    伟大的抗战，让中国军民付出3500万人的伤亡和65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但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艰苦卓绝的牺牲，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亦使民族精神得到空前提高。

    9月2日的签字是结果。事实上，当年8月15日，日本即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因此，“8·15”对中国、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来说，均值得纪念。重庆在“8·15”中，又有它特殊的价值。本期珍档以广阔的视角再现这段历史。让我们先从几个生活在重庆的抗日军人说起——

    胡俊才：七尺男儿无不抱头痛哭

    人物简介：胡俊才，曾任国军空军驻四川梁山(现梁平)机场上士军医，现梁平县梁山镇八角村农民。     

    胡俊才清楚记得，从8月10日起，就有消息传来，说鬼子投降了，“大家只能小声议论，因为还没得到长官的确认，不敢擅自乱说。”

    胡俊才所在的梁山机场隶属空军第三总站，驻扎着中美空军混编第一大队，其前身即陈纳德的飞虎队。一大队以B-25轰炸机和P-51、P-40驱逐机为主。机场美军有完善的通讯设施，8月15日下午，“美军电台最先收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美国人欢呼起来，但我们仍不敢相信。”

    黄昏时，大家在食堂吃饭，总站站长邓伯强上校突然旋风般冲进来，跳上一张饭桌，大声说：“弟兄们，弟兄们，我刚刚接到重庆总部的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说罢，泪水一涌而出。

    食堂里一片寂静。突然，有个兄弟抓起军帽往桌上狠狠一掷，仰天一声长啸，大伙猛地醒豁，同桌的人车过身相互紧紧拥抱，几百个军人先是一片嗡嗡地欢呼，接着抱头痛哭，眼泪哗哗地流，“都是七尺男子汉呀，为了这一天，在梁山，在中国，死了多少人啊！”

    “8·15”之夜，梁山人长久的忧愤终于释放，“紧邻机场的县城鞭炮声一片，军人和百姓汇成洪流，欢呼的声浪几乎能把瓦片掀翻！”

    胡俊才并不知道，此时，飞虎队创始人陈纳德正在回国述职途中，当C-47飞越大西洋时，消息传来，将军静静听着，眼眶涌出泪水。

    杨养正：在鞭炮和欢呼中喜结良缘

    人物简介：杨养正，原陆军88师524团2营1连少尉排长，全国最后的“八百壮士”，现南岸区弹子石居民。

    1945年8月15日夜，一场婚礼在长寿第九残废教养院举行。

    婚礼主角一个叫杨养正，一个叫赵孝芳。教养院的伤残战友凑钱摆了五桌酒，为他们庆贺。窗外，彻夜狂欢的鞭炮，成了他们最动听的祝福。

    杨养正，1914年生，籍贯湖北随州。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他在闸北血战两个月后，2营奉命掩护全师撤退，由团长谢晋元指挥，“全营四百人，对外号称八百人。”2营坚守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与日军血战四天五夜，杀敌数百，获“四行孤旅、八百壮士”英名。远在延安的毛泽东闻之，曾亲书“八百壮士民族革命典型”予以褒奖。

    1944年春，杨养正来到重庆，因守四行仓库打瞎了左眼，入残废教养院。没想到，在这儿他收获了爱情。那年，他已30岁。赵孝芳18岁，是文德女中的学生。暑假里，赵孝芳去长寿姐姐家玩。姐姐开了个小卖部，她打下手。一个炎热的中午，美丽的邂逅发生了：他去买牙膏，她立刻被镇住了：“独眼壮士”身高1.8米，长相英俊。而他呢，心里也扑通乱跳，“这个姑娘眉清目秀，就是她了！”

    此后，他一有空就去小卖部，明里是买东西，暗里是为看她。一个伤残军人，有多少钱买东西？姐姐看出来了，成全他们说，“如果你真心喜欢她，就先订婚吧。”

    订婚后，他对她说，“现在还不能结，我是军人，随时要上战场。等胜利那天，我就娶你！”

    胜利之夜，有情人终成眷属。

（责任编辑：单晓冰）

    吴满堂：八路军团长牺牲在黎明

    人物简介：吴满堂，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战士，现重庆警备区彭家花园干休所离休干部。     

    1938年5月5日，吴满堂在晋西北参加抗日队伍，部队番号是第一师保安二支队36团，主要在山西岢岚县一带打游击。

    1945年7月23日夜，吴满堂所在团攻打山西凤凰山后，团长高永祥带领2营和1营的1、2连，在北麓构筑简单工事设伏，24日拂晓前，鬼子过来了，却没按预想的方向走。

    2营长龚福恒发现敌人后，带领2营撤出阵地。鬼子继续向山上搜索。此时正值黎明前的黑暗，高团长听到前沿2营阵地有跑动声，遂派二参谋韩熠前往了解情况，韩在途中与鬼子遭遇，中弹阵亡，敌人直向团指挥所冲来，“高团长及几位部下先后负伤。”

    第1连的战士们听到消息后，个个义愤填膺，在一参谋申毅坚的指挥下，杀向敌群，稳住了凤凰山阵地，敌死伤惨重，慌忙撤退，“高团长因伤势严重，牺牲在黎明。”

    由于身处山区，直到8月底，吴满堂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战士们随即在河滩上为高团长开了一个追悼会，附近老百姓都赶来参加，齐刷刷跪下，哭声一片。当地政府根据群众提议，将横山村改为永祥村，以示怀念。

    预祝胜利 8月10日夜就开始了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人的消息比山沟里的八路军来得快许多。庆祝胜利的活动，从当年8月10日起，一直延续到9月3日结束。为什么10日就开始庆祝了呢？市文史学者杨耀健解释称：“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进程来分析———”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同日，百万苏军向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动进攻；在延安的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原子弹的震慑，苏联红军的重击，中国战场的全面反攻，给准备举国玉碎的日本人浇了一盆冰水。”

    日本皇宫的防空洞内，御前会议从9日夜开到10日凌晨，最终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0日，日本政府分别电请瑞典、瑞士，将投降之意转达盟国，“当天17时35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东京发出的英语广播，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这是外相东乡茂德未经军事当局的检查，代表政府播发的。”杨耀健说，“美军当即向中方通报了这一消息。”

    18时，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用中波频道开始第一次广播，并于19时、20时、22时数次重播，“由于当时市民无力购买收音机，听到广播的人不多。”

    无奈，中央通讯社的几个记者驾着三轮车狂敲锣鼓，绕主干道一周，向市民报告“日本投降”的喜讯，路人闻之，欣喜若狂，高声欢呼。

    胜利来临“8·15”之夜成欢乐海洋

    8月15日中午，天皇裕仁对日本军民发表《终战诏书》。是夜，早已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惟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当天上午，蒋介石来到上清寺美专校街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室，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人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演讲稿是他亲自撰写的。自北伐后期起，蒋介石的重要文稿都由陈布雷起草，记者在市图书馆查阅《蒋介石日记》，他在8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陈布雷病了，需休息。但更重要的是，他想亲自撰稿，这毕竟是中国人百年雪耻的大事！

    不少市民还记得，8月15日重庆阳光灿烂。获知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满街都在卖号外。到夜间进入高潮。”市粮食公司退休干部高原说，“一切声响都在为胜利发出：锣鼓声、喇叭声、口笛声、口哨声、脸盆声、手掌声、欢呼声、爆竹声，全市成了欢乐的海洋。”一个鞋店店员见游行队伍过来，急中生智，抓起一双皮鞋尽兴敲打，笑翻一条街。

    鞭炮店生意大增，爆竹瞬间售空。入夜，爆竹大放，探照灯齐亮，市区如同白昼；国泰影院正放电影，当银幕上打出“日本无条件投降”字幕时，全场欢声雷动；现上清寺求精中学，曾是盟军远东战区总部，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出来，拦下黄包车，将黄包车挂在车后拖着到处跑；所有的娱乐场所门前人山人海，年轻的小姐和太太们，遇到美军便拥抱跳舞，旁观者都伸手做着V字形，向美军喊：顶好，顶好！美国大兵则回喊：顶好，顶好！

    “8·15”的重庆夜，遭遇太多苦难的人民，将胜利化为永恒的记忆。

    (感谢重庆警备区通讯员郭慧茹、刘东涛对本特刊报道的支持)

（责任编辑：单晓冰）

    有一种感受痛彻肺腑，那一代人懂———

    终于胜利了我们哭着笑着

1945年9月2日，重庆市民走上街头舞龙庆祝日军投降。(资料图片)

    入档理由

    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

    满街的爆竹，烟火飞扬。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张，热泪如狂。

    向东望，看我们的百万雄师，

    配合英勇的盟军，浩浩荡荡，

    扫残敌，如猛虎驱羊踏破那小扶桑。

    河山再造，日月重光！

    ———摘自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凯歌》

    诗言志。当一个民族雪洗百年耻辱时，民间的记忆或许有些铺张，但却真实。那些真实的人们和真实的细节，构成了这座城市生动的历史。

    让我们走近他们。

    狂欢 

    赵丹激动得撞伤

    “我证实，重庆人8月10号就知道了胜利的消息！”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88岁的杨钟岫说，这一晚天热，但人们的情绪更热，“压抑了八年啊，全都疯狂了！”

    当国民政府还在核实消息时，电台的播音员早已按捺不住激情，悄悄传出消息。当晚7点多钟，23岁的杨钟岫一得到消息，就兴奋地往街上跑。他走到小什字，发现路上已被狂欢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鞭炮店、酒馆生意出奇的好，数年来的库存卖断了货。”杨钟岫回忆，鹅岭、江北、南岸的防空探照灯齐放，将市区照耀得如同白昼，满城都是鞭炮响，持续了一整夜。一些反应快的餐馆老板，立即将先前畅销的“轰炸东京”、“踏平三岛”的菜名擦去，改成“普天同庆”、“金瓯一统”的新菜名。餐馆、咖啡厅人满为患，人们疯狂地喝酒，唱啊，跳啊，吼啊，由于人太多，老板要想收钱都很难。一些小贩把烧饼、老荫茶免费送给游行者，“吃吧，喝吧，尽情蹦跳吧！”

    后来成为著名话剧史专家的石曼，当时正在学校排练，“突然听到城里到处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还有人兴奋地在地上翻跟斗”。

    电影演员张瑞芳和金山夫妇跑出家门，随激动的人群涌向市中心。经过一家舞厅，张瑞芳跑上台对着麦克风大喊：“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知道吗，日本投降了，你们要跳舞就到外面跳吧！”金山远远地看见赵丹在人群中“像篮球一样蹦跳”，两人遂抱在一起，连跳带舞转圈，直到赵丹撞到一个玻璃柜台上、受伤送医院才罢手……

（责任编辑：单晓冰）

    游行

    汽笛长鸣“和平之声”

    当年25岁的地下党员周永林，身份是一家商业公司的职员。回忆起当时的狂欢，90高龄的周老依然激动，“庆祝活动持续了近1个月，在9月3日达到高潮”。

    周老回忆，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举行后，中国政府就将次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全国放假并连续庆祝三天。

    9月3日的重庆阳光灿烂，“陪都庆祝胜利大会”在较场口举行，会场上悬挂着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的巨幅画像，他们是美英苏中四强国的象征。上午9时整，“和平之声”在重庆上空骤然响起，市电力公司拉响了解除警报的长音，各工厂、轮船的汽笛也同时长鸣，持续时间达10分钟；随后，嘉陵江上的军舰鸣礼炮101响，“许多市民也拿出锣鼓、洋瓷盆，咣当咣当敲呀打呀，和汽笛声、礼炮声一起，向世界宣告我们的胜利！”

    周老回忆，当时人们见面最快慰的问候方式就是伸出双手，互相挥舞“V”字，各商店门前也贴出大小一律的“V”字形红纸标识。10万人的游行队伍排成长龙从较场口出发，沿打铜街、望龙门、南区路向邹容纪念碑蜿蜒前行，一路上，欢呼声、歌唱声、鞭炮声不绝于耳。

    为庆祝胜利，蒋介石批准了在佛图关建纪功碑一事，后来改建在精神堡垒处，也就是今天的解放碑。《申报》称，该碑是“唯一具有伟大历史纪念性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感受

    我们哭着笑着

    在84岁的纪杏鸾记忆中，胜利那一天她充满泪水。纪杏鸾祖籍扬州，1937年，11岁的她跟着家人踏上颠沛流离的逃亡路。从湖北到湖南，又从湖南到广西，再从广西到贵州，整整走了1年零4个月，才到重庆。

    1939年5月3日，13岁的纪杏鸾在储奇门江边，亲眼目睹一艘轮渡中弹，几十个没来得及跑的乘客给炸得血肉横飞……至今，说起侵略者的凶残，纪杏鸾仍咬牙切齿。

    当胜利的消息传来时，19岁的纪杏鸾一下子愣住，“喉头像被哽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热泪长流，在心里压抑了八年的痛苦、委屈、仇恨、心酸、怨气统统发泄出来。“当时正放暑假，可很多老师同学都赶回学校，大家见了面，先是抱头痛哭，然后又唱又跳。”

    当年13岁的何克钰，还不能完全理解胜利的喜悦，他记得有一位来自南京的邻居，叫王瑞先，“南京沦陷时，王先生曾用死尸盖住身体，才躲过日军的杀戮，后历经千辛万苦逃到重庆。”当日本正式签字投降后，王瑞先家里每天都会传出嚎啕大哭声，接着又是笑声，“那种哭得笑出泪来的感受，只有他们那一代人懂！”

    伤痛

    无家可归者留在重庆

    “那一天，母亲回家后，突然抱住我，抱得好紧，然后轻轻说，孩子，我们可以回家了。”曾任重百大楼副总经理的黄起鸿，抗战胜利那年13岁，她母亲叫骆珉如，北京人；父亲叫黄绍裳，海南文昌人，“父亲和宋庆龄是同乡。他20年代考学去了北京，毕业后到上海任法官，把母亲也接了去。1937年我家内迁到重庆，父亲在江北县当法官，我们家就住悦来场。”

    当得知胜利消息后，父亲仰天大笑：“天数啊，天数！”然后吟诵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然而，因上海、北京都没了立身之地，黄起鸿的父母只能留在重庆。

    庆祝胜利后，逃难到重庆的几十万“下江人”纷纷想办法返乡。杨钟岫回忆说，1945年，他为了帮朋友搞到一张飞机票，付出了两根金条。

    但很多人再也无法返乡。这年秋天，已是重庆大学一年级的纪杏鸾参加了流亡学生请愿还乡大游行，“上千学生一大早从沙坪坝出发，游行到两路口的教育部，高呼口号要求政府送我们返乡。谈判至夜里两点，教育部作出让步，同意对每个流亡学生发放十元(法币)返乡费”。

    纪杏鸾最终没走成，“一方面，我刚上大学；另一方面，扬州家都没有了，回哪里呢？”

    和纪杏鸾一样，92岁高龄、有“独目虎将”之称的抗日英雄李宗岱，也没能回家，而是在重庆安了家。

    何克钰回忆，当年在朝天门码头，那些能回家的“下江人”有一个举动，上船后，他们都要面对重庆城，不由自主地唱道：“爹娘啊，现在终于可以团圆了，阔别八年的家乡，你如今成了什么样……”

    有的人还深深鞠躬，感谢重庆收留了他们整整八年……

（责任编辑：单晓冰）

    有一段历史必须铭记，它值得我们珍惜———

    日本投降是8月15日早晨7点

1945年9月2日，重庆街头庆祝日军投降大游行

    入档理由

    抗战胜利65周年了，至今有些概念读者未必清楚，譬如，“8·15”与“9·2”各自含义是什么，有何关联？而就“8·15”而言也有两个时段，一个是早晨7点(重庆时间)，一个是中午12点(东京时间)，7点是中美英苏《四国公告》的发布时间，12点是日本天皇《终战诏书》的发布时间，日本投降，究竟该以哪个时间为准？当时在延安、纽约和重庆，还发生了哪些事？

    记者查阅了大量史料，采访了文史专家和学者，钩沉这段历史，很有现实价值。 

    日本投降

    正式时间是8月15日早晨7点

    “抗战胜利的钟声，是1945年重庆时间8月15日早晨7点钟敲响的，请同胞们牢牢记住这一辉煌、隆重、准确的纪念时刻。”文史学者邱维骥说，“但令人尴尬的是，国内外还长期流行‘诏书终战’观，对《四国公告》置之不顾，这应该反省了。”

    所谓《四国公告》，即当年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磋商约定，于8月15日早晨7时正(重庆时间)，从四国首都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用汉语、英语、俄语，向敌我双方海陆空军队，播发内容一致的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邱维骥称：“四国公告具有最高的国际权威性，一经宣布，战火停熄，充分显示了四个大国在二战全局中的主宰地位。”

    记者反复查阅当年报道，1945年的《中央社讯》有明确记载：“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系15日晨5时1刻由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用无线电打字机通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及我外交部吴次长国桢，约定于华盛顿时间14日下午7时即重庆夏季时间15日晨7时同时公布。”

    《新华日报》也有准确记载：“杜鲁门总统今天(14日)下午7时(即重庆时间15日上午7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日本政府的复文，该复文在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和重庆四地同时发表。”

    其中，英国于伦敦时间14日午夜12时，莫斯科于15日凌晨3时，分别由英国首相艾德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宣布日本投降公告。    

    邱维骥认为：“以上确凿的原始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1945年8月15日早晨7时，是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精确时刻，它对战争双方都具有最高权威和法律意义。”

    邱进一步分析：“这一时刻早于日本天皇广播《诏书》6小时。当年，日本报纸封锁了《四国公告》，后来，日本历史著述也回避这一重大史实，竭力宣扬裕仁天皇在终结战争时的作用，将8月15日东京时间中午12时(重庆时间下午1时)作为战争终结时，把已经接受中美英苏管制下的裕仁天皇，扮演成能宣布停战、缔造和平的主宰，而中美英苏反倒成了听从《诏书》的‘忠良臣民’，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必须纠正！”  

    延安颂歌

    光明的河流彻夜流淌

    1945年8月15日，延安艳阳高照。

    下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中央军委总部正在开会，人们抑制不住喜悦，兴奋地尽情欢呼。边区政府决定各界放假三天，以资庆祝。

    毛泽东欣然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入夜的延安城，人群像潮水般从各条山沟和窑洞里涌来。缺少柴火的延安，人们寻找着一切可以当火把的东西，有人毫不吝惜地撕破棉袄，扯出棉花，蘸了油点起来，有人甚至把大生产用的纺车拆了当火把。

    光明的河流在延安城内彻夜流动，无数火炬映红了山岭河畔。《解放日报》有这样的描述：“晚间，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火炬游行，一个卖瓜果的小贩，把筐子里的桃梨一枚枚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

（责任编辑：单晓冰）

    美国表情

    那一夜划出“三八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晚告终。”这是华盛顿时间1945年8月14日，美联社发出电文的第一句。

    在纽约，几十万欢庆胜利的人流淹没了时代广场。一个叫麦克达菲的18岁水兵，正要换乘火车去看女友，经过时代广场时，“见迎面过来一个护士，她面带微笑，向我呼喊。我径直走上前去，亲吻了她。”麦克达菲解释，他是在冲动下亲吻护士的，“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哥哥即将从日本集中营获释。我和护士一句话也没说，吻后就离开了。”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阿尔弗雷德特抓拍下这一瞬间，这就是著名的《时代广场胜利日之吻》，成为庆祝二战胜利的摄影经典。

    当晚，杜鲁门总统批准五角大楼送来的关于朝鲜三八线的划分，这条线是由腊斯克上校和查尔斯上校奉马歇尔之令划出的。接着，杜鲁门给斯大林发电，通报有关日军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内容包括了三八线。次日，斯大林复电，“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

    却未料，这条线竟成痛楚的历史沉疴！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

    中国记者率先发布消息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停泊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大本营签字。投降书是这样开头的：

    我们谨奉日皇、日本政府与帝国大本营的命令，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元首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的，及以后由苏联附署的公告各条款。

    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同盟国代表依次签字。代表中国签字的是徐永昌上将。签字毕，上千架美军飞机从东京湾上空呼啸而过，预示二战结束与和平的到来。

    当天，还有来自20个国家的280名战地记者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中国记者有三人，分别是《大公报》记者黎秀石、朱启平，中央社记者曾安波。据黎秀石回忆，“由于舰上只提供了一架无线电台，由谁先发布消息呢？美军情报官采用了最公平的抽签办法。5张标有1至5号标记的纸条卷紧后，放一顶军帽内，中央社的曾安波抽到了1号签，他兴奋地冲进报务房，将这一轰动世界的消息发向设在重庆的中央通讯社总部，又由总部发向全世界。”

    如今，三位战地记者均已作古，但他们当年的报道，读来仍激荡人心。

    9月3日电令全国豁免田赋停止征兵    

    9月3日上午，重庆举行盛大的庆祝会。这一天，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转发了中央社由重庆向全国发出的三条电令：

    1、所有抗战以来殉难官兵，应由各军区司令长官部，限令各军各师，查明籍贯与直系家属，于本年十月十日之前，详报军事委员会依例给恤。

    2、凡曾经陷敌之各省，应即予豁免本年度田赋一年，其余后方各省，为今年军粮以资统购，明年应予豁免。

    3、蒋委员长鉴于日本已向我无条件投降，为使人民休养生息，特令全国本年度停止征兵。

    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不久迅即破灭了。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