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问题

        人物：

        舒可文(《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王新友(偏锋新艺术空间负责人)

　　顾维洁(《艺术财经》主编)

　　在上一期艺术财经杂志的专题中，我们探讨了关于美感在当代艺术中重建的问题。其中说到：随着中国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更新，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出现了被话语支配的症结，在小圈子中固步自封成为当代艺术继续发展的壁垒。那么符号化的时代之后，艺术将走向哪里?如何更好的反映中国当代的文化和社会现状?我们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又能否承担这一使命?这次会客室，我们邀请文化批评者舒可文，和主推年轻艺术家的偏锋新艺术空间负责人王新友，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符号式的艺术的时代已经过去

　　顾维洁：(对舒可文)去年我们评2009艺术权力榜的时候，你就力推偏锋艺术中心，你了解他们吗?

　　舒可文：就是看过偏锋的展览和展览画册。

　　王新友：我进入这个行业时间太短了，就是因为喜欢，最终的想法是想满足自己的小的欲望，也不知道以后这个行业是什么样。

　　2003年底的时候，书画市场开始井喷了，我觉得买不起了，就开始买当代艺术。之后经李峰介绍，去了很多年轻艺术家工作室去看。有一天我在宋琨的工作室，看到她画了很多小画，年轻人在街头大排挡吃饭、喝酒，烂醉如泥，倒在地上，这些画一下把我在青春期那时候的回忆给勾出来了。既然当代艺术这么鲜活，又反映了我们的现实，我为什么不去为它的成长起点作用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做一个这样的画廊。开始我们把画廊定位的边缘化一些，以求独立，边干边学，定位在推广年轻艺术家上，也是有这样的原因。

　　我对画廊有自己的要求。在接触当代艺术之前，我一直认为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相比是狭隘的、不包容的、简单的、献媚的和暧昧的，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能看到更多的面孔，艺术是应该向前推进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可喜的是大家都开始寻找一些问题，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传统精神。我希望中国的文化艺术应该有一个新的文化标准，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是需要一百年或者两百年。

　　舒可文：你现在手里经营的年轻艺术家有多少?

　　王新友：紧密合作的，签着独家代理的12个人，合作过的大概也有二十个人左右。紧密合作的艺术家作品，我都会买断的，我觉得画廊和艺术家的关系，就是母子、父子、兄弟、兄妹、夫妻、情人，各种关系都有，你要首先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合作的艺术家，每年我也会定期的买一些作品，可以说是大量的。

　　顾维洁：我刚才听你形容当代艺术，用很多形容词：狭隘、简单的、谄媚的，为什么这么说?

　　王新友：我说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这种现象所占的比例比较大。我认可当代艺术早期这些图像，它们都是有文化背景的存在，起码在特定的一个历史时期肯定是有的。但是艺术发展到了今天，如果依然还在利用意识形态，那就没法玩了。过去已经过去了，我要解决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当符号式的、图象式的艺术的时代已经过去的时候，什么才是引起大家共鸣的。

　　当代艺术还不足以影响当代文化

　　顾维洁：我记得舒可文在接受一个采访时，说当代艺术还不足以影响当代文化，是吗?

　　舒可文：完全不足以。我最近看伯格的书说，从印象派到立体主义，当时大家已经觉得他们是很前卫的了。但是就当时整个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的变化来看，艺术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艺术是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是在这种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下，用一种新的表达形式表现出来整体的状况而已。当然它区别于传统的艺术，在艺术样式上它是前卫的，但是在整个运动当中它是非常滞后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求艺术家应该引领这个世界，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艺术家的苛求。艺术家应该能够准确地表达这个时代的变迁，或者是准确的表达在这个变迁当中人的情感情绪的变化，这就够了。因为我看那个文章中，说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时代的那些艺术家，他们面对是一个物理学所揭示的新的世界，跟牛顿力学所揭示的世界不一样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乱人的世界观，必须让人对这个世界重新理解，那艺术家这个时候他要表达这种被打乱的情绪，所以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

　　中国当代艺术要引领这个时代，也是对它的苛求。但是，我说真话，中国艺术家也没有准确地表达这个时代对人的情感、精神、智力的冲击。比如说，现在最大的冲击是全球化，和互联网带给人的那种思维结构的重新整合。在艺术当中，我没有看到那种思维方式的变迁。

　　另外，中国走到今天经过三十年的变迁，关于民主、关于自由，关于工业、关于商业，基本上中国人现在的认知水平和西方已经是差不多的。但是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到工业革命到现在的全球化，在逻辑上是一个完整线索，思想上是一环紧扣一环，它的发展是带有必然性的。但是中国全球化的状态是一个植入的，就是嫁接的。好比原来是一棵枣树，现在给嫁接成一棵桃树。今天，中国这个经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强大的经济体，而且开放的程度也比原来加大，跟国际之间的这种贸易也形成了这种全球的关联，这个时候的问题，不是发展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这个古老的文明体和新兴的文明体在植入的时候，有什么排异现象或者变异现象?现在的中国已经跟西方齐平了，也代表着已经没有榜样了，需要自己创新的时候，那么需要怎么走?在中国思想界有大量的人在做这个研究，但在我们艺术界没有。我们现在的艺术当中，还有大量的那种话语是说自由呀、反西方霸权呀，诸如此类，这还是二十年前的话题，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已经不是这些了。

　　顾维洁：就是思想层面上，很多艺术家根本就没更新。

　　舒可文：他们也许在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这样一种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工具，对文化、对生活、对政治、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没有意识。

　　顾维洁 ：能不能理解为，现在很多艺术家业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

　　舒可文：我们还举刚才毕加索那个立体主义的例子，毕加索可以不懂物理学，但是他可以对现代物理学中那种对时空的重新认识，通过他的油画表达出来。所以艺术家不一定要真的使用互联网作为创作的媒介，但是要关心互联网，使用互联网，这是一种思维的转变。

　　顾维洁 ：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对整个的社会结构、社会思潮，跟这种社会方式和制度等等各方面，包括科技，都是缺乏认知度的。

　　舒可文：起码进入得不深，至少是情绪上。他没有去体会这种工具带给这个世界的变化。有一个德国的做装置的女艺术家，我忘记她名字了，她做了一个有点像汪建伟的那种舞台装置作品，她使用的是古罗马的悲剧故事，但她讲的是全球化问题。我们的艺术需要的就是这种灵感。

　　艺术创作思维应该是发散的

　　顾维洁：我们回过头来说，年轻艺术家，王新友你觉得现代的年轻艺术家能承担起这种使命吗?你着力培养的这些年轻艺术家，是不是能够有这么好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深度?他们有没有在文化领域里，去跟全球对接，或者说对未来有所引领的欲望?

　　王新友：我并没有希望在这一代人身上能够产生思想高度多么高的艺术家，我只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去发现、引导、探索这种可能性。要在中国产生能够代表中国未来的艺术家，不单单是艺术圈解决的问题。艺术是一个小圈子，放到整个的国计民生中可能什么都不是，而我们的文学、影视、建筑，现在有几个年轻人能出来扛起重任，我觉得还是比较难。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我并没有寄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引领的一代，只是在努力和引导。

　　舒可文 ：我特别喜欢王音的画，因为看了之后，会一下子感觉心里往下沉，就会思维发散，而不是聚焦的。但是当代有大量的作品，你看到之后很容易感受到他在某个聚焦点上说的是什么，说得太具像，表达得太简陋。中国当代艺术有太多的画面来说一个重复的事情，如果说艺术这么简陋的表达也成立的话，那我何不说一句话比他更准确呢?我们之所以爱看那些传统的水墨画，因为观看的时候你是发散型的，心一下就像水一样漫开，这是艺术和文字的区别：文字是让你聚合，把不确切的东西聚得越来越确切，但是艺术是散的，让你更能够把整个情绪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能力。

　　批评和收藏，都不足以引导艺术未来

　　顾维洁 ：我们现在经常谈的另一个问题是批评的缺失。

　　舒可文 ：为什么批评会缺失?因为批评家没有解释作品的权力了。原本批评家之所以有解释作品的权力，是因为他们是懂得什么是艺术的专家。而现在谁都不懂，或者说谁都可以懂艺术，所以批评家的权力也被解构了。随时可以有人说一件东西是艺术品。

　　王新友 ：作为画廊业的人，我是奋斗在第一线的，我很需要批评家。可是现在看到的批评家说的全都是好。不管谁画的画，只要找个批评家写篇文章就是好的。

　　舒可文：就因为没有标准。能判断好与坏，是有尺子。现在这个尺子没有了，而是有一万种尺子。英国一个比较大众化的报纸的艺术主笔，他曾经评价当代艺术说：为什么叫当代艺术?当代的字已经不是一个时间状语，不是我们原本理解的是当今的意思，而是“转瞬即逝”，就是当下，在当下是艺术，明天也许就不是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考虑批评的问题，没有人能一个单一的角度去考虑一件作品，而是要掺杂进特别多的元素，来促使你定位一个作品的当代性，比如它的刺激性、噱头、包装、时尚的身份，还有经营，甚至创作者的活动能力，所有这些综合起来才构成了评价当代艺术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单纯的去讨论说一件作品的艺术性。。

　　顾维洁：但是批评家的知识结构比艺术家更新的还慢。

　　舒可文：原来批评家是在这个商业结构、时尚结构之外的，而现在批评家进入了这个结构，成为一个商业环节。不过我觉得倒也不必沮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艺术环境，你在这个环境下如何做得好，我觉得该讨论的是这个。

　　顾维洁：你刚才说到，现在的作品很少能让你觉得心惊动魄的。你觉得市场的发展对这个有影响吗?

　　舒可文：我觉得市场会对艺术有干扰。但也许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就是市场能不能正面的引导呢?画廊在其中要做很多这样的工作。

　　王新友：其实收藏家对当代中国艺术图象的简单重复并不满意，但他们没什么新的选择，没什么可买。并不是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就是艺术家，另外我们的艺术教育体系也有问题。我们有时候把艺术创作的贫乏归罪于市场，其实市场有些时候也是无辜的，本来原创者就不能提供好的作品。

　　艺术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问题

　　顾维洁 ：刚才舒可文说喜欢王音的作品，除他之外呢?

　　舒可文：我还喜欢的一个艺术家艾未未，他的作品和这个时代气息是最贴近的。

　　顾维洁：就跟他的各种各样的身份有关系。

　　舒可文：他也关心这些问题。其他很多艺术家还是走得太窄。有一天我跟一个美国人聊天，他说中国古代的一个现象让他特别着迷，就是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画家、书法家，他们同时可以做政治，可以当县官，艺术不是他的职业。职业的画家是那些“苏州片儿”，他们在中国的艺术史当中是没有地位的。当代中国恰恰没有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艺术家。

　　顾维洁：中国文人的书画方式实际上是他们发泄情感的方式。

　　舒可文：我觉得是表达的方式，有文化，又参与社会变革，他有很多不一定能在政治当中所表达的东西，就用艺术来表达，表达他所向往的社会是什么样的，通过他的画面可表达世界观。艾未未为什么敏感，就因为他参与社会。

　　顾维洁：我们现在太多的职业艺术家，他没有社会身份，就没法与社会交流，太圈子化了。

　　王新友：其实欧洲很多艺术家，尤其年轻艺术家，他都是有自己职业的，这我觉得跟社会有接触，有关联，他的收益不是在作品上面，他的收益是他正常的职业上面。我去一个德国人家里，他是一个工程师，他业余时间画小抽象画，作品拿出来，真的可以和我们国内任何的一个抽象艺术家来抗衡。所以我也在思考，我们大力提倡职业化这个路子对不对。

　　舒可文：当然不对，前两期我们《生活周刊》做世博会的专刊，我看资料的时候，引了一段福特的话，福特是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个代言人，他说到制造一辆完整的汽车是需要七千多个人，其中需要四百个人只需要一条胳膊，另外五百个可以是瞎子。其实这就是说现代社会对人的理解就是人可以都是残疾的，所谓分工越来越细，就是把每个人变成一个零件。社会要求的是效率，人都拆解之后效率最高，只有产品，没有个人。现代教育本身也就是把人当成产品来教育的，所以艺术的问题不是艺术本身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问题。但是，如果说艺术家能够做出反抗，那么就是尽到了艺术家的本分和职业道德。

　　舒可文：《三联生活周刊》文化主笔，著名的艺术评论专栏作家。从大众文化角度介入对当代艺术的解读，先后出版：《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术家》，《城里：关于城市梦想的叙述》，《美丽中国》多部文化艺术类图书，受到广泛赞誉。

　　王新友：王新友之前是收藏家，从传统艺术收藏转向经营当代艺术，作为偏锋新艺术空间的负责人，他致力于发掘和培养新艺术家，更积极地将眼光放在绘画和在其之外的材料、影像、装置等不同创作媒材上，以多元化的形式再现当代艺术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