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人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和政权兴亡(图)

1944年，长衡会战中，中国守军在长沙与日军进行巷战。(本报资料室提供)

    抗战代价：全民族的惨痛记忆——访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      

    65年前的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惟一的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而载入史册。然而，在重温或评价这一胜利时，我们不能忘记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从1931年起，14年的抗战中华民族伤亡3500多万人，代价之惨重，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一个人口只有7000万、面积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为什么敢于向当时拥有4亿多人口的大国发动全面战争？如此之国耻，不能随着抗战胜利而淡忘；65年后，我们理当有更深刻的反思与探索。

    抗日战争为什么如此艰苦卓绝？它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本报记者就此访问了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徐焰长期从事抗战研究，早在1995年他就以中日两种文字在国内和日本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录》。

    必须看清国民党政府抗日的两重性——既坚持了八年抗战，又腐败无能一再丧师失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对中央军和川军、滇军、桂军、粤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全国陆军进行了整编，编成178个师，这当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3个师，总作战兵力在200万人以上，数量相当于侵华日军的3倍。国民党军队担负了抗击日军正面战场的任务。但是，为什么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大捷外，其余的会战都以失利撤退告终，一年就致使2亿人口的区域沦陷？

    徐焰认为，除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军队的武器装备和供应，以及操纵武器的战斗员素质都不如日军外，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政策也难逃其责。这些年有人片面渲染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又不能解释国民党军作战多数惨败而丢失大半国土的原因。因此，正确认识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我们今天深刻反思那场战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非常有必要。他说，历史事件都是有多个侧面的多棱镜，对其歪曲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如果全面客观地加以评价，人们就会看到当年国民党政府的两重性——既坚持了八年抗战，又腐败无能一再丧师失地，所以这个政权迎来抗战胜利后又很快被人民推翻。

    徐焰用史实讲述了蒋介石政权在抗战中由“不抵抗”、“仓促应战”再到“消极坐等胜利”这样一个过程。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以2万多人突袭东北。尽管当地有十几万中国正规军，但无论南京政府还是东北军都采取“不抵抗主义”，很快丢掉80万平方公里土地。国民党当局及其辩护者为此辩解说，是因当时“未准备好”而不能对日作战。且不说这种背弃了军人卫国守土基本职责的理论荒谬至极，单从军事角度看，日军不战而得富饶的关东大地后，5年间其经济产值便增长1倍，对华的实力优势又进一步加大，中国拖延再战岂不是更不利吗？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得寸进尺，1932年又发动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突破长城并直逼北平、天津，国民党军队才开始被动抵抗，结果又签订屈辱的退兵让地条约。这样的“消极抗日”政策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引发了众怒，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

    1937年7月至8月间日军进攻平津和上海，国民党政府才开始全面抗战，不过仍同日本谈判希望媾和。后来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对抗战丧失信心，竟纠合20多名中央委员、58名将官率60余万军队降日，组织伪政权并充当伪军，成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一直拖至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眼见日军袭击珍珠港引来美国参战后，才正式对日宣战。

（责任编辑：单晓冰）

    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22次会战，大都是被动防御，但中国军队广大将士的英勇精神可歌可泣

    徐焰介绍说，从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武汉失守的一年多时间内，正面战场上国民党200万军队抵御70万日军，虽一再败退，但多数官兵表现英勇，装备劣势的中国军队还能给日军以许多意外重创。那时，中国仅得到苏联给予的3亿美元援助，美英因害怕得罪日本而不敢干预。1937年秋的淞沪抗战是正面战场最惨烈的一战，国民政府投入70个师即全国1/3的兵力抗击日军。由于上海便于日军发挥海空优势，中国军队在无险可守的地形上坚守3个月伤亡25万人，虽杀伤日军4万多人，却因幻想外援而一味被动僵持，终于招致大崩溃。此后，蒋介石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策略，以节节抗御的方式进行了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虽然其战术呆板只防不攻，不过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精神还是值得称赞的。

    武汉失守后，日军因为刚刚攻占有2亿人口的区域，需留半数兵力在后方对付共产党游击力量，兵力不足停止战略进攻。从1939年至1944年春，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面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蒋介石集团一再采取政治打击和军事进攻的办法，包括发动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从1939年至1945年这6年间，在共同抗日的大局下，国共之间的局部磨擦一直持续未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英国需借重中国战场，3年间提供了16亿美元援助，然而“驼峰空运”送到大后方的物资很多又流入黑市，造成军心士气日益颓靡。同时，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末期将美国装备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

    回顾和研究战史，都应该有准确考证出的战绩和数据作为佐证，数据对比和定量分析更具有科学性。徐焰结合自己长期的研究成果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共有22次大规模会战，其官兵死伤320万人。国民党的官方史书长期称毙伤日军276万，不过到台湾后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一书称毙伤日军85万人。据战后日本政府的统计，其在关内的“支那派遣军”伤亡共133万人(死亡45万人)，再加上在东北和缅甸战场上的损失，日军在对中国抗日军民的作战中总伤亡约接近150万人，可认定其中约有一半多损失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牺牲是巨大的，特别是广大爱国将士在凶残、强大的日军面前英勇抗敌、宁死不屈，表现出了伟大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但是，也要看到，22次会战中，仅有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一役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正面战场反遭大败，又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

    进入1944年春夏季之后，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都在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展开了“游击反攻”，惟独中国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在日军针对豫湘桂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丢失6000万人口广大区域，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一直败退到贵州独山。1945年初，日军又打通了从河南至广西边境和广州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政府甚至准备迁都到偏远的西昌。

    徐焰认为，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还可用武器落后为失败辩解，1943年以后中美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得到美国的军援后装备也比日军先进，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侵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这时再遭惨败真是无法向人民解释。

    1981年徐焰在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曾经采访过中国驻印军实际最高指挥官郑洞国，询问出境的国民党军战斗力为何远比在国内高？郑洞国回答说主要有两条：一是到印缅的部队完全由英美供应并得到空中支援，加上训练良好，各方面都能压倒衣食弹药不济的日军；二是出国后士兵无法再开小差，打回祖国才有出路。徐焰还查阅了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给国民政府的报告，数字显示抗战7年间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到500万人，其余都逃跑或病故。国民党军兵员形成“抓——逃——再抓”的恶性循环，战斗力可想而知。

    腐败无能终为历史所抛弃，人心向背既决定战争胜负也决定着政权兴亡

    全面看待历史的人，都承认中国军民抗战的事迹可歌可泣，不过由于当权者腐败无能，取得的战果受到了很大限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徐焰认为，直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的局面都没有根本改变，国内战略要地包括北平、南京、上海、武汉直至广州还都在日军控制之下。

    徐焰分析说，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指挥和施政极差，令人失望，尤其是当权者发国难财，只顾搜刮而不顾民生。抗战期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号召不抽烟、不喝酒，力戒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亲属和心腹的极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战消灭和排斥异己更激起内争不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讽刺之词，可谓当时社会大众对国民党当局最愤懑的评价。

    抗战期间中国丢失了大部分富庶地区，大后方民众更为困苦，国民党当局却搭上美英战车，腐化之风更急剧滋长。徐焰举例说，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自肥，而孔祥熙、宋霭龄之女“孔二小姐”则以走私暴富，卖官鬻爵，连孙连仲升任上将军衔也要向她疏通。1942年美国批准了2.5亿美元对华贷款，马上有0.8亿美元转存到孔氏家族在美国的私人账号上。

    徐焰认为，军民关系恶劣，又是影响国民党军抗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汤恩伯统辖下的河南，民谣有“水、旱、蝗、汤”祸害中原之谓。国民党军队为拦阻日军进攻掘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没日军千余人却淹死百姓89万人。1944年日军以15万兵力进攻河南，汤恩伯部40万军队1月内全部崩溃。据当时第一战区《会战之检讨》中承认，汤部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国民党军在本土作战反而没有群众支援，根源何在？在于其政权是压迫人民的腐朽阶级的代表。如此不得人心的政权和军队，就是举着抗日旗帜也无力对日军进行大反攻。

    1945年8月，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中国的抗战以日本投降宣告胜利。由于蒋介石政府坚持了8年抗战，对此中国人民还是给予肯定的，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抵消其腐败无能和反人民行径留下的积怨。徐焰说，由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将“接收”变为“劫收”，进一步横征暴敛，令民怨沸腾，结果刚享受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只能是迅速崩溃。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讲话时也解释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便可知道这个“抛弃”是必然的，人心向背既决定战争胜负也决定着政权兴亡。(韦伟)

（责任编辑：单晓冰）

    抗战数据

    国力 全面抗战开始前中国政府统治区年产钢不过4万吨，日本达580万吨。1936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折合4亿美元，同年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折合30亿美元。

    歼敌  日本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战败共死亡军人213万人，其中死于中国关内战场为45万人，死于东北约9万人(绝大多数死于同苏军作战)，在缅甸战场死亡18万人(其中约3万人死于同中国军队作战)，还有120万人死于太平洋战场。中国抗日军民击毙的日军在50万人左右，还击伤日军100万人左右，因此说，抗战歼灭日军总数150多万人。

    消耗  国民党军对日作战期间共消耗子弹17亿发，毙伤日军85万人，平均2000发子弹杀伤1个敌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战中消耗子弹不足4000万发，毙伤日军52万和伪军约50万，平均40发子弹杀伤1个敌人，创造了世界奇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平均毙伤1个敌人需消耗子弹2000发以上，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毙伤1个敌人需消耗子弹5000发。

    缴获  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的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支缴获的杂式枪，每支枪平均30发子弹。靠人民支援和战场缴获，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夏已发展到93万人，有37万支枪，解放敌后1亿人口的地区。(根据徐焰研究成果整理)

    重温65年前胜利的喜悦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传来，全中国沸腾了。8月15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那些天，新华社和出版的各大报纸，记录了中国人民欢庆国难终结时的喜悦、自豪和幸福。

    “晋绥各地完全沸腾起来了。送号外的骑兵和通讯员，把大小村庄都呼醒了，有些人，刚揉开眼睛，就跑出被窝欢叫起来，到处是兴奋的人群，到处是欢笑和议论。”

    ——新华社1945年8月11日电稿。

    “全中国人都欢喜得发疯了！这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半世纪的愤怒，50年的屈辱，在今天这一天宣泄清刷了。8年间的死亡流徙，苦难艰辛，在今天这一天获得了报酬了。中国人民骄傲地站在战败了的日本法西斯者前面，接受了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呀！谁说我们不该欢喜得发疯？谁说我们不该高兴得流泪呢？”

    ——《新华日报》1945年8月11日的社论写道。

    “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满街的人群像洪水般的激流汹涌着，许多人拿着长串鞭炮满街飞跑，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把洗面盆也拿出来乱拍、乱捶，与狂呼高嚷的声音混合成洪亮的交响曲。”

    ——《成都晚报》1945年8月11日以“胜利来临夜，成都狂欢时”为标题，报道了成都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

    “日本投降矣！”

    ——《大公报》1945年8月15日的大标题。《大公报》还用杜甫的诗句作为社评《日本投降了》的开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由于日本提议投降的消息整个同盟国世界沸腾着一股狂欢的急流。”“伦敦与世界各城市的兵士们不等战争正式结束，皆行庆祝……纽约摩天楼散落纸花，自欧洲归国的兵士欢呼喧嚷……巨大的珍珠港啸音尖叫……已解放的罗尼拉亦参与庆祝。关岛踊跃欢乐……”

    ——《解放日报》1945年 8月12日刊登合众社10日发自纽约的一篇电文报道。

    “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延河两岸岗山/野火漫天通红。”

    ——《新华日报》1945年8月15日发表了诗人萧三的《延安狂欢夜》，诗中写道。

    “一个卖瓜果的小贩欢喜得跳起来，把筐子里的桃梨，一枚一枚的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庆祝的人潮水一样地继续涌来，秧歌队越跳越大，完全卷成一片人海了。”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描述了前一天延安群众欢庆胜利的热烈场面。(唐亮辑)

（责任编辑：单晓冰）

    听，14口警钟依然长鸣——重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8·15”，一个特殊的日子，一段历史的坐标。

    65年前的这一天，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饱受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首场胜利。

    65年后的这一天，修葺一新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重新对外开放，四面八方的人们赶到这里回望历史感悟未来。

    怀着崇敬的心情，记者拾阶步入展区。褴褛残破的血衣、弹孔犹存的钢盔、陈旧泛黄的照片……936件(套)文物，仿佛无声的历史证言。尤其是新增加的54件(套)文物，更是带给人们一个个拆封历史的新视角。

    民族抗争的细节展示

    新看点：朱德的砚台、“八百壮士”的奖章和29军的大刀

    一把新征集的大刀陈列在展厅入口处。当年日军炮轰宛平城、进攻卢沟桥，29军官兵挥舞大刀向着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一幕从此拉开。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这里刚刚举行了朱德总司令家属及身边工作人员捐赠文物仪式。朱德的女婿刘铮将朱德在延安使用的一方砚台赠送给纪念馆。1937年7月14日，朱德用这方砚台，为即将奔赴抗战前线的红军将士题写誓词：“我辈皆炎黄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

    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忠贞奖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发的“舍身取义”牌匾，新四军缴获的日军山炮，国民党军队22场战役的史料……这些展品，见证着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曾被讥为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凝聚起来，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抗战胜利不仅是中国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伟大民族精神的胜利。

    英雄史诗的激情记录

    新看点：烈士家书、张自忠墓碑和铭刻着1523个英名的环廊

    “宁儿，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赵一曼临刑前留下的绝笔信。泛黄的纸张，潦草的字迹。然而，字字千钧的绝笔却折射出共产党人为国家、为人民甘愿献出一切的大无畏气概。

    在抗日的硝烟与烽火中，这样的遗书又何止一封——

    “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前给亲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回族抗日英雄金方昌被凶残的日军砍掉一只胳膊、挖去一只眼睛，就义前他用手指蘸着眼里流出的鲜血写下不屈诗句。

    选材并不名贵，边角并不规整，雕刻字迹上大下小……这样一块“粗糙”的石碑，竟然就是张自忠将军初葬处的墓碑。

    张自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所有牺牲军人里级别最高的将领。枣宜会战中，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陷敌重围，身中数弹壮烈殉国。之后，其部下与日寇激战，将张自忠遗体抢运出战场埋葬，并立下一块石碑，上刻“张上将军初葬处 1940·5·16”。

    胜利的旌旗，浸透着烈士的鲜血；壮丽的山河，书写着英雄的诗篇。从杨靖宇、赵尚志、彭雪枫、马本斋，到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郝梦龄……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曲荡气回肠的爱国壮歌。

    遍地英雄，气贯长虹。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战死疆场的中国军人在150万人以上。其中，1228名团职军官和295名旅以上将领的名字，如今就镌刻在展厅环廊上。

（责任编辑：单晓冰）

    抗战精神的生动解读

    新看点：“铁汉”印章、斯大林的嘉奖令和台湾民众党党旗

    展厅中一枚刻有“铁汉”字样的印章，格外引人注目。

    这枚印章的主人是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1942年1月，日军进攻缅甸，英国守军节节败退。在解救被围英军的一次战斗中，将军不幸中伏，浴血殉国。

    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介绍，展厅新增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的12件文物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14件文物，旨在突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主题。

    历史不会忘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派出空军志愿队赴华助战；后期，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同中国军民并肩对日作战。历史也不会忘记：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身在苏联的许多中国青年义无反顾加入苏联红军。展厅里的“斯大林表彰抗联战士李思孝的嘉奖令”，就是最好的例证。

    同样承载着特殊历史意义的还有台湾抗日组织——台湾民众党的一面党旗。李宗远说：“台湾同胞的抗日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到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同胞进行了长达50年的英勇抗争，以牺牲65万人的代价，捍卫了台湾作为祖国不可分割领土的尊严。”

    纪念馆馆长沈强动情地说：“从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到收复宝岛台湾，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光辉起点！”

    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厅上方悬挂着14口大钟，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中国人民纪念那段历史，就是要警示和鞭策自己：只有国家强盛，才能避免任人宰割的命运；只有民族团结，才能凝聚出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

    警钟长鸣在卢沟桥畔，也长鸣在每个中国人心中……(张晓祺)

    课本里的抗战史

    一篇保留至今的课文

    新中国成立后，王二小的故事就被编进了小学课本，王二小成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心目中的抗日英雄。王二小本名叫阎福华，是河北省平山县南滚龙沟人。这位抗日小英雄牺牲时年仅13岁，西北战地服务团记者方冰与作曲家劫夫，以阎福华为原型共同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儿歌传遍了大江南北，王二小的名字也随之家喻户晓。

    一篇悄然删去的课文

    《包身工》是夏衍于上世纪30年代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文章反映了一群乡下女孩在上海东洋纱厂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包身工制度对工人的残酷迫害。瘦弱的“芦柴棒”、凶残的“拿摩温”，以及“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的控诉，令人印象深刻。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的课本中，此文已被悄然删去。

    一篇新近入选的课文

    《难忘的一课》于近年入选小学语文课本。文章描写了抗战胜利后，台湾高雄附近一所乡村小学里，教师满含深情教学生学习中文的动人情景，与法国作家都德的名作《最后一课》有异曲同工之妙。台湾光复后，日本殖民统治结束，文化枷锁被打破。文章里3次出现的“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表达了台湾人民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民族精神。

    一篇引发争议的课文

    2005年，“出于与时代接轨的考虑”，上海市语文教材中《狼牙山五壮士》被删除。此事引发社会强烈反响，网上调查显示，95%的网友反对删除，认为“红色经典应该教育子孙万代”。此后，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爱国主义教育不能丢，在新形势下更应该加强，《狼牙山五壮士》一文仍在全国范围的小学语文课本中使用。(周军、杨云飞辑)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