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度不减各地申遗猛烧钱 国内世遗面临过度开发
8月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大会刚刚落幕,经过10天的热议,全球诞生了21处新的世界遗产。
本届大会上,中国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和“中国丹霞”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申遗大军又诞生了两个新宠儿。40项世界遗产的总数,已经使中国在遗产数量上高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意大利(45项)和西班牙(42项)。
然而,全国各地的申遗热潮远远没有退去。黑龙江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和杭州西湖,都还在削尖了脑袋,申请2011年的世界遗产。
究竟是什么动力,一波接一波地推动着“申遗热”在中国蔓延?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权威部门专家学者,探究申遗背后的驱动力。
成本
巨额投资 为申遗不惜贷款
当大多数景点在品尝着甜蜜的申遗成果时,显然不会忘记申遗过程中的艰难,以及为铺平申遗大道所付出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申请、维护世界遗产的成本极其高昂,各国除了能从世界自然遗产基金会等机构获得一些补助,其他资金需自筹。
据统计,为了河南龙门石窟申报世界遗产,洛阳市政府投入一亿多元,拆除了南门外的中华龙宫、环幕影城、部队营房及各种不协调建筑。
四川都江堰为整治文化环境,拆掉了价值大约2.2亿元的建筑。武夷山在申遗过程中,也花了一个多亿。连安徽黟县的西递和宏村两个小村落,也投入了600多万元用于整治环境。
广东丹霞山管委会主任、丹霞山旅游投资经营公司总经理黄大维更是坦言,丹霞山为了申遗,投入了1.2亿元进行环境整治,完善景区旅游基础设施,“这些资金主要靠贷款”。
对此,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首任所长贺云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入列世界遗产名录能为当地带来世界级的文化形象,世界级文化品牌,这已上升到了国家利益层面。”贺所长称,“现在建立一个全球知名的商业品牌,本身投入的经费就很巨大。而中国在花费最少的钱的前提下,得到的利益是最大的,这个钱咱们花得值!”
贺所长还称,不仅是中国申遗成本高,国外的情况也照样如此。他表示,在改善当地一些与遗产不协调的建筑设施,建设便利的交通道路等方面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动力
申遗成功 麻雀一夜变凤凰
在中国,只要成为世界遗产,马上就成了旅游胜地,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贺云翱认为,这种现象算是正常。“因为一旦申遗成功,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组织都会将该地列入推荐旅游地。”他说,“申遗成功也就表明,该遗产地在保护环境、服务质量、安全度上都是最好,这也就推动了当地旅游的开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策与法律实施部门项目专家里雄女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遗产经济”本身就是发展地区经济的途径。
“游客数量的增长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其中包括饭店、交通等。同时,也能带来社会利益,也就是能够为当地人口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里雄表示。
不过,里雄同时也指出,申报世界遗产的最终目的还是保护。
“入选世界遗产的经济影响常常被过度预计了。其经济效益常常受时间和条件的限制。”她说,“最好的做法就是当地政府通过发展基础设施使更多的游客们接触世界遗产,而这些在建的世界遗产同样能够使得当地社区受益。”
2000年后我国
成功申请的世界遗产
注:截至2010年8月,中国已有40处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28处,自然遗产8处,自然文化双重遗产4处。
收益
门票涨价 游客为申遗投入埋单
申遗的大账单谁来结?门票涨价似乎成了很多申遗成功景区的选择。
而看到下面这一组常常被人们提起的数据,也许您就能得出答案了。
据平遥县旅游部门统计,申遗成功前的1996年,平遥古城门票收入为82万元,而2004年这项收入高达4760万元,是1996年的58倍。申遗成功后,全球慕名而来的游客,乘以更加高价的门票,得到了如此惊人的数字。
而就在7月,山西举行听证会,准备将古城门票价格由现在的每人每次100元涨到125元,涨幅达25%。
洛阳石窟申报前每年门票收入1000万,申遗成功后的第二年即达到2700万;云南丽江1997年申遗成功,三年后旅游综合收入就达到13.44亿元,如今更是成为几乎所有国人向往之地。
黄大维就表示,随着日后保护和建设的必要成本增加,不排除门票涨价的可能。
而贺云翱的回答似乎道出了“门票上涨”背后的秘密。
他分析称,在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遗产申报地有较大的经济投入。以龙门石窟为例,当时,当地政府就为迁移当地的原住民支付了不少的拆迁费,以及当地工厂的迁移费等等。
再者,当地在对文物维护上也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大多是通过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来协调调动。申遗成功后,需要一定的经济收入来对申遗成本作出一定的补偿。
“提高门票价格是其中的一种途径,而这是对前期投入的一种补偿。”贺云翱说。
开发
世界遗产 不是“私家花园”
申遗和申遗成功后的保护,给地区带来的并不全是积极的影响。为此,制定恰当的政策和有效的管理是很必要的。
世界遗产委员会发言人休·威廉姆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指出,在经济开发的同时,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地考虑到该地区的遗产保留价值,同时对当地社区(包括社会和环境等方面)进行立法化的规划发展。
“确保管理世界遗产的财政支出,保护好遗产,同时使得民众能够接触和了解遗产,这三者如何平衡是每一处景观的负责部门、政府都应该考虑的。”他说。
同时,威廉姆斯表示,并不是谁管理世界遗产,谁就有利可图,世界遗产并不是“私家花园”。世界遗产是一种公共财产,像水、空气和基础设施一样,都应该是为民众共有的。
过度开发 遗产将面临“濒危”境地
对世界遗产的开发能够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是一旦过度开发或开发不当,遗产就将面临“濒危”的境地。
据威廉姆斯介绍,世界遗产在保护和开发中,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例如,开发过度,缺乏管理等。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些成功申遗的地方将会列入世界遗产濒危的特殊名单,同时将实时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监管。”他说。
而中国的世界遗产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贺云翱介绍,中国现在对遗产的破坏,主要是对其本体的破坏。比如对遗产的原型、材料的不负责任的开发等。
威廉姆斯认为,中国政府在保护世界遗产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也吸引了大批学者。“三年前,中国建立了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这一组织有助于世界遗产公约在亚太地区得到有力的执行。”他强调说。
不过,由于飞速的经济发展和游客数量的不断增多,中国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和压力。威廉姆斯表示,在商业开发和遗产保护之间要维持平衡是发展关键,而一旦失去了平衡,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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