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身边潜伏者 北平和平解放"四大功臣"之一

阎又文 资料图片

王佃章老人在家中写作

薛起禄老人在看有关阎又文的文章

    去世31年后，家人才知阎又文的真实身份

    2009年，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史料展”中陈列的北平和平解放“四大功臣”的肖像中，有三位是山西运城人：傅冬菊、刘厚同、阎又文。其中万荣人阎又文是其中最为神秘的一位，新中国成立前，他的公开身份是傅作义秘书、国民党少将，但他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明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甚至连他的家人直到他去世30多年后，才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今年8月初，在万荣县荣河镇上范村和光华乡西光华村，记者分别走访了曾与阎又文共事多年的傅作义司令部译电员薛起禄、总部新闻台台长王佃章，听两位老人讲述阎又文鲜为人知的“潜伏故事”。

    去世31年才曝光的“潜伏者”

    阎又文，1914年出生于山西荣河县(今万荣)，1936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法学院。抗战爆发后，阎又文到傅作义部做了傅的私人秘书。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被秘密发展入党。

    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同乡，阎又文逐步取得傅的信任后，在傅作义处担任文书、秘书，并最终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被傅作义“礼送出境”，阎又文与党组织的联系随之中断。

    1947年底，傅作义升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手握重兵。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内线阎又文第一次被起用。其间阎又文将国民党高层对华北的战略决策及军事部署、傅的思想动向告知中共中央，对党中央决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又文继续以隐蔽身份参与策划绥远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在水利部任职，后调农业部。1962年9月25日，因患食道癌去世，年仅48岁。

    有关阎又文解放前的情况，其碑文一笔带过：“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碑文中甚至没有记载其参加革命的时间和入党年份。若干年后，阎又文子女因“父亲历史问题不清楚”，在入党、提干时屡次“卡壳”。

    1993年，阎又文二女儿的领导、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偶遇曾经的同事、同样是老地下工作者的王玉，刘光人才知道“阎又文是我党深度潜伏的隐蔽战士”。而王玉就是阎又文的绝密单线联系人。由于保密需要，除了中共高层少数领导人外，没有人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

    1997年，曾任中顾委委员、长期从事中共情报工作的罗青长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在《北京日报》发表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首次被公之于众。

（责任编辑：单晓冰）

    他为“潜伏者”搭线

    前不久，89岁的王佃章老人收到了阎又文小女儿阎京兰的来信。信中，阎京兰告诉这位父亲的老部下，自己正在搜集材料准备写一本有关父亲的书，希望王佃章老人“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忆一些有关父亲的往事”。几天后，王佃章老人亲自找到了曾在傅作义司令部机要室工作的薛起禄老人。在家人的帮助下，现年90岁的薛起禄老人向记者讲述了他为阎又文和党组织“搭线”的故事。

    薛起禄1920年出生。完小毕业后，在附近一家杂货铺“熬相公”。1944年，薛起禄偷偷跑到河对面的陕西报考译电员。1944年8月，薛起禄被分配到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的长官部，成了机要室中的一名译电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几天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王玉接到了上级指令：到绥远(今内蒙古)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

    1946年春节后，王玉化装来到包头。当时，傅作义司令部驻扎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城郊一个原日军营房里。身为上尉译电员的薛起禄正好受派出差到包头。

    “在包头的第一晚，住在一个叫‘广行西’皮毛站开的旅馆，我先入住，后来王玉也住进来了，我穿着军装，王玉是商人打扮。在一个房间又口音相似，就越聊越投机。”

    王玉从薛起禄口中了解到，阎又文在傅作义部担任傅的秘书。化名“张治公”的王玉告诉薛，他有个多年失散的弟弟，听说也在傅作义部队，希望薛帮忙查找。

    第三天，两人同行回到归绥。王玉被安置在离兵营不远的旅社里，在这个旅社里，两人结成了盟兄弟。两天后，王玉以薛表兄的身份进入傅的司令部。薛还利用自己在机要室的方便，为王玉开了自由出入部队防区的路条。

    为了帮王玉找弟弟，薛特别介绍王玉与兼任奋斗日报社社长的阎又文认识，在报上登了三次寻人启事，后来，王玉买了两包点心登门拜谢阎又文。但薛起禄并不知道，正是他的引荐，阎又文这条内线才被“激活”。

    资助“地下党”20两黄金

    在王玉后来的回忆中提到，他找阎又文之前，边区保卫部领导特意嘱咐，一是和阎又文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二是要阎又文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

    虽然通过薛起禄的“帮助”，王玉与阎又文接上了头，但联系仍多有不便。王玉只好开店打掩护。而开店时，薛起禄还借给了王玉20两黄金。薛起禄老人还能记起当时的情景。那是1946年冬的一天，王玉找到薛起禄说，有人盯梢，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买了一些皮货，带的钱不够需要向薛借点钱。薛起禄没有犹豫，就借给了1700万(当时的货币)，另外还将27只金戒指和一个金镯子也拿出来做了抵押，当在皮场。当时，王玉还给薛起禄写了字据：借20两黄金。

    王玉拉上了薛起禄当靠山，持着十二战区司令部机要室的证件，往来于归绥和包头，与阎又文保持着密切联系。“差不多一个月，王玉来一趟归绥，有时一个月还来两三次”。

    此时的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傅作义的随身机要秘书。傅作义主持的军政会议，都由阎负责记录，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起草。阎又文正是利用这一便利条件，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等重要情报通过王玉传递到了中共中央。

    此后，傅作义部进驻张家口。王玉和薛起禄联系只能靠书信往来。薛起禄记得，王玉后来给他的信中写到，在包头的皮毛站，字号义兴公，掌柜的叫胡兴平。王玉在信中清楚地告诉薛起禄：“拿你的钱，我们是要还你的，过了年还要给你翻一番。”

    “潜伏者”的“蒲剧情结”

    年届耄耋的王佃章老人仍能清楚记起半个世纪前的人与事。1921年出生在西光华村的王佃章，1938年考入傅作义部干训所，历任傅作义总部新闻台报务员、台长等职，后在《奋斗日报》《平明日报》工作。

    在他的印象中，阎又文“潇洒儒雅、才华出众”，还是个铁杆票友。

    1940年五原之战后，傅作义部赢得了难得的整训机会。其间，有不少文艺人才和进步青年慕名而来，当中有擅长蒲剧板胡的，加之傅部晋南人居多，蒲剧遂流行开来。

    在阎又文多方联络下，陕坝青蚨祥货栈同意为演出提供场地。此后阎又文还亲自召集票友，整理剧目，分配角色，先后排练了《刺秦》《杀府》等众多折子戏，演出后颇受好评。

    当时在陕坝的众多部队剧团中，惟独这个蒲剧团是一个业余组织。一无经费二无归属，就连戏箱也没有。每次演出都需要阎又文出面向别的兄弟单位借行头。一次，阎又文向傅作义提出买戏箱的问题，没想到傅慷慨应允拨付30万(当时的货币)。但当时物价飞涨，等款拨到位，戏箱至少需要70万，阎又文只好从别人那里买了一副退下来的半旧戏箱。

    后来在阎又文的提议下，剧团召开了一个大会，会上王佃章提出为剧团取名“唐声业余剧社”，阎又文觉得还需加一个“歌”字，最终定名“唐声业余歌剧社”，阎则被选举为社长。

    此后，唐声社收入不断增加，“从西安聘了角儿，还建了社址，置了200亩地，说是给社员将来养老用。尤其抗战胜利后，大家觉得仗终于打完了，该开始新的生活了”。

    在王佃章老人的记忆中，阎又文这位同乡兼长官是个铁杆戏迷，“经常会上台，演‘须生’，嗓音挺好”。此外，阎又文还从其他单位抽调人员充实唐声社。王佃章最初在奋斗日报电台工作，后来被阎点名调到了他兼主任的贯彻社，“为的就是我有更多的时间把剧团搞好”。

    1948年，由于战事吃紧，阎又文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和平解放北平的事业中。

    现在的书籍影视太随意

    追随傅作义将军20余年，王佃章对傅将军的“爱国、爱兵”深有体会。

    王佃章1938年进入北路军(傅作义部)干训所学习，“第一堂军事课是学习打绑腿，绑腿必须从里往外打，就是‘不往里打’的意思，表示‘不打内战’。还要挽三个花，代表‘三民主义’。可见傅作义将军是一心抗日，不希望打内战的。”

    采访中，老人给记者拿出一本几年前出版的有关傅作义将军的书，情绪甚至有点激动：“这本书，有关绥远起义部分，有关傅将军说的话，好多都是凭空想出来的，都不尊重历史。”

    记者看到，在两百多页的书中，老人用笔标出几十处“错误”。随后老人凭借记忆将书中标记的“错误”一一做了纠正。“现在的书籍太随意，我很少看电视。但前几天我看一个电视剧，剧中的傅作义大碗喝酒、抽烟，要知道傅作义将军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三千地下党暗战北平”，是不少回忆文章对解放前北平的描述。“北平和平解放是水到渠成的事”，作为亲历者的薛起禄和王佃章老人对此感触尤深。

    王佃章老人回忆，在傅作义部队干训所四个大队中，三个大队的指导员以及政治部副主任潘纪文都是共产党员。“解放后我才知道，其实干训所所长苏开元、政治部主任周北峰都是共产党员。再加上秘书阎又文，傅作义身边都是共产党。蒋介石的特务说，傅军成了‘七路半’了，就是快成八路了。”忆及此，老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与王佃章不同的是，1947年底的薛起禄是傅作义司令部机要室译电员。机要室墙上挂着一幅地图，薛的印象中，地图上几乎标注的总是失地，司令部也是越挪越在城中心。起义消息宣布时，薛起禄感觉轻松了一大截，“这一刻终于来临了。所有人，都已经厌恶了战争。”

    起义后，薛起禄被改编在华北军区二纵司令部。此后，已是军管会干部的王玉找到薛起禄，希望他到华北军政大学学习。薛希望参加工作，但提出先回家看一看老母亲。1949年春节后，薛起禄返回北京，但王玉的部队已经调离。在傅作义的私立奋斗中学工作一年后，薛起禄回了万荣老家并很快结婚生子。

    “文革”中的薛起禄含冤入狱15年。1980年平反。出狱后的薛起禄开始四处写信找“张治公”，但一直没有找到。

    1997年，薛起禄无意中在公安部主办的《金盾》杂志上看到了一篇题目为《隐藏在傅作义身边的共产党员》(作者刘光人)。里面提到了王玉，他这才知道，自己结拜兄弟“张治公”真名王玉。后来，在家人的陪同下，薛起禄去了一趟北京，但彼时王玉已经去世。

    在多方努力下，几年前，政府部门给薛起禄老人的生活补助也由几十元增加到了400多元。

    与薛起禄命运相似，王佃章随傅作义、阎又文赴绥远策划起义后，在绥远军政委员会任职。1958年被错划右派，回乡劳动，1978年平反复职，1983年离休，享县团级待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佃章老人和薛起禄老人虽听力下降，但思维都异常清晰。回忆起近一个世纪的坎坷经历，两位老人都很平静淡然，也许正如薛起禄所言，“见惯了太多的流血，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