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文化创意产业竞跑：越有文化越无创意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全球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阿凡达》最近打算继续展示它的吸金效应：加长版《阿凡达》本月底将再次登陆北美各大影院，而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则将在《阿凡达》的小说版出版之后开始《阿凡达》续集的制作。

　　有人预言，《阿凡达》将成就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源于3D技术给它带来的票房业绩，更将源于电影产业延长链上的一系列创意想法。

　　这就是创意产业，不仅仅是电影，唱片、出版、广播、游戏等等，还包括运用想像力对其经济价值加以开发的产业。

　　据“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估算，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价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国家增长的速度则更快，美国达到14%，英国的音乐产业无论是雇佣人数还是所得利润，都远超过汽车、钢铁或纺织行业。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一些国家21世纪的主导经济形式。

　　在北京奥运会两周年和上海世博会会期过半之际，全世界都将对创意经济的关注投向中国。奥运会对北京传媒产业、大型会展业、体育产业以及休闲娱乐产业，正在发挥持续的影响。与此同时，上海世博会也展示给世界一个创意的舞台、创新的天地。

　　近年，中国的创意产业发展迅速。2006年8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出台，文化创意产业这个概念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由此提升到政策性高度。2010年4月，九部委联合发布《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指导意见》，政府支持文化创意产业进入具体操作层面。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纷纷为文化创意产业落子布局。

　　北京VS上海：描述性秒杀

　　似乎一夜之间，中国的创意产业已经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发展起来。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创意城市北京和上海，展示给世界怎样的想象力?

　　即将浮现于此的京沪两地创意人物、创意园区和创意企业，在未来的某天，或许会以不知几多D的活动影画形态，出现在属于我们时代的《清明上河图》上。那时候，所谓的“创意之都”想必已开花散叶，遍布国境。

　　陆川VS郑大圣：

　　创意人物相望国馆之巅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中，有一个意象：乌泱乌泱的人群排除万难爬到一幢高耸入云的高楼的顶层去看戏。这预言性的一幕在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变成了现实：每天超过5万的人群乘坐电梯涌入国馆顶层凌空49米的放映厅，欣赏两部8分钟主题电影：陆川执导的《历程》和上海电影制片厂郑大圣执导的《和谐中国》。

　　两部影片分单双日放映，这意味着，如果是参观中国馆的观众，你不可能在同一天欣赏到两部电影;同时，由于影片结尾都没有主创人员名单，你也不大可能分得清谁是谁拍的。任观众怎么纠结，在同一个穹顶下的三折巨幕上，它们就这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隔空相望。

　　“历史上从来是北军战胜南军。”陆川笑称自己的团队是北军，上海的团队是南军，“我们宁可站着被人轰走，也不能躺着自杀。”有点错位的是，陆天明的公子陆川其实是上海人，而黄蜀芹家的少爷郑大圣则是天津人。

　　直到2009年9月之前，陆川团队都是中国馆主题片的唯一指定拍摄方，陆川本人还是中国馆的影像顾问。在经过8个多月100多稿修改的挣扎后，这种排他性地位丧失了。

　　去年9月11日，郑大圣清楚记得这个紧急征召日。那天他恰好回上影集团办事，办完事从制片人钱建平的办公室门前“飘过”的时候，钱刚撂下厂领导打来的电话，招呼他“进来聊会儿。”从集团总裁接到指示，到郑被叫去“聊会儿”，两三个电话的功夫，另一部中国馆主题片的指定导演就定下来了。这时，距离世博会开幕仅8个月。

　　“所有的朋友都说，你的胆儿太肥了。”郑大圣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自始至终，我最大的噩梦就是怕来不及。”最后一个月，郑大圣就再没机会躺平了睡觉，“国家礼乐啊，要是搁古代，不成了，那就得斩首。”

　　与此同时，北京陆川团队，在制作后期的4个机房里，桌子上、地上，全躺着睡气垫的人。

　　在这一场和时间的战斗中，郑大圣部8个月组织投入了来自上影厂、美影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水晶石CG公司超过400人的团队，陆川1年零4个月时间里前后集结的人马有600人。

　　陆川说，他是怀着“一腔无知的热情”投入其中的。陆川开始以为创作是比较私人化的问题，仿佛子宫里的胚胎，不希望拿出来示人。但这次是试管婴儿。创意被迫进行颠覆性更改的时候，陆川觉得痛苦。他认为核心原因是，他们的创意没有特别展现中国30年城市化的成就，“这个跟我的想法有所不同。”但他知道国家项目中每一层管理者的巨大压力。“国家项目里面，你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的合作者们在北京，一群自由艺术家，他们的教育背景让他们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郑大圣的剧本4个月里修改不下百次，幅度很大，不乏“方向性的修改”。郑认为，这是“必须的，不能有脾气，没得有情绪”。必须要调整的时候，只能是不断地逼迫自己：“我还有办法!”精神面貌的调整贯穿始终，开始时10天一次，后来一星期一次，再后来两三天一次，“两天变一个新人。”到冲刺阶段，这种过于频繁的“焕然一新”，已近乎痉挛。5月1日凌晨，郑凝视眼前这个碎过无数次的作品，激动地发现“它竟然是完整的”。

　　郑大圣的影片里用孔子的三句话命名三个篇章，他曾经想给影片取名《子曰》，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和谐中国》。在这部片子里，郑大圣本人最大的抱负无外乎两个字：正常。“我不愿它是虚张声势、剑拔弩张的。”他希望表现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现状是正常的有把握感，对未来是正常的希冀感。“对的，这是个宣传片。有相当多的内容是规定动作，包括表现手法，而我要承担的是分寸和度，这个责任我必须扛。”郑从不担心“天生一个主旋律”会抹杀导演个人的风格。“个人的蛛丝马迹一定会弥漫其中，装无所装。”在影片中，郑大圣放胆使用了绝迹20年的手绘水墨动画，4个月出活儿3分半，“画残了半个美影厂”。再见水墨动画，那曾是他的儿时梦想。

　　《和谐中国》有纪录片的气质，而陆川的《历程》是故事片的底色。在还没想出拍什么的时候，陆川他们就明白知道不拍什么：就是不拍明信片，不拍各种群众集体踢毽子耍龙灯扭秧歌打太极拳努着大笑脸，“这些安全而没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就不拍!”

　　和郑大圣不同的是，陆川不曾把自己的片子和“国家礼乐”联系在一起，抱负也远远不止“正常”。他觉得中国的这个大舞台终于交给了一代年轻人，而他获得了向世界表达中国的机会，于是他试图让全世界静下心来阅读一个民族。

　　影片开头，是一群穿棉猴的中国人在荒原上奔跑。在提报测试拍摄的时候，底下的一些专家和领导沉默了，问这么多人跑是什么意思?陆川的解释是，这象征着30年我们中国在不断地奔跑。它与片中汶川地震、雨中抬铁轨的画面一样，都是陆川心爱的镜头。他要拍自己真心相信的东西。“至于片子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不认为它是多么的完美，只有在中国宣传片这个系统中，它勉强可以称得上有特色。”陆川说。

　　惠通时代广场VS 8号桥：

　　创意园区唇膏比娇艳

　　围绕本届世博主题，中国馆序厅记载了中国城市化的记忆：1949年，新中国提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随后大工厂进了大城市。1990年代末，国有工业企业开始了关停并转的历程。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得是低碳的，2004年后，北京、上海等地开始确定不移地退“生产”还“消费”，这些城市有了一个新名字——“创意之都”。工业城市魂魄不再，它留下的残躯，那些老厂房老仓库，尚能变废为宝，成为“创意之都”嘴上的唇膏。

　　上海拥有全国最多的变废为宝的创意产业园区，目前挂牌的是80个。2010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其中一家——位于卢湾区建国路的8号桥园区。建筑外墙青砖铺面，建筑之间连廊纵横，在8号桥，时常可以遇到时尚业中各色型男索女借景拍照。“跟艺术家打交道久了，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环境。”时尚生活中心集团总裁、香港人黄瀚泓说。他在1998年的时候开始主持新天地的改造开发，2003年离开新天地后，从第一承租人手里租下这片老厂房，把它改造成现在的样子，起名8号桥。

　　8号桥的租户，100%都是创意企业，汇集了时尚休闲、品牌服装、建筑、家具设计、广告、动漫、影视后期等创意企业近200家，其中，超过70%是港澳台及外资企业，租用场地50~3000平米不等。咖啡馆、活动大厅、公用会议室，这些公共服务平台在8号桥随处可得。世博期间香港在沪的一系列创意活动都在这里举行，6月19日是以林奕华为主席的两岸三地设计师交流，热气腾腾的自由讨论到黄昏时不散。

　　因为园区里40%的企业注册是在卢湾区，有这部分落地税收作保障，黄瀚泓和区政府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海外租户的注册手续，或是园区企业要在马路上挂个道旗之类，他们都可以替租户轻松落实。园区要在跨街的两栋楼之间修一座桥，本来涉及市容更改，经与规划局协商，这座桥已成地标。

　　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大员，有很多重要人物曾到8号桥视察，这令它看起来“很样板”。黄瀚泓强调自己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与普通住宅开发商不同的，只是擅长整合统筹而已。他认为做开发经营之前，手里一定要有剧本，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很清楚，而自己要当导演。

　　8号桥一期的总投入在7000万元人民币，5年后收回，二三期用的是融资。3万平米的总面积，200家创意企业去年的年产出在10亿元上下。

　　黄瀚泓的这个数字在创意产业园区的非典型案例——北京惠通时代广场面前，显得黯然。这个园区的面积和8号桥差不多，位置在北京朝阳区，街名也叫建国路。园区内现有28家创意企业，连续几年的年产出，都在25亿元上下。2003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魏明康担任董事长的能通投资公司，出资1亿元主持改造了这片老厂房，2006年即收回投资。

　　与喧闹的“798”相比，惠通时代广场非常安静，除了充斥植物和水、有点园林化的办公环境，从外表上，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不过你也许会在这儿碰到李宇春这样的娱乐明星，或者IT大佬周鸿祎。租户主要是创意企业，包括酷6网、奇虎网、法制晚报、太合麦田、第一企划等，但也有一些传统企业，如中石油(10.39,-0.04,-0.38%)燃料油、富士胶卷等。算上它们，园区的产出要再加上200亿元。

　　魏明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能通公司从1995年起开始做厂库房改造。2001年，他们正在西三环北京电视台附近有一个项目，这时传来中央电视台东迁的消息，魏预计会有大批的传媒企业过去，于是开始在东边的朝阳区寻觅，找到了这片闲置3年的老厂房。

　　魏明康把园区高产出的必然性归结为两点：一是北京以及朝阳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二是园区在选择租户上的定位：吸纳高端大公司。魏认为，如果门槛放低，园区会乱，反而不好租。现在园区内最小的企业是胡海泉工作室，大概二三百平米。考虑到名人的影响力，也属适宜。对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出租的单价不一定高，对魏明康来说，图的是稳定。

　　惠通时代里的公共活动场地较少，相比8号桥开发商活跃而丰富的联动作用，魏明康坦言他们做的不多。开始时只是懵懂的状态，不以为自己做的是一个创意产业园区，2006年后开始有政策下来：区政府、市委宣传部、发改委、经信委，都对园区陆续显露支持态度。但对魏而言，最实在的支持是“他们对哪儿有闲置工业资源知道得更清楚”。

　　魏明康现在正在朝阳区另外一处，规划一个十五六万平米的新园区。

　　百度VS盛大、歌华VS文广……：

　　创意企业谁执最深钱袋

　　创意企业的真正豪门，不是在园区，而是在普通写字楼里。

　　CCTV当仁不让是全国最闪亮的创意企业;中国移动仅数字音乐下载一项，一年就是180亿元的收入。就算“中”字头的企业都让到一边，无论是北京的歌华有线(14.37,-0.13,-0.90%)、上海的文广传媒这些地方财政的家生子，还是北京的百度搜索、上海的盛大网络这些纳斯达克的“凶猛动物”，当人们意识到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创意企业的时候，总会被吓上一跳。

　　2009年北京创意产业的产出年增加值是1497亿元，占全市GDP比重的12.6%;上海1148亿元，占GDP比重7.7%。这一组官方数字说明不了太多，因为什么样的企业是创意企业，各地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上海是明确把金融服务、美容美发都算进去了的，北京的数字则不确定是否涵盖了所有的IT及高科技企业。倒是来自京沪两地学者颇具共识的描述性话语，可以给人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上海创意产业的总的体量，大概是北京的一半。(曹红蓓)

　　所谓“模式”

　　目前来看，创意产业中最高回报的业态，是影视传媒、移动新媒体、网游动漫等，这也是各地将在未来重点扶持的对象

　　上海创意产业中心秘书长何增强老也忘不了2006年，在上海世贸商城韩国设计展上看到的那两组电扇。一组是从1960年代到2000年代韩国产的，一组是相同时期上海产的华声电扇。1960年代的时候两国设计水平相仿，2000年代时已远不在一个层次上，中国几乎原地未动。

　　2010年6月18日，当沈载进率领韩国首尔设计财团来与何增强签署合作备忘录的时候，何增强心中的电扇又开始转了，他一直问对方：你们是怎么做的?

　　上海：印象与真相

　　上海历来开风气之先。2004年，“创意产业”这个说法由上海人带到中国。一年以后，北京才出现了类似的“文化创意产业”一说。在上海，“创意产业”的引入，有一个很实际的出发点，这就是：给那些已经气候渐成的基于老厂房改造的地产项目一个名分。

　　一般来说，关于上海，人们容易有如下印象：国际化、市场化、灵活开放。那么，在创意产业这一项上，实际情况如何呢?

　　在国际化方面，确实，上海创意产业圈中活跃着很多外国人。跟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在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中，上海的逆差最小。沈载进坦承，他曾与包括北京、青岛在内的多个中国创意城市合作，但只有在上海，他认为有值得他们学习的地方，他们正在仿照上海新天地的做法，在首尔东大门，修复老城墙，建造一个以设计为主题的城市新区。

　　然而，作为国际金融资本最活跃的城市，上海的创意产业在借助外资方面，几乎没有太大收获。

　　在市场化方面，作为创意产业主要的中介机构，一个协会(上海创意产业协会)，两个中心(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下属创意产业中心、上海社科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的处境有些看上去有些尴尬：既不太政府，也不太市场。一方面，一个协会、两个中心手里并无明确的专项基金。另一方面，虽然每年都搞很多论坛、项目对接会等，但这些活动大都靠政府埋单，真正行之有效的市场化推广仍然缺乏。即使很有品牌感的创意产业活动周，私底下也被一些创意企业描述为样子多于实质。

　　灵活性方面，上海本地的学者称环境不养人。他们认为纸面上的标准各地都是一样的，上海在文化内容方面的开放度，比起湖南、广州、深圳，只紧不松。

　　北京：进退之间

　　北京的创意产业虽然从来都是由宣传部门主导，但在文化产品的内容方面，并不见得比其他城市更加束缚。北京的内容产业占到了全国的35%。

　　在北京的创意产业发展机制中，政府介入之深，是别地无可比拟的。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和常务副市长挂帅，管口涉及23个职能部门。政府的深刻介入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每年5亿元的财政专款(各管口专款累计超过10亿元)。

　　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十月围城》片尾字幕上的这行字：“鸣谢：中国工商银行(4.15,-0.01,-0.24%)北京分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这部影片的成本中，很大部分来自文创中心居间，工行北京分行提供给发行方保利博纳的5500万项目贷款。

　　近年，文创中心陆续与工行、北京银行(13.33,-0.07,-0.52%)、交通银行(6.28,-0.04,-0.63%)确立合作关系，专门给予北京市场的授信额度分别为100亿元、50亿元、50亿元。2008年5月以来，华谊兄弟(34.970,-0.58,-1.63%)传媒有限公司多个电视剧项目获得北京银行1亿元贷款;2009年4月，工行北京分行核放1.2亿元贷款给华谊兄弟，支持这家公司2009年至2010年的4部电影。此外，光线传媒、保利博纳等大型创意民企，近年也都在政策扶助下得到过银行的大额贷款。

　　对文创中心副主任吴锡俊来说，怎么用好这每年的5个亿，扎扎实实地把创意产业的资金池做大，是他考虑最多的问题。目前，这笔专项基金的使用有项目补贴、贷款贴息、追加奖励三种类型。尤其是引入商业金融资本方面，通过对担保公司按照一定额度给与补贴，多担保多补贴的方式，创意企业因缺少有形抵押物而造成的银行授信额度问题有望得以解决。

　　除了推进，吴锡俊也已开始琢磨着退出的事：“政府资金最初不求回报，当产业要素在市场平台上流动起来，我要保本有序退出。”退出的方式，设想是通过两个基金，一是创投基金，一是产业基金。去年8月创投基金已通过管理办法，现正在审批环节。计划由专项里出1亿元，然后按1比3与社会资金配比。吴锡俊透露，已有很多风投机构表示了意向，包括境外的大担保公司。

　　越有文化越无创意？

　　这不是拆词游戏，但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一说中，文化、创意、产业，谁和谁之间都不是零距离。上海也好，北京也罢，虽有各自的先天特征，但在发展创意产业的过程中，矛盾挣扎往往俱在其里，大同小异。

　　北京文博会上，各个区县带头人纷纷和展示属于本区内的历史文化优势，但人们还难以想象国子监和北京豆汁如何能转化成创意产业。上海社科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如忠向来笃信“仓廪实而知礼节”，让他略感意外的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经济并不富裕的区县也会邀请他去规划“创意产业”，后来他发现，这样的区县往往有某项历史文化传统。在当地政府看来，若不能化文化为创意，就好比“捧着金饭碗讨饭”。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直陈，祖宗留下的东西是有文化，但那是遗产，只关乎旅游，而创意是新鲜地产生于人的头脑中。在中国，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反像，就是越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地方，创意产业越落后，比如西安、开封。虽然不是有文化导致无创意，但也侧面说明了，文化与创意之间，亦无正向的因果相关。

　　一个怪现象，某直辖市中，一个时尚创意园区傲然屹立于破落棚户区之间，有意向的租户望风而逃;而某南方沿海新城，本没有多少老厂房，为了搞园区，平地扣饼生造了一区“老”厂房出来。一方面，按照上海的规划，到2010年底，园区总数将达到100个;另一方面，学者预言上海现有的园区中，将有一半因定位不清面临关门。

　　《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的著者张京成认为，北京创意产业的相对领先，是因为它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人才聚集中心，而非因它是文化古都。至于上海的创意产业，是在一处处工业用地上长出来的，一开始就离文化很远。目前来看，创意产业中最高回报的业态，是影视传媒、移动新媒体、网游动漫等，这也是各地将在未来重点扶持的对象。

　　世博中国馆副部长毛竹晨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在以往的世博会上，中国被诟病最多的一点就是上来就是五千年，这次中国馆的一点突破在于，我们上来说的是30年，而不是五千年。“从文化积淀到创意水平，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毛竹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