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南京市民乱倒垃圾被拘罚 粪便被征三种税

    ■兵荒马乱的年代，南京人如何处理生活垃圾

    ■你听说过吗，粪便竟然能被国民政府征三种税

    刘纪文(左)任职民国南京市长期间，对南京市政建设尤为重视，南京的环境卫生状况因此大为改善；而四川军阀杨森，竟然打起了粪便的主意，开了征粪便税的先河。摄影、翻拍/施向辉

    随着气温的居高不下，市民的生活垃圾也骤增。垃圾，是城市生活里无法回避的存在，不难想象，如果不妥善处理好它们，我们的城市将会有着何种面容。为了加强市民的卫生意识，民国时期的南京，卫生局甚至对乱倒垃圾者进行拘罚，记者在1930年8月24日的国民政府《中央日报》上就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乱倒垃圾被拘罚》，新闻说:“姚家巷十号住户王友奎，年十八岁，江都人，新姚家巷二号住户胡正波，年三十四岁，湖南人，均于昨日上午，将垃圾任意倾倒马路上，被市卫生警张弼瞥见，以其有妨公共卫生，带交该管第二分驻所，送由第四警察局罚办。”

    由此看来，民国时期的南京，对环境卫生是相当注意的，那么，七八十年前的南京是如何处理生活垃圾的呢？

    民国建立前夕，南京城臭气熏天

    在民国建立之前的古城南京，刚刚经历了曾国藩的“剃头式”屠杀不久，人口锐减，经济衰退，毫无生气可言。民国建立前夕，尤其是大街小巷的卫生状况，糟糕透顶。百姓们都处在自扫门前雪的状态，史料上也鲜有专门的清洁人员的文字记载。大街上，到处都是驴、马等牲口的便溺之物，臊气冲天。城内主要的百姓生活区，几乎家家门口都堆放着生活垃圾。尽管不远处可能就有一个专门放置生活垃圾的箩筐，就是那种用竹篾编制成的，但老百姓就是不愿多走几步，宁愿把垃圾随意地堆放在自家门口，直到完全腐烂，和周围的地面融为一体。爱干净的人，也只会是将垃圾扫远点而已。“清朝末年的时候，也存在清道夫役，但基本上是为了打扫重要部门周围道路而设立的。”89岁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老南京张翰林说。

    这些垃圾，平时也能糊弄过去，但是到了夏天，除了难以入鼻的怪味，还会成为痢疾等传染病的源头。“每到了夏天，负责街道清扫的夫役就每天清除一次，将垃圾收走。“那个时候处理生活垃圾，无非就是挖坑填埋，或者就集中倾倒在低洼处，要么就倒到江里河里，被水冲走。”张翰林认为，谈到日常生活垃圾，还应该包括粪便的处理问题。

    那个时候，南京城区的大户人家都在使用马桶，平时专门有人来收拾。如果遇到兵荒马乱，收拾不及，也只好将马桶放到门外，寄希望于被乡下人收走肥田去。等了几天，门口放满了马桶，还是没人收拾，就会让人趁夜深人静时，偷偷倒入附近的池塘里。

    至于那时南京的大街小巷，几乎是没有厕所的，时人有文字记载说：“寻遍全街而不得一溺所，忍溺致疾者有之。”“其实，按照老辈人的说法，南京老早就有了公共厕所了，其创始人正是明朝南京首富沈万三。”张翰林说，老辈人说过，由于沈万三常常远足，并能够接受外来进步思想，他对当时明朝都城的环境卫生尤为担心。他自己就尝过出了家门之后，在大街上无处便溺的痛苦。为此，他让家人在马道街及周围大路上盖了几间茅屋，让木匠营中的木匠打上几只马桶，放在此中，让路人“便急”之用，并为此起名：众便房，百姓称“茅房”，这大概就是中国第一代公共厕所了。但这也不过是老辈人的说法而已，无文字可以作证。民国建立前，南京城内道路两侧专门留有土坑，供人解决“燃眉之急”。南京城内到处可见背对人群“方便”的男子，“整个南京城都成了厕所，臭气熏天。”

    所幸，这种现象在民国建立之后，有了好转。

（责任编辑：单晓冰）

    商户主动捐垃圾箱，原来只为做广告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成为一国之都，虽然时间短暂，但在城市的门面上，文章还是做得不错。“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情况就大有改观，这首先要功归于刘纪文。”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亲自推荐37岁的刘纪文出任南京市长，南京的局面开始得到逐步改善。刘纪文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熟悉西方市政管理学的专家，在他短短两年时间的治理下，城市的卫生局面得到相当大的改善。

     1930年起，南京市出台“垃圾清洁规则”等11项市容环卫管理规章，内容包括环卫机构职能、道路清扫、粪便垃圾清除、街巷保洁、厕所管理、环卫监察、夫役管理等等，基本涵盖了整个城市环境卫生的内容，并逐步建立了由卫生稽查队和清洁总队构成的环境卫生管理体系，成立了专门的清洁队伍——清道夫。“他们穿着灰色的，后面有着绿色的‘清道夫’三个字的马夹。”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老南京苏洪泉说。其中，最落实到实处的，便是逐步增建环境卫生设施，比如，在垃圾处理上，引进了欧美国家的焚烧技术，成立了垃圾处理站，“这个垃圾处理站具体的位置可能是在城东的轿子山，但因为焚烧垃圾产生了巨大的异味，导致附近的居民在《民生报》上声讨，不久，这个处理站就改用填埋的方式了。”张翰林说。苏洪泉也告诉记者，当时南京城北的垃圾会被送到清凉山和三汊河，然后再送往轿子山填埋。

    此外，卫生局要求南京各商户都要在自己的门前自备一个垃圾箱，“也有一些商户，主动捐赠给卫生局铁皮铸造的垃圾箱，上面贴上店的名称、地址，放置在有消费能力的居民区中，为自己做广告。”因为垃圾箱要自备，南京棚户区就十分缺少，卫生状况极为恶劣，成为许多夏季传染性疾病的源头，为此，卫生局不得不采取措施。记者在1932年8月23日的《中央日报》上就看到《卫生局置备垃圾箱在棚户聚居之处》的新闻，新闻说：“市卫生局，自添制垃圾车，行施分路挨户运输垃圾办法后，以棚户聚居之处，无力自备垃圾箱，而垃圾奇多，偏僻处所，运输车且不能逐日走到，特在某项事业费下撙节得数百元，先置备塔式垃圾箱五十余具，分发六路清道队，择地设置……”

    国民政府税收多，粪便被征三种税

    至于大街小巷老百姓的“方便”问题，在刘纪文当市长后，也得到了解决，那就是由财政拨款，兴建了第一批公共厕所，统由“清道夫”打扫保洁。“你可能想不到，这批厕所如今还存有一个，就是在夫子庙，建康路1路公交车站边上的那座公厕。”张翰林说。

    “其实，南京的这个公厕问题，是大有讲头的，而且都是以往在书上看不到的。都说国民党的捐税多如牛毛，这话是有道理的，就是这个粪，都是收捐的。”张翰林告诉记者，军阀混战结束后，南京的局势渐渐稳定下来了。许多的农民又进城来收粪肥田了。因为南京水土肥沃，农业发达，那时又无化肥，全靠天然的粪便，乡村里需要量大了起来，渐渐的，农民们还象征性地付一点费用。因此，家家户户的马桶和茅坑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后来，南京就出现了一个行业，叫做粪业。因为南京是民国的首都啊，来往人员频繁，于是就有私人开始建立厕所了，”张翰林回忆说，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南京的私厕很多，是收费的，可能是受到了上海收费公厕的启示。大概是1917年4月，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为减少当局对公厕的支出，将一处公有公厕承包给商户“王荣记”经营。承包合约规定，公厕须按公董局规定时间开放，承包人须日夜负责公厕的清洁和消毒工作，承担公厕的用水、照明及一切修理费用。每月由“王荣记”交公董局“包银5元”，并允许其实行“售纸收费经营”。

    南京私厕数量夸张一点说，差不多是三步一厕，五步一所，竞争非常激烈。为了效益，私厕甚至专门雇有“掮客”，一方面看守厕所，一方面拉客入厕。这种现象在民国许多城市都存在。但首先想起来收捐的，是四川督军杨森，他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因为行政部门多了起来，矛盾就出现了。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入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税务局收税天经地义。最后三家机构协调的结果是，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收粪捐。

    街巷里的私厕数量增加后，粪便成了“香饽饽”。厕所的管理者们就想到了一个粪便清除的好办法：招商承包，即向社会招商，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招标的商人自行雇人清除粪便，并交付相应的粪便承包费，这样，粪便被清除了，厕所的所有者还能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

    “但许多农民没有钱来买粪，他们就想别的法子。我小时候就在下关的公共路看到，来自江北的农民把粪桶一字排开放在墙角，供路人免费方便。你别说，许多人都乐意使用。然后，到了晚上，农民们再用船只将粪桶运到江北。”苏洪泉告诉记者，就为这，还曾经发生过打架斗殴事件。因为江北农民的这种做法，危及了私厕承包商的利益，他们就找来流氓闹事。

    “这些私所，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时，还有144座。”

    不遵守卫生规章制度，市民乱倒垃圾被拘罚

    记者注意看到，《中央日报》上关于垃圾处理问题的新闻，多出现在每年的八月。很显然，八月是各种疾病横生的时候。市民的生活垃圾若不能及时按规定处理，势必给市容卫生带来隐患。这也是当年南京特别市卫生局为何一到夏天就紧张的原因。然而，规章制度制定了，处罚措施也公布了，百姓们就一定会遵守吗？

    记者在1932年8月23日的《中央日报》上看到了一篇题为《垃圾任意倒马路，卫生稽查昨获四起》的新闻，说，“首都市民，往往将垃圾任意倾倒马路，致各街市龌龊异常，虽经卫生稽查时常查罚，仍是不绝，兹将昨日查获四起志下：一、市卫生局稽查员赵聊增，昨日上午七时，查得双石鼓八号义兴祥米店，伙计朱宽，倾倒垃圾于路上，遂将其拘交该处岗警张德升，带往二所转解八局讯办。二、该局稽查李耀普，于昨日上午十时许，查得三道高井三新茶园门前有张金山者，倾倒垃圾于路中，即将其拘交该处第二十号守望警刘云登带所，转解八局讯办。三、该稽查同时查得牌楼街五十号门前有刘士芬者，倾倒垃圾于街心，不听禁止，遂将其拘交该处岗警费永科。四、中正街一一七号住户陈长发，年二十八岁，江宁人，以裁缝为业，昨日上午九时，将室内垃圾，扫倾路旁，适被市卫生局稽查张弼经过瞥见，以其妨害公共卫生，将其带交该管第四分驻所，移送第四警察局罚办。”

    “至于粪便问题，因为农民上门来处理，还出钱购买，就很少见到有市民乱倒粪便的新闻。”张翰林说。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