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俘营纪念协会会长:告诉世界一段完整史实

2007年，王鄂在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美籍华人王鄂是美国战俘营纪念协会会长，老兵回访团团长。从2002年开始，王鄂多次来到沈阳，促成了四次战俘营老兵回访活动，在他的努力下，沈阳战俘营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浮出水面，多名战俘老兵选择不再沉默，一批批史料和文物来到中国。

    王鄂一生颇多传奇。抗战时期出生于武昌，少年时代国运飘零，随知识分子的父母辗转各地避难；青年时代出台北留学美国，致力于计算机科学，曾是第一代终端机的研制者之一；其一生所学无关文史，却在退休前转行研究二战史实，组织战俘营纪念协会，常年奔走中美两地之间。

    “如果努力，我们就能告诉世界一段完整的史实。”谈及战俘营，74岁的王鄂永不疲倦，言语中满是自信。他是一个怎样的老人？

    8月8日，沈阳清晨大雨滂沱，地球那一边的美国却已暮色沉沉。电话拨通，“Hello！”纯正美式发音，简短的问候之后，王鄂先生和记者热情地聊了起来。此后直到王鄂先生手机电池耗尽，一个多小时中，记者多次询问“是否需要休息一会”？均被先生婉拒，“谈战俘营的话题，我永远都不会疲倦，永远都很兴奋！”

    山河破碎下的童年

    “知道父亲是东北军，日本人怀疑哥哥，把他抓进去打得死去活来。”

    王鄂先生家世颇深，且与沈阳有着独特的缘分。王鄂父亲生于大连金县一个士绅家庭，1929年从东北大学国文系毕业，是东北大学建校之后的首批毕业生。由于学习优秀，毕业成绩在系里排名第一，王鄂父亲毕业后由张学良将军出钱留学，远渡重洋赴美国西海岸继续深造，那也是东北大学的首批留学生，共有18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王鄂父亲的异国求学时光也因此戛然而止。国难当头，18个留学生无心读书，除了一个广东学生留下，剩下的17个人全部回国。“父亲回国后去了北京，他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少帅很受感动，同意他加入东北军，成为了一名文职人员。”此时东北大学临时迁至北京，通过东大校友的圈子，王鄂父亲与一个东大经济系的女生相爱、结婚。

    “我们一家人都是东大毕业，父母都是东大，我大哥后来也是东大毕业，现在我的孙子也在东大读书。”

    1935年，张学良被蒋介石委任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替蒋本人，坐镇武汉，王鄂父亲亦随之前往。同年，王鄂生于武昌。“武昌的日子是家中最后安宁的时光，我家邻居当时有郭维城、阎宝航，彼此关系非常好，他俩后来也成为中共有名的人物。而我出生之后，整整十年，随着国家的动荡，我们的小家开始了颠沛的生活……”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决定和蒋决裂，气氛一时紧张，“文人拿不了枪”，张学良为此解散了大量文职人员，王鄂父亲离开东北军，后短暂在甘肃学院教书谋生。全面抗战爆发后，王鄂一家离开武昌辗转桂林、贵阳，最后抵达重庆北陪，一路艰辛。

    “重庆的日子很苦，一家人一个月才能吃一顿肉，妈妈就用那点肉包一顿饺子。但我们还好，大哥吃的苦就更多，他那时一直寄居在大连叔父家，知道父亲是东北军，日本人怀疑哥哥，把他抓进去打得死去活来。”

（责任编辑：单晓冰）

    改变1995

    “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遭遇的伤害只能比这更多，为什么日本政府在展览中只字不提？”

    1947年，王鄂一家乘船前往台湾，此后定居台北。青年王鄂在台中读完大学，1964年留学美国，攻读物理学硕士。此时，计算机科学在美国方兴未艾，“第三次浪潮”冲击着王鄂敏感的大脑。“读完硕士后，我在美国一个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阅读了当时许多前沿科学的东西，渐渐被计算机科学迷住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将来很有发展前途。”于是，王鄂搞起了计算机，这之后他一直在美国的商务公司、经纪公司、学校和国防等机构从事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工作，直到2000年退休。

    对于王鄂，1995年是“改变人生观的一年”。那一年，日本明仁天皇来美国访问，日本政府随即在华盛顿的大学里搞了一次大型展览，内容表现“二战时期广岛、长崎两地遭遇原子弹轰炸后日本人民的巨大苦难”，为充分说明问题，展品足足摆满了3个房间，展览在华盛顿当地社会引发了巨大反响。“我看了这个展览之后，一方面很同情日本普通民众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另一方面，展览也勾起了我不幸的童年记忆，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遭遇的伤害只能比这更多，为什么日本政府却在展览中只字不提呢？”带着疑问和不解，王鄂等人成立了二次大战史实维护会，日本政府在华盛顿办展的同时，“史维会”举办了日本侵略亚洲的展览。“我们决定，日本人的展览在美国开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结果，办展的日本人最后告诉我们，他们不展览了，你们别追了。”

    史实维护会的行动引起了许多美国人的注意，CNN电视台对此做了一个两分钟的报道。

    结识老兵团体

    “我的目标就是与奉天战俘一同回访沈阳，虽然过程困难，但我们必须坚持到底。”

    让王鄂没有想到的是，那条报道被一个叫格雷格瑞的人看到，格雷格瑞的父亲曾经是奉天战俘营中的美军战俘，报道让格雷格瑞想起父亲在奉天的日子，他主动给王鄂打去电话……

    格雷格瑞的出现为王鄂开启了一道陌生的历史之门。通过格雷格瑞的介绍，王鄂走进了由当年被关押在日本奉天战俘营中的幸存者组成的战俘老兵协会。这是一群比他更老的老人，半个世纪过去了，为数不多的在世者仍然清晰保存着当年的记忆，联络着患难与共的友情。“老兵每年的聚会我都会参加，喝喝酒，聊聊家常，见面时他们很少谈在沈阳战俘营的事情，那是他们心中的痛，轻易不去触及。”“据我观察了解，奉天囚禁的岁月给老兵群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心理伤害，他们有些人回来后患上严重的失眠症，时常感到莫名的恐惧和焦虑，不愿意和人讲话，即使很大年纪了，奉天的一幕幕还经常出现在他们的噩梦里。”

    由于美国国内的一些特殊原因，沈阳战俘营老兵群体没有受到美国社会的足够重视，这群风烛残年的老人组成的协会长期被边缘化。“我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身份是美国人，双重身份让我更方便协调老兵协会的各种事宜。”在王鄂的斡旋努力下，老兵们纷纷选择说出当年真相，团体慢慢壮大，相关史实资料也逐渐浮出水面。王鄂成了老兵眼中值得信赖的“年轻人”。

    2001年，《文汇报》发表美国战俘营纪念协会的访问记，该文旋即引起沈阳媒体界的注意，中美两地研究战俘营历史的学者在各自探索许久之后终于得以相知。2002年，通过和沈阳一些民间人士的联系，王鄂只身一人来到沈阳，与邓永泉、李立水等人见了面，并访问了战俘营遗址。“从那以后，我的目标就是与奉天战俘一同回访沈阳，虽然过程困难，但我们必须坚持到底。”带着信念，王鄂于2003年、2005年、2007年、2008年组织了四次老兵回访活动，在国际范围内引起巨大轰动。

    经营之艰

    “在世老兵的数量在一天天减少，这是我最恐慌的事情，但无法抵抗”

    在美国，美国奉天战俘营纪念协会是个民间组织，没有任何政府拨款，所有的活动都需自筹资金，钱的问题往往成为制约协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按照普遍的经验，除了捐款，大型民间团体都有各自的投资项目，由协会会员拿出一些钱，交给投资机构统一打理，收入所得用于协会的日常经营。但奉天战俘营纪念协会太小，会员只有几十人，年纪又都很大，不可能筹钱做投资，基本没有任何日常收入。因此，协会的日常活动经费显得捉襟见肘，甚至老兵们在美国的每次聚餐都是AA制。

    2003年，王鄂组织首次老兵回访活动，一名华盛顿商人受其感动捐资4万美金，这笔钱成为战俘营纪念协会迄今唯一一笔捐款。“每次回访活动，食宿可以由中国朋友帮忙解决，但往返机票需要自己想办法。每个老兵至少需要1500美元支出，随行家属则要自费。为了节省开支，每次来中国我们坐的都是普通舱，老兵们年纪都很大了，乘坐普通舱奔波12个小时确实是个考验，好几个老兵都因为身体原因不想坐三等舱而放弃来中国。”

    除了经费问题，老兵们的健康问题也让王鄂担忧。老兵中最年轻的如今已86岁，多数人年龄超过了90岁。王鄂为老人们健康提心吊胆，每次回访，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一切意外，回访团必备一名医务人员以防不测。由于担心老人的健康，很多老兵主观上很希望来沈阳寻访故地，却遭到家属们的强烈反对，最后只得作罢。“有一位老兵，2003年时就想来沈阳，但身体不太好没能成行。第二次还想来，他的太太又病了，又没来成。最近我听说，老兵去世了。”谈到此事，王鄂言语中满是叹息。

    “每年都有老兵离世，在世老兵的数量在一天天减少，这是我最恐慌的事情，但无法抵抗。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战俘营陈列馆能够尽快竣工开馆，那时我和老兵们还要回去。我想说，我所做的一切无关其他，只想对那段被堙没的历史做个交待，告诉世界一段完整的史实。”听筒里，王鄂激动的声音终于盖住沈阳窗外的雨声。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相关专家王建学、高建对王鄂先生的评价是：“他是优秀的组织者，他多次组织老兵回访，引发了强烈的媒体关注和社会影响，他也曾组织外国史学家来沈参加座谈，为战俘营的理论研究贡献巨大。通过王鄂先生的努力，与战俘营相关的大批资料和文物来到中国，这给未来的建馆工作提供了重要物质支撑。老兵们的口述历史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责任编辑：单晓冰）

    战俘老兵的沈阳情结

    王玲

    2005年9月15日，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迎来了60年后的第一位观众——当年战俘编号为580号的84岁美国老兵哈罗德·卡特。

    汽车刚到巷口，老卡特早已摇下车窗探头张望。这是什么地方？是那么熟悉可又是如此陌生。当他看到那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营房”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这就是我曾经被关押的地方。”卡特颤抖着对身边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说。

    参观临时展览时卡特意外地在一张战俘合影中找到了自己。年迈的老卡特用放大镜贴在照片上仔细地辨认。他可以清楚记得照片当中一些人的名字甚至可以说出他们的战俘编号……

    参观结束，当妻子推着轮椅上的卡特准备登车返回住地时，老卡特突然用双手抓住轮椅的轮子，转过身久久凝视这座沉寂而冷峻的“营房”。

    2007年5月21日，由9名二战盟军老兵和一些老兵家属组成的回访团再次来参观。“我父亲！”参观人群里，一位女士激动的声音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她父亲是格兰·斯特瓦特，战俘编号840。生前最后愿望是能够重新回到“战俘营”的斯特瓦特2004年已经去世了，这次女儿回来就是要代替父亲完成夙愿。在一张老兵合影中她意外地发现了父亲的身影。“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确信！”女儿指着黑白照片上一个模糊的人影，泣不成声。

    2008年10月16日，一对九旬美国新婚夫妇，给这里增添了浪漫和温馨。

    金秋十月天高气清，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第三次迎来了二战老兵回访团。回访团成员中91岁的美国老兵兰德尔·爱德华和他89岁的新婚妻子玛丽·威尔斯格外引人注目。身材高大的爱德华精神矍铄，身穿牛仔裤、格衬衫胸前戴着104号战俘号牌；威尔斯女士目光和蔼、面容慈祥。他们刚刚新婚不久，这次沈阳之行被他们当做蜜月之旅。

    爱德华带着妻子走遍“战俘营”的每个角落，仔细地讲述当年的每个细节，动情处不禁泪满衣襟。威尔斯认真听着丈夫诉说曾经的苦难，不时用手绢擦拭眼泪，仍不忘提醒丈夫要控制情绪。爱德华对妻子说：“我希望你能更多地了解我，包括我曾经遭受的磨难。我希望你可以感受到我当年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营房”里，爱德华久久地坐在自己曾经的铺位上不肯离去，威尔斯拉着丈夫的手默默陪着他……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