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苏维埃时期借据的鉴别与特点

近几年来，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不断为来自湘鄂赣交界处的平江、浏阳、醴陵、宜春等老苏区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湘鄂赣根据地的群众送来的大革命时期工农红军或当地苏维埃政权的借据、收条等进行鉴定及办理证书。

这些借据大部分是1930年至1934年工农红军及苏维埃政府向当地的民族工商业主或富裕殷实之家出具的借条收据。所借的物品主要是稻谷、银元等。借据的材料主要是当地生产的土纸，用毛笔书写或填写。书写的格式大多从右往左竖式方式，落款后都有签字或盖私章，写上公历的年月日期。最具特点的是都盖上各地苏维埃政府的红色长方形或工农红军的圆形大印。印文都是比较规整的仿宋字体，以表现收据的正规与合法性。

一、红色借据的特点

1.比较正规的借据

2007年3月底，平江长寿街区一位退休的乡干部受一位吴姓妇女的委托，送来一件25厘米高、17厘米宽，用套红色装饰图案和深蓝色楷书体印制在米黄色土纸的特殊借据（图1）到鉴定中心进行鉴定。

此借据在刚发现时由于当地人们争相观看而不慎损坏，后又被不专业的人拿去装裱，以致破坏严重，几乎面目全非，必须认真辨认，才能大体看清四周是以朱红色图案装饰，左右两旁还加上红色的稻穗图案。上部正中央有一个红色的地球仪状的球体，中间是镰刀铁锤的共产党党徽，两边也同样用较小的稻穗装饰。上面有一个红五角星，在地球仪两旁有五六个红底和勾红的五角星与许多虚线相连，代表红色的世界。最上端印有半圆弧形楷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中间的文字部分是用规范的格式印好内容，只在姓名、钱款数目和日期部位留出空白，便于随时填写。从残破的印刷字体中可以依稀看到“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成中国革命”“推翻国民党”以及“□部，收徵条委员会”等。在填写栏目上也可以看出书写有“吴慎厚”“洋壹佰元”的墨迹，日期栏上书写有“一九三□年一月卅日”的字样。落款处加盖有圆形镰刀铁锤红色公章，但章内的字迹完全分辨不清了。借据的右边有几个较大竖写“□字第□□□号”楷书印刷字体，以及明显从中裁开的痕迹，说明右边应该还有一个副本。

据吴女士讲，她爷爷在几十年前临终时说屋檐上有红军的借条，以前家里是地主，此事不敢声张，后来听说人民政府可以凭借据兑现换钱，自己找了几次又没找到，这次是房子自己垮掉了，这张借据才被发现，与其一起的另一张因破损严重就丢掉了。

根据“收征条委员会”的字样和借据的措辞来分析，此借据应该是红五军或红三军团的征集军费收据。判断其时间应在1930年至1931年。因为在1928年12月28日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提出了“在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建设中的根本原则，也是红军与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的建军方针。”同时强调，“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位一体的任务。”而在1931年9月以秦邦宪为首的临时党中央成立后，执行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财政问题上“他们联消了主力红军筹款任务，而转到政府负责供给红军战费。”

2.“浏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借据

一位余姓的同志在浏阳东乡老苏区收集了2件收据，均盖有“浏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长四方仿宋体统一朱文印章。

其中一件在25厘米高、17厘米宽的米黄色土纸上，用行楷书体写有“借据：兹借到张坊区李成泰纸庄银洋柒拾元整，期限壹年。此具为凭。经手人□公历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给”。在“经手人”下方盖有“谢贵生”私章，有特点的是在私章内的空白处加了一个红色五角星。（图2）

另一件是在31厘米高、13.6厘米宽的米黄色土纸上，用行书体写“今借到：乌石区农互会干谷壹佰叁拾肆斤，以此为凭。经手人□公历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在“经手人”下方盖四方私章，但已无法分辨字迹。（图3）

3.措辞最强硬的借条

2007年底，鉴定中心接受一件21厘米高、37厘米宽，从折痕上依然看出原来为四折的便笺式借据的鉴定。该借据在米黄色土纸底子上已经做了简单的托裱，从残缺的字迹中可以辨别出“罗永甫兄：□□需款□□闻你经济丰裕，特向你借银洋貮拾元，此资本府急用，限明天付来，如推挨定会执行□令，为盼。此致□□二月十三日”。在落款处加上“高连兴印”朱文私章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宜春县武东区灌田乡苏维埃政府”的仿宋体长方印。在借据的左边倒过来的“交罗永甫收内详”3行7字。上面同样加盖有与右边一样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的长方印。（图4）此印章在“灌田乡苏维埃政府”字体前的18个文字用2列竖写组成，但是此借据没有落年款。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的文字内容分析，此借据应该写于1931年底以后至1933年底前。因为在1931年的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最晚在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期间。此借据的措辞是所见过的借据中最强硬的。从“二月十三日”的时间上分析此借据写于春节前后，经济比较紧张时期。

二、红色借据的历史背景

湘鄂赣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早期根据地之一，是中国工农武装革命的摇篮。早在光绪三十二年（旧民主革命时期的1906年），就曾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举行过推翻清朝的萍浏武装起义，又称“湘赣边界起义”，工人农民具有较好的革命基础。

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各项革命活动都比较活跃，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都能积极支持与参与，各地的农民协会以及工农武装活动开展得比较广泛。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驻守湖南的35军军长何健命令33团团长许克强在长沙发动5月21日的“马日事变”，国民党军队开始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会、农民协会的成员。面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负责人郭亮、柳直荀等立即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湘潭、茶陵、攸县等10万农军义勇队，会师长沙和浏阳交界的永安市喊出“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强”的响亮口号。5月29日，农民义勇军曾一度攻入长沙城郊。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用中央的名义给湖南下达命令停止攻城，“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是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给反动派以可乘之机，组织军队反扑，在6月1日后的20多天里，有1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革命暴动遭受失败。

1927年9月，在毛泽东、潘心元领导下，举行以浏阳、醴陵为中心的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1928年7月，由彭德怀、藤代远、黄公略领导了平江起义，并建立了红五军和平江工农政府。在长沙等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红五军由1928年12月撤出平江，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江西宁冈县城会师。1929年10月，平江起义的红五军返回平江，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在1930年7月，与红八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由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政委。红军及地方武装得到壮大，湘鄂赣苏维埃政府发展到三省交界的10多个县。

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建设的初级阶段，红军的军费和地方苏维埃政府财政来源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以前的文献资料中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在根据地初创时期是由于红军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主要是打土豪、分浮财、废债毁约，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分配土地只是在少数地区实行。”

湘鄂赣根据地是继井冈山根据地后发展比较早的根据地之一。从地理位置上讲正好是在长沙、武汉、南昌三大城市中间的三角中心地带。对国民党政权来讲，它随时威胁到这三大省会城市的得失。这一地区又是中央苏区与湘鄂赣根据地连接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洪湖地区根据地的重要的交通要道及枢纽带，可以随时支援和帮助各地红军与苏维埃政府遭遇的特殊情况或国民党军阀的围剿，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所以，对这一地区的争夺一直非常残酷的。由参加平江起义的吴自立中将创作的反映大革命时期的电影《怒潮》就是平江起义前后的真实写照。

在多次争夺反复“围剿”中，国民党军队采用并村及惨无人道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高压政策，四五年里湘鄂赣根据地牺牲的革命烈士近100万人，使得这一地区的边远地域变成了无人村，至今还可以在这些老苏区看到当时被毁的房屋遗迹，看到荒芜的山田里长出许多可一人环抱的大树和楠竹，当时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

三、借据的材料、形式、特点及鉴别

从大量的民间收集和珍藏的各种借据的纸张材料上看，多为当地特有的土纸，这种土纸早在宋元时期就很有名气，明清时期作为地方特产而著名，并出口到日本、东南亚等地。特别是浏阳张坊的土纸就以纸薄质坚、色白柔软、光滑耐用、便于书写和印刷、能长期保存不被虫咬而出名，因进贡京城书院而被称之为“二页纸”。它以当地嫩楠竹为原料做成，完全靠手工制作，延续到民国后期就逐步被机械造纸所取代。附近的山区农民都是既能干农活又能做纸，实行合作化后，以前山区农民农闲时上山做纸，农忙时下山种田的作业方式又被打破。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这种土纸就再也看不到了。因此，做假者们十分关注收集清末民国时期的空白册页、账本之类，获取土纸用于做假。由于纸张的独有特性，在其上所书写的毛笔字迹的墨色十分细腻，浓淡干湿表现得十分清晰，墨迹浸透纸背而不浑浊，经过数十年历史沉淀，墨色更显沉稳庄重。这个特点是后来做假者用新的毛边纸做旧再写出来的假借据很难做到的。

借据的书写格式大多是竖式直书方式，从书写字体上看大多是有一定的书法基础，或者有隶书、魏碑、行揩之类书体基础的人书写的，书写都比较自然，字体间架格式比较随意，所用措辞都比较有规律性。

做假的借据往往体现出书写比较呆板笨拙，书法功力差甚至夹杂许多后来简化的汉字，措辞用句多不畅通。最主要的是所盖印油不清晰，印文也粗糙。也有用以前老苏维埃时期的公章盖的，但可以看得出印油是浮在纸面上的，没有沉下去的感觉。

另外，真的借据有70多年的经历，即便是当时藏在墙缝里，现在刚拿出来也会呈现出一种自然陈旧的米黄色或损伤，而做假者用染色做旧的手段是很难表现这种古旧气息的。

四、红色借据是不可忽略的珍贵史料

从行为上讲，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资本家、殷实之家、地主等，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何种情况，他们把钱财、稻谷等财物借给红军或苏维埃政府，就应该承认是对革命运动的支持。要知道当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返回苏区后，对凡是支持或资助过红军或苏维埃政府的地主富农，是同样与红军家属农会家属、共产党员一样对待，受到凌辱或残害。以至他们只好把这些借据深藏起来或销毁掉以免招来灭顶之灾，他们为了借据的保存同样要冒着生命危险和承受各种压力。而在以往的革命历史文献和实物征集或文物普查工作中，极少关注这些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样做出过奉献的中国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们的实物征集和研究工作，以至于大量相关文物史料流散到社会即少数收藏爱好者手中。

红色借据也是考证和研究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来源、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的辅助证据。作为反映特殊历史时期的实物，这些红色借据更有它们的特殊的意义而受到人们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