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江曾是对外重要通道探秘3000年前贵州古文明

2010-06-23 11:01:27 来源：贵州日报已浏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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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现场

    作为沅水上游重要支流的锦江，明清之际曾是贵州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舟楫往来，繁荣一时。对它更为悠远的过去，史料并不能做出明确回答。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者近期在该流域所展开的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揭示锦江是贵州几大流域中古文化遗存较为密集的流域之一，迄今已发现20处。

    山水秀丽的锦江流域历来都是文化繁荣之地，在名山梵净山秀水锦江的哺育下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明。通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更是将铜仁市有史可考的历史提前至了距今二三千年的西周至春秋时期。专家称，初步调查显示，距今3000年左右，锦江流域已是一片人烟稠密，文化繁荣的景象。

    近年3至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进驻锦江，对芦家洞水电站改扩建工程淹没区内的两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对另一处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由此展开了锦江流域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是铜仁市境内首次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对于推动和促进该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认识锦江流域的早期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引起了考古所和铜仁地区、铜仁市政府以及当地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相关领导多次亲临发掘现场指导工作。

    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考古学家正在尽最大的可能揭示锦江流域过往的一切。这些新的发现扩大了锦江流域早期遗存的分布范围，为认识距今约4000至2000年间锦江两岸人们的生业方式、文化景象、宗教信仰，以及文化的传播、交融和人群的移动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发现锦江：3000年前两岸已人烟稠密，文化繁荣

    随着大量配合基础建设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的开展，贵州几大流域的考古发现，对理清贵州文化脉络意义重大，那些史籍未载的过往，在考古者的手铲下逐渐渐清晰和丰盈，为建立和完善贵州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贵州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区域性特点和文化传承等提供了新的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改变我们既往对贵州的认识。据史料记载，铜仁汉为武陵郡，隋属清江、明阳二郡，唐初为辰州地，五代没于“蛮”，宋为思、珍二州地，元置铜仁、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以司治有铜人三，故名。明初改铜仁长官司隶思州宣慰使司。永乐十一年(1413)置铜仁府，隶贵州布政使司。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置铜仁县。

    锦江发源于贵州第一山、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的梵净山，流经铜仁地区江口县，再由西向东横贯铜仁市全境。尔后进入湖南省麻阳县，最后在辰溪县汇入沅江，注入洞庭湖。属长江水系沅水上游支流。明清之际，锦江成为铜仁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锦江之上舟楫往来，商贾云集，盛极一时。正因此故，铜仁在明代至民国几百年间都是川湘黔边境最大的商贸集散中心。

    许多住在江畔的上年纪的铜仁老人还能记得民国时期，当地船夫沿江上下，将各种山货顺江而下运抵常德，又从常德购置各种新奇的货物如碧绿如玉的瓷器等运回铜仁的水上交通故事，他们称此为“下常德”。这一去一来，至少得花上一个月光景。

    凤凰籍著名作家沈从文在《湘西》、《湘行散记》等散文作品中记载了这沅水上发生的许多关于水手们的趣事，使我们多少可以窥见那逐水而居的人们的过往，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生活。站在沅水之侧，我们怀想那个与世无争、永远一脸慈祥笑容的书生沈从文。如今，其《边城》中描述的那个令人疼爱的小姑娘“翠翠”，已化成一座白色雕像，悄悄地坐在沅水江畔，注视着这变迁。

    然而更多文化变迁的细节，则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渐渐被人遗忘。这当中的一部分，有幸得以埋藏于黄土深处，留存至今。它们被考古学家重新发现，解读，勾勒出已然模糊的过去。

    1980年代，锦江两岸始有早期遗存的发现。1981年，铜仁漾头杜家园出土疑为陶豆的高脚杯、釜等陶器残件，均为夹砂红陶。后又发现岩董遗址，该遗址于2000年复查确定，遗址面积万余平方米，堆积厚达3米，采集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片等大量文化遗物。此后，该2处地点被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存收录入《中国文物地图集·贵州分册》。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之规定，受铜仁锦江投资公司委托，去年9月至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铜仁市文物管理局组建专业队伍，对芦家洞水电站改扩建工程所涉及的区域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勘探。

    在对锦江流域贵州段所进行的历时40余天的系统调查中，锦江流域古代遗存的数量已增至20处，包括施滩遗址、杜家园陶器采集点、落鹅遗址、岩董遗址、坳田董遗址、黄腊关遗址、落箭坪遗址、坳上坪陶器采集点、新屋遗址、纸厂陶器磨制石器采集点、磨刀湾遗址、笔架冲遗址、坝皂遗址、茅溪遗址、锡堡遗址、宋家坝遗址、方田坝遗址、方田坝铜钲采集点、龙井遗址、寨坝遗址。征集铜器1件、采集打制、磨制等石制品、陶片数百件。

    这些遗存均分布在锦江两岸的一级阶地上，除少数地点仅采集石器、陶器、铜器等遗物，未见文化堆积而暂定为采集点，余均系既有遗物亦有地层堆积的遗址。遗址面积从数百至数万平方米不等，保存较好的有岩董、黄腊关、新屋、茅溪、宋家坝、方田坝、龙井等遗址。

    此次调查，在水淹区内新发现了磨刀湾、笔架冲两处古遗址，扩大了锦江流域古文化的分布范围，对于研究不同时期古人类在这一区域的活动状况具有颇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锦江流域20处早期遗存的时代，其年代主体应在商周时期，不排除个别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性，部分已晚至汉代。由于发现了大量的夹砂陶器、打制和磨制石器，以往的资料均将贵州境内锦江流域的这类遗存定为新石器时代。

    这些发现表明铜仁的历史远较史籍所载者悠远，至迟在距今3000年左右，锦江两岸已人烟稠密，文化繁荣。

石锛

    探秘沅水：先秦遗存丰富，宋代渔业生产已很发达

    进行发掘的3处遗址分别为磨刀湾遗址、笔架冲遗址和方田坝遗址。3处遗址均坐落在铜仁市境内的锦江一级阶地上，都是去年夏天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的新发现。

    由于现代砖瓦窑长期在此烧砖取土，对磨刀湾遗址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残存面积较小。今年春天的发掘，考古者共揭露面积60余平方米。虽然面积较小，但收获颇丰。分别清理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灰坑、灰沟等遗迹，并发现了数量丰富的陶器、石器等遗物，为认识西周至春秋时期古人类在锦江流域的生产生活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笔架冲遗址坐落于锦江南岸一级阶地之上，与磨刀湾遗址、纸厂陶器石器采集点隔江相望。由于80年代以来在遗址区内挖深坑栽桔子树等原因，对遗址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共发掘面积300余平方米。分别清理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宋代前后的灰坑、灰沟、灶、窑等遗迹，并发现了一批石器、陶器、瓷器、玉器、铜器等遗物，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收获。尤其是大量网坠、用于烧制网坠的支座和烧制网坠的陶窑的发现，使我们确认了在宋代前后该地区作为渔具制作作坊的主体性质。总之，该遗址的发掘对于认识西周和宋代前后古人类在锦江流域的生业模式、文化景象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方田坝遗址坐落于锦江北岸一级阶地之上，是一处面积较大，遗迹遗物较为丰富的先秦时期遗址。试掘60余平方米，发现了先秦时期的灰坑6座和丰富的陶器、石器等遗物；从文化面貌上看，明显有别于磨刀湾、笔架冲西周至春秋时期遗存，有助于锦江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文化类型的建立。

    目前，发掘资料正在整理中，但此次发掘的执行领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张改课认为，发掘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收获。

    首次在贵州省锦江流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发掘工作，清理了一批先秦时期的灰坑、灰沟、建筑遗存里的柱洞等，发现较为丰富的陶器材料。磨刀湾、笔架冲西周至春秋时期遗存流行以方格纹、篦划纹、水波纹等纹饰为主体的陶器纹饰，器形方面以寰底器为典型代表，这些文化特征均显示出与湖南湘西地区同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密切联系与相似之处；方田坝遗址以细绳纹为主体的陶器纹饰、以平底罐、豆等为典型代表的先秦时期遗存，文化面貌独具一格，甚为特殊。这些新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当时人类的生活习俗、文化面貌和锦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文化类型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为下一步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发掘出土一批锦江流域先秦时期重要的石器材料，为深入开展先秦时期贵州境内不同区域石器工业类型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据介绍，出土的石器共21件，制作石器的原料多为河滩磨圆度较好的砾石，偶见燧石岩块。依加工方法，可分为打制和磨制两种。其中打制石器数量较多，共16件，有石核、石片、裂片、断块、砍砸器、刮削器、石锛毛坯等类型；磨制石器数量较少，共5件，多系局部磨光，类型有石锛、石锛毛坯、石凿毛坯等。

    石器是指以岩石为原料制作的工具，它是人类最初的主要生产工具，盛行于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从人类出现直到青铜器出现前，共经历了二三百万年，属于石器时代。从已发现的标本来看，先秦时期锦江流域的古人类多选用河滩自然砾石为原材料，以锐棱砸击法为主要的打片技术，以锤击法修理石器。从制作石器的目的来看，已经完全摆脱了旧石器时代以来以生产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为主要目标的石器加工模式，转而形成了以生产斧、锛、凿等木加工工具为主要目标的石器加工模式。这种石器工业转变的背后动因，大致由于是农业和人工建筑普及催生的技术需求，特别是由于人们为了长期在河流阶地上进行生产生活活动，需要大量的以木材为主体的房屋建筑，这就推动了木材加工业的兴起，反映在石器工业上，便是形成了以生产斧、锛、凿等木加工工具为主要目的的石器加工模式。

    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处宋代前后的生产渔业工具的作坊遗址和大量的渔具，为了解这一时期锦江流域古人类的生业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笔架冲晚期遗存发现有烧制网坠等渔具的陶窑、储存网坠的灰坑、可能用于取土烧窑的灰沟、大量的网坠，以及一些辅助烧制网坠的陶支座，这些现象充分说明网坠等渔具的烧造与使用是笔架冲晚期遗存的主体性质。特别是如此大量的网坠的发现，在我省境内极为罕见，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宋代前后锦江流域渔业生产的繁荣景象。对于认识西周和宋代前后古人类在锦江流域的生业模式、文化景象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网坠

    逐水而居：贵州境内的沅水上游或为高庙文化源头

    锦江流域的重要考古发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距今3000年以前，锦江两岸居民磨石为斧、抟土作器、捕鱼为业、逐水而居的生活图景。

    “从目前的发现看，这20处遗存的年代部分可能早至新石器时代，部分可能晚至汉代甚至宋代，但主体应在商周前后。从遗存分布的疏密程度看，下游密而上游疏，表明当时人群的移动似有一个逆江而上、逐步渗透入黔中的趋势。但这仅仅是基于遗存分布规律的初步判断，具体情况如何，还有待对整个流域的考古材料系统梳理后建立起相应的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来解决。”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副研究员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傅宪国研究员则在不同场合表达了相反的看法，他说曾获得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湖南洪江新石器时代距今约6800至7800年的高庙文化，“它的老家可能在贵州境内的沅水上游地区”。亦即当时人群的移动是顺江而下，逐步进入环境相对更好的湘西丘陵地带的。

    “我们确实已在沅水上游贵州天柱境内的清水江流域发现有高庙文化遗存的分布，但相互之间的年代关系尚不清楚。这是贵州境内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李飞说，“无论是逆江而来，还是顺江而下，河流作为重要的文化通道沟通彼此于此显露至明。目前我们在包括锦江、清水江，以及乌江、北盘江、红水河、赤水河等流域的考古工作均说明了这一点，河流在贵州古代文化的交流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条条文化大通道，沟通山里山外。”

    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贵州境内人群普遍开始逐水而居的生活大约发生在距今3000年前后，虽然天柱境内发现的高庙遗存其年代可能早至距今6000年以前，这一流域甚至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阶地遗址的分布，但并非一种普遍的现象。

    距今3000年以前，今日贵州境内的古代居民，主要还居住在各种天然溶洞中。贵州多山、多洞的喀斯特地形，为古代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异常优越的自然环境。目前我们已经在全省发现洞穴遗址约300处，数量之巨，居全国前列。其年代早的可至距今20万年前后，但对其年代下限并未有精确的认识，只笼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

    各种迹象表明，很多洞穴遗址的年代可能晚至距今3000至4000年间。距今3000年前后，贵州古代人类的分布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人们逐步走出洞穴，迈向旷野，开始了逐水而居的生活，大量商周前后的遗址在贵州境内各大流域发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人类控制自然能力加强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否与当时的某种环境的变迁有关，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文化现象。李飞称，“锦江流域的考古发现，是这种文化、生计的变迁及其背后可能的环境变迁的一个例子。对其展开深入的工作，将揭示出许多已被遗忘甚或从未被意识到的曾经发生的过往，从而可能有助于我们对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理解。”

    随着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逐步加强，人们摆脱了水源对生活的牵制，水不再是居址选择时的首要考虑因素。西汉中期以来，大量汉人涌入贵州，汉墓中随葬的各种水井模型表明，打井技术已在贵州普及。于是，地势平旷的山间盆地成为人们居住的首选之地，大批汉代遗存就分布在这样的地区。而这些盆地，今日仍是我们活动的中心地区。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呼吁，强化与锦江下游湖南麻阳等接壤地区的业务交流，互通有无，提升业务素养，共同理清锦江古代文化的脉络，在更加宽泛的视野下来认识锦江考古新发现，加强省、地、县联手，继续有计划开展铜仁境内沅水上游的松桃河、氵舞阳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以期有更大的突破。

    通过自西周以来至宋、明清等时期的遗存的发现与认定，大大丰富了锦江流域古代文明的内涵。可以预见，依托梵净山和锦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的铜仁地区，其璀璨的古代文明需要考古者继续探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