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考古所重点考古成果概述

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是人类发展史上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也一直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对这一课题仍在不懈的探索之中，但已经可以看出，在中国这一革命大致发生在距今约2万年至距今1万年左右，从那时起，我们的祖先离开寒冷的冰河时代，沐浴在全新世温暖的阳光之下，逐渐学会了烧制陶器、磨制石器、驯化作物和定居村落，开辟了人类从攫取性经济到生产性经济转变的新纪元。

因生态环境、气候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各地的新旧石器时代转换模式也不尽相同，依据目前的发现，至少可分为华南和华北两种不同的模式。在华北地区，继承旧石器时代处于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的遗址，以出土细小石器和率先出现大型磨制石器为特点，如小南海遗址、下川遗址、龙王辿遗址等。流行各种间接打击法生产石叶和用压制法修理石器的细石器文化，常见的器形有雕刻器、刮削器、船底形石核、大型磨刃石器和装饰品等。华南地区多为洞穴遗址，继承华南地区的砾石文化传统，运用砸击法打制石器，继续普遍使用粗大的打制石器，石器以各类砍砸器为主，基本不见石叶和典型的细石器。然而，在广西桂林甑皮岩、临桂大岩、湖南道县与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普遍发现了距今1万多年前的原始陶器，使华南地区成为探索中国陶器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

这些重要的发现勾勒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文化的大致面貌，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自然力的束缚，自主地创造生活资料以维持人类群体的生存和生活的前进轨迹。对我们认知人类文化巨变的发生机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环境的互动依存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陶寺遗址：中国早期国家的第一轮朝阳

陶寺城址位于山西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上个世纪50年代考古调查发现，确认为一处龙山时代大型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1978年至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确定了陶寺文化。1999~2001年，确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中期城址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方向225°。从此陶寺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探索一个都邑聚落的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而从考古的角度探索一个都城遗址，可以通过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存在判定。2002年春季至今，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一直被纳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发掘4000平方米，确定了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观天象祭祀台基址。

考古资料表明，陶寺早期城址在陶寺中期扩展成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之一。中期沿用早期的宫殿区。但是中期王族墓地与早期王族墓地不同茔域，暗示陶寺城址的掌权家族易手。观象授时祭坛的存在，不仅标志着历法作为王权一部分在陶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标志着陶寺城址的王都性质。圭表技术的存在，不仅证明陶寺遗址拥有圭表测影制定历法的成熟天文学知识，而且其1.6尺“地中”影长数据和大地幅员测量功能，都是陶寺政体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物化表现。最高权力控制的大型窖穴仓储区的存在，是国家社会储藏贡赋、备战备荒不可或缺的设施。陶寺晚期凸显暴力行为，以扒城墙、毁宫殿、捣王陵为主要特征，系典型的国家政治报复行为。这些迹象都一再彰显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陶寺城址的都邑功能。陶寺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的完全具备城墙、宫殿、王陵、观象台祭祀建筑、王权控制的仓储区等各要素的先秦都城遗址。虽然陶寺城址的政体与二里头文化政体相比，从政治体制到行政管理结构和模式都带有更多稚嫩的原始性，但是国家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如王权、都城、阶级、地缘政治、官营手工业、贡赋制度、国家意识形态等等都已初具，唯缺乏中央集权，大约具有邦国的性质。

三、二里头：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

说到二里头的历史意义，大家经常说她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应当说，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研究探索，使我们知道华夏文明的源头要上溯到更久远的新石器时代，而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则是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境内，地处洛阳盆地东部的伊、洛河之间。主要文化遗存属青铜时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约距今3800～3500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该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遗址，二里头文化由此而得名。

遗址发现于1959年。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遗址。经半个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面积达10.8万平方米），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都邑规模宏大，布局严整，这样的规格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开中国古代都邑制度之先河。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是夏王朝晚期都城。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

四、洹北商城与殷墟的背景材料

1、殷墟

商王朝晚期都邑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跨洹河两岸，与洹北商城遗址相邻并略有重叠。遗址历经商王盘庚至帝辛八代十二王或武丁至帝辛七代九王。殷墟一直未发现城垣，系一处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周围分布着密集居民点的特大型邑聚。

发现与发掘　1899年，王懿荣首次辨识出商代甲骨文。1908年，罗振玉派人查明甲骨文出自安阳小屯村。因该地在《史记项羽本纪》及《水经注》中曾被称为“殷墟”而得名。1928年学术界首次发掘殷墟。至1937年，累计发掘15次，找到商代晚期的宫庙区和王陵区。后因中日战争爆发，发掘被迫中止。1950年恢复发掘至今。

文化分期　　殷墟的商文化遗存系长时间堆积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推定武丁至帝辛的年代为公元前1250－1046年。

范围与布局　　殷墟自早到晚经历了规模由小到大、人口由少而众的过程。商人称居民点为邑。殷墟的邑散布于以小屯为中心的洹河两岸，随着时间推移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房屋形式主要是带夯土台基的地面式建筑，包括四合院。

手工业作坊　　殷墟范围内已发现多处手工业作坊，包括铸铜作坊5处，制骨作坊2处。另还发现制玉、制骨、制陶作坊的线索。

族墓地与墓葬　殷墟平民墓大多依氏族和家族为单位成片分布，称为族墓地。族墓地中的墓葬等级差别明显。已经发掘的重要墓葬除侯家庄王陵区大墓外，还有妇好墓等。

重要遗物  历次发掘出土文物有甲骨、青铜器、玉器、骨器、石器、马车。卜甲和卜骨集中出土过3次：包括小屯YH127号甲骨坑、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甲骨。青铜器大部分出自墓葬。著名的青铜器有司母戊方鼎、牛方鼎、鹿方鼎、妇好三联甗等。

保护与利用  1961年，殷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安阳市人民政府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基础建成遗址公园。2001年，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殷墟文物保护条例》。这是中国首次就一处遗址设立的专项保护法案。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文化遗产。

2、洹北商城

商王朝都邑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北郊。其西南部与殷墟相邻并略有交错。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

城址包括有外城和宫城。外城发现于1999年。平面略呈方形，方向北偏东13度。四周已确认有夯土夯筑的城墙基槽，南北长2200米，东西宽2150米。宽7－11米、深约4米。未见夯起的墙体，基槽外围亦未见护城河（沟）遗迹。

宫城位于外城南部。方向与外城一致。平面呈长方形(西墙仍待钻探确认)。南北长795、东西宽至少515米。基槽7-8米，墙体宽5-6米。

宫城内发现夯土建筑基址三十余处，已经发掘的一号和二号基址南北相邻，方向一致。一号基址为典型四合院结构。东西长约173米、南北宽85－90米。总面积近1.6万平方米。由门塾（包括两个门道）、主殿、东、西配殿、门塾两旁的长廊组成。主殿柱网结构清晰，至少有一字排开的9间正室。二号基址同为四合院结构。北为正殿。与一号基址略不相同的是其东、南、西三面为向内的单面廊。

宫城与外城之间散布着众多居民点。

洹北商城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时间缺环，使得商代历史的考古学编年框架更臻完善。该城作为商王朝都邑已无异议。但究竟为商代何王所都尚难认定。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河？甲”所居之“相”，也有学者推测为“盘庚”所迁之“殷”。

五、唐长安城遗址考古简介

唐朝是我国古代史上的盛世，其都城长安城承继隋都大兴城并有所发展，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人口达百万，不但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人所向往的、极其繁荣的东方大都市，曾有大量外国和西域少数民族曾侨居或迁居于此，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唐长安城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市区，由于千余年的历史变迁，除大小雁塔、和少量城墙段落尚可见到以外，其余遗迹都已湮埋于地下。1956年，对唐长安城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正式开始，至今已持续五十余年，主要的调查和发掘地点有天坛、明德门、含光门、安定坊、西市、何家村金银器窖藏、青龙寺、西明寺、兴庆宫的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以及大明宫的丹凤门、玄武门、含元殿、麟德殿、三清殿、清思殿、太液池皇家园林等遗址，初步揭示唐长安城遗址唐长安城遗址的内部格局、基本特点和龙首、清明、永安和漕渠等城市水系沟渠，绘制出了唐长安城址的实测图和初步复原图。唐长安城遗址的考古，被评为新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几十年来开展的全面系统的考古工作表明，唐长安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721、南北宽8651米，周长36.7公里，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郭城内街道纵横（纵11条、横14条），分割出呈棋盘形格局的110个里坊（市民所居街区，坊有坊墙、坊门，坊内有大、小十字街道）和东、西两市。位处城市中央的朱雀大街，宽度达150米，是城市的南北中轴，把长安城分成东西对称的两部分。皇城、宫城分布于城市的北部中央。皇城位于南部，是中央官署的集中办公场所。宫城前后有三处。一为太极宫，位处长安城北部中央，又称西内，是唐初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政治中心；二为大明宫，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始建，于长安城外东北龙首原高地之上，又称东内，高宗时扩建（在三宫城中面积最大，达3.5平方公里）并迁居于此，并成为此后多数唐朝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的主要场所。三为兴庆宫（又称南内），位处长安城东部，是唐玄宗李隆基起居听政的所在。

唐长安城是我国中世纪时期典型的封闭型城市，对同时代的国外都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朝鲜半岛统一新罗的王京城、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的奈良城和京都城，都是模仿唐长安城而建的。唐长安城的一些都城特点也为后代特别是宋代都城开封城和元、明、清时期的都城北京城所沿袭。

六、佛教寺院考古

源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传入中原大地。并在异国他乡开花结果，发扬光大，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寺院建筑及其雕塑艺术。在中国，佛教寺院曾经遍布大江南北。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唐代以前的寺院早已荡然无存，但经考古学家之手，一些湮没已久的寺院得以重见天日，洛阳北魏永宁寺、邺城北朝佛寺、太原北齐童子寺、西安出土的北周造像、新疆佛教寺院，以其宏大的规模、精美的雕塑展现了昔日的辉煌。

永宁寺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皇家寺院，熙平元年（516年）由皇太后胡氏创建。永熙三年（534年），木塔毁于火灾。寺院正中为九层木塔，后有大型佛殿。木塔基座边长约39米，周壁包砌青石。塔内回廊设有供奉佛像的壁龛。据推测：塔高约一百多米，堪称佛塔之最。尤其是塔基内出土的大量泥塑，形象生动、精美绝伦，代表了北魏晚期佛教雕塑的最高艺术水平。

河北临漳赵彭城北朝寺院遗址，位居东魏北齐都城邺南城朱明门之南，属多院式的大型佛寺。寺院中心偏南处为边长30米的方形木塔。塔基中心立刹柱础石，其下建瘗埋舍利的砖函。从寺院规模和所处地理位置看，无疑是最高等级的东魏北齐皇家佛寺。所揭示的刹柱础石、舍利砖函、承础石、土石层交替夯筑技术等，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实例。

山西太原龙山童子寺创建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是北朝至隋唐著名的佛教寺院。寺院属于地面佛寺与石窟相结合的特殊类型。遗址北部为大佛阁，佛阁后接摩崖大龛，内雕无量寿佛三尊大像，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摩崖大佛和佛阁建筑。佛阁内出土的佛、菩萨、力士等北齐造像，精美异常。

北周佛教造像出土于西安市未央区中查村一个土坑内，共计31件，均为单体造像，有佛头、立佛身躯、立菩萨像等。造像表面曾施以彩绘和贴金。造像雕造精细，形体健壮，具有典型的北周造像风格，是研究北周长安造像的重要资料。

新疆和田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共有3座，约建于公元6—8世纪。托普鲁克墩1号为方形像殿，是迄今发现保存最好的佛寺。殿内有泥塑佛像和精美的壁画。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为回廊像殿，出土有佛头、千佛壁画残块、毗卢遮那佛木板画、擦擦等。达玛沟佛寺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于阗佛寺晚期形制的空白，而且对于研究于阗佛教艺术，以及与南亚、中亚、中原、西藏佛教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高昌回鹘佛寺，约建于公元10至13世纪。遗址北部为方塔形正殿，殿外壁设有洞龛。正殿以南是东西对称布列的配殿，各有三座，殿内设佛坛供佛、菩萨、天王和罗汉像等。塑像贴金妆彩，壁画内容丰富。根据回鹘文题记中“神圣的亦都护”和“长史”、“公主”之名，说明该寺属高等级的王家寺院，为研究高昌回鹘的佛寺形制、塑画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七、科技之力，穿透时间的迷雾

历经千年，我们如何释读地下的“无字之书”？从1928年河南安阳小屯村第一次开始对殷墟的科学发掘，到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起第一个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 科技手段就是解决考古学问题最有利的工具之一。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一门被称为“科技考古”的学科应运而生，且发展迅速。顾名思义，科技考古是指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来解决考古学问题。它开拓了传统考古学不能涉及的研究领域，提高了考古研究的效率和精确度。

“考古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成果展”中的“科技之力”专题，就是对上述问题的形象回答。“科技之力”专题以成立于1995年的科技考古中心的工作为基础，涉及到科技考古的各个方面。“考古空间信息技术”包括使用测量型全球定位系统（GPS）和电子全站仪进行发掘现场的遗迹测绘，运用遥感影像处理技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多重信息进行集成处理，实时掌握考古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的变化特征。考古物理勘探方法，是运用各种探测手段发现地下物理异常现象，从而探测古代遗迹。而环境考古则是通过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的考察和采样分析，研究当时的水文、植被、地形地貌、气候、土壤、动物等自然环境，研究自然资源、自然灾害对区域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了解古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利用。“夏商周断代工程”使得碳十四测年技术广为人知，骨头、植物种子、木炭等含碳样品，能提供关于时间的重要信息。树木生长的年轮，更是一个天然的计时器。对土壤的筛选和分析，不仅能获得植物遗存，了解那时候种些什么农作物，所谓“五谷”的出现与发展，也能了解其中包含的物质，比如当时盛在陶罐里的是肉汤还是菜羹。通过对动物遗存的形态学研究、定量分析、古DNA分析、食性分析等方法，探讨“六畜”的起源及发展过程，可以认识不同时空范围内古代人类利用动物的各种行为。而研究人骨，则可以了解古代人群的种族、生活方式、食物构成、疾病状况、生存压力、经济模式、行为特点、社会组织结构等多方面信息。对金属、陶瓷等人工遗物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制作技术和生产工艺，进而探讨手工业的发展状况。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而言，这个包含陶作及熔铜的复合工艺具有极其复杂的工序流程，绝对堪称当时的“高科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技考古，就是穿透时间迷雾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