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屈辱的血泪诉状 "慰安妇"创伤远未愈合(图)

陈厚志(左二)作为黎语翻译陪陈金玉老人(左三)赴日本出庭作证。照片/由陈厚志提供

乐观的陈厚志。黄青文/摄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65年后，那场战争巨大的伤口依然裸露着，留在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仍远远没有愈合。

    1939年2月，日本侵略者踏上海南岛，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下，沦陷区几成人间地狱。在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中，“慰安妇”制度是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在这个制度的奴役下，40余万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蹂躏。在海南，也有许多年轻妇女被日军诱骗、强掳充当“慰安妇”。 

    1986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农场青年陈厚志，从养母黄阿婆的口中，第一次听到“日本娘”的故事。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日军侵琼时期“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称作“日本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些饱经折磨的老人就一直背负着这样的污名，屈辱地活着。而陈厚志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十年后的命运会和这些“日本娘”紧紧连在一起。

    结识引路人

    让陈厚志和“慰安妇”受害者结缘的是一个叫张应勇的老人。张应勇是保亭政协文史办工作人员，1996年，当时他正进行一项调查保亭当地抗日战争英雄人物的工作。工作之余，爱好文学的他写了篇小说发表在《保亭文史》上，故事的原型就是当地广为流传的“日本娘”。

    没想到这篇发表在内部交流读物上的文学作品，引起了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注意。他不仅请张应勇带他去见故事中的原型，还向这些老人下跪，送上慰问金。这些被称作“日本娘”的老人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往事，张应勇决心要搞个明白，还原历史真相。

    但这项工作却绝非易事，张应勇长于文字，对摄影并不熟悉；而黎族分几大方言区，有的方言他听不懂，给调查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况且这一年他已经57岁了，身体并不太好。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应勇结识了陈厚志。当时张应勇的相机突然失灵，爱好摄影的陈厚志热心帮他修理。事后，张应勇还托人侧面打听了陈厚志的为人，知道他是个热心人，经常帮助孤寡老人和失学儿童。

    不久，张应勇就将陈厚志邀请到自己家里，一边喝酒一边问他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调查。陈厚志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张应勇面色凝重地对他说：“这种事从来没人碰过，又牵扯到历史问题，如果不愿意做也不勉强。”但陈厚志没有犹豫，立即答应了，从此开始了两人合作为海南岛“慰安妇”受害者正名之路。

    艰难的调查之路

    张应勇当时主要负责南林乡等杞方言区的调查，陈厚志则主要在赛方言区，张应勇负责调查和文字整理，陈厚志则帮忙拍照片和做翻译工作，这一老一少协作配合，开始了漫长的调查取证之路。

    这些受害者多数住在偏僻乡村，有的更是离群索居。要找到她们已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受害者都不愿回忆当年的惨痛经历。于是，他们一次次登门，用诚意和耐心感动老人，终于，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陈厚志告诉记者，当年日本人在保亭等地建有兵站，强拉当地人修桥补路，有多少农家女被抢进兵站，具体数字已很难统计。但据他这些年的调查，仅在保亭加茂地区，至少有55人被日军强迫做过“慰安妇”，这55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其中25人在调查时还健在，但只有5个人愿意站出来讲述自己当年的遭遇。

    在参与调查前，陈厚志在当地只是个默默无名的人，随着取证工作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他，有时走在路上，陈厚志会被陌生的老阿婆拉到僻静处，哭着告诉他，“阿婆当年也是被鬼子拉进兵站受尽侮辱的人啊！”但哭诉过后，老人总不免要加上一句，你知道就好了，不要再和任何人说。

    陈厚志也一直遵守着自己的诺言。他说，尽管有点可惜，但是他到死也不会透露这些人的名字。

    此后，这些调查取证的资料和照片被整理出来，正是通过这些资料，让人们最早了解到了中国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者，广大社会开始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日本娘”的污名才从她们头上洗去。

    而张应勇当年的那篇小说，也引起了远在上海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的注意，这位中国“慰安妇”研究权威学者曾亲自到海南来调查和看望受害者。

    2003年，陈厚志应邀到上海参加研讨会，苏智良教授握着他的手说：“像你这样长期关注‘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的志愿者真是难能可贵！”，并代表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授予他特约调查员证书。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