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化的幽默小说 奇书《何典》毛泽东爱读(图)

中国工商出版社“内部发行”版(1981) 

    有学问的人遇到自己未曾见过的字句，往往爱诘问：“语出何典？”

    殊不知，还真有一部文学史上罕见的口语化的幽默小说名为《何典》。

    《何典》全书采用吴方言写成，原生态的俚语村言活泼俏皮。书中借鬼说事，故事的主角，无一属于人类，他们说鬼话，干鬼事，吃鬼饭，看鬼戏，怀鬼胎，做鬼官，无不栩栩如生。一反旧小说的所谓“文人气”，无章无典，无规无矩。

    《何典》在颠覆经典的同时，自身也成为经典。据考证，作者张南庄，书法欧阳，诗宗范陆，著作等身。咸丰初年太平军占上海时，他的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一本幸存，为后世留下来了一抹书香。

    毛泽东就非常喜欢《何典》一书。

（责任编辑：单晓冰）

    延安时期，他曾两次寄书给在苏联求学的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去，但中途丢失了。1941年1月，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细心的毛泽东随信附上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这张书单共列20多种书，大都是大家熟悉的。但有两本书比较冷僻：一本就是本文所说的《何典》；另一本是《子不语》，清朝乾隆年间大才子袁枚的笔记小说。从这份书单上就可看出毛泽东对《何典》的看重。

    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引用过《何典》的言辞。这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

    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

    《何典》一书对死读书和读死书者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很会读书，但竟沦落为乞丐。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诩：“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

    熟读《何典》的毛泽东很欣赏老道士的观点。他在延安时期的著作，特别强调“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深入到生活和实际中去。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留在书本的字句上。

    他在延安整风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鉴于此，他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是大雅，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钻发而为文。

    “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文化观。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是“俗为雅用”最成功的例子。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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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与《何典》

    《何典》原署“缠夹二先生评，过路人编定”。1926年，刘复教授考订其作者为张南庄，评者为陈得仁。《何典》戏仿《史记》体例，每回终了，由“缠夹二先生”作评语，画龙点睛。“缠夹二”为吴方言词语，指说话啰嗦、表达不清、喜欢纠缠、乱生枝节的人。

    《何典》是一本很“另类”的书，流传不广。鲁迅写小说史要买这本书，始终没有找到。刘半农运气好，竟在厂甸旧书摊上无意中得之，迅即加以校勘标点，又略加注释，并请鲁迅作了序，交北新书局出版(1926年6月)，一时颇为畅销，到1930年4月已出到第四版。

    上世纪20年代，大学拖欠工资日趋严重，教授愈教愈瘦，刘半农欲借出版《何典》以自救。他放下教授架子来做这本书，大有文化产业的眼光 。刘半农且做狂语：“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因而引发一场口水战，被陈源教授攻击为“大学教授而竟堕落于斯”。

    上世纪初，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嬉笑怒骂的文章名重一时，他自称做文章的范本就出自《何典》。“放屁，放屁，真正是岂有此理！”吴稚晖在读到《何典》开头的这句话后，大彻大悟，于是力主文风口语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