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定的辅助依据

一、印章

印章是文件上的证明物，是“取信于人”的东西，书画家用以表示确属自己的创作，鉴赏家用以表示自己的鉴别，都是相当郑重的。由于印的质地比较坚固，所以某一家的某些印可以延续用若干年，甚至一生。印虽然会因用久而损坏，但究竟不是每一件作品都新刻一印，而常是若干件书画上同用某一个或几个印，所以从印章的真伪来帮助判断作品的真伪，是有相当根据的。因此前代鉴定家，特别是19、20世纪之际的收藏家曾将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庞元济就非常重视印章，主张逐件画、逐方印地进行比较。例如他所藏的王翚画，印章都经仔细核对过。但我认为印章除了它有可作为依据的一面，还有它不完全足为依据的一面，所以只能作为辅助依据。

印章本身比使用印章的书画家寿命长。书画家死了，如果印章还在，别人可以将它盖到伪造的书画上去。解放前上海有个画家得到一套戴熙的印章，利用它制造了大批的假画。丁辅之曾把丁敬、金农的印当做收藏章盖在书画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有一本法若真山水册，其中有些印章盖在经修补后的破洞上，完全不合乎用印的格式，原来是他的孙子法光祖干的事。以上都足以说明后人可以使用前人的遗印。

有些书画家所用的印章比较固定，不常更换，容易核对；有些书画家的印章却既多且乱，根本无法核对。这是鉴定书画印章难以为凭的另一个理由。例如沈周就是名画家中印章较乱的一位。他的作品有几幅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肯定是真迹，但是印章偏偏不一致。最突出的例子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卧游图》中画牛的一开，盖在同幅上的两方白文“启南”印，字文、大小相同，但非一印。画家中印章多而乱的不止沈周一人，倘专凭印鉴来断定真伪，那么对他们的作品只好一律否定了。

印章也有它的时代风格，形状、篆法、刻法、质料、印色等等都因时或因人而异。宋代印章形状种类较多，有钟形或鼎形的，明以后渐渐少了。宋人篆法不严，字体往往臆造，很难辨认。篆法真正谨严，是在清代中叶说文之学盛行以后的事。赵孟頫始用圆朱文，明代出现了文派（文彭），清代出现皖、浙诸派，他们的布局及刀法各有特色。宋的印章有的可能是木制的。赵孟頫有一方“赵氏子昂（省去‘昂’字上部‘曰’）”朱文印，据翁方纲的观察，“子”字篆圈之上，偏左偏右的印边都有微凹才是真的。也有偏左处平正不凹的，那是年代较早，印边尚未发生变动的缘故。他还认为此印是铜质的，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宋人讲究的印泥用蜜印，一般人用水印，油印出现较晚。蜜印、水印色淡而模糊，与油印区别很大。有些书画家的作品流传很少，印章根本无从核对，但也可以从它的时代风格来判断是否可信。画和印章如果都不假，那么二者的时代风格至少不应当彼此矛盾。倘有一幅元人的字，印章却是皖派的刀法，则此印若非后人加盖，就是连字也是假的了。

在过去的鉴赏家中也有完全不相信印章的，认为它不起任何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古人印章传下来的究竟是少数，翻刻造假，在过去不具备照相制版的技术条件下是比较困难的。即使翻刻得好，也容易辨认。因此印章在辅助依据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一项。

二、纸绢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纸绢对鉴定之重要自不待言。不同的纸绢，有它的不同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作书画，便出现不同的效果。书画家各有他们自己喜用的纸绢，以期能更好地表达他们的艺术特点。当然也还与他们当时取得的方便条件有关。例如米芾喜用一种黄色纸（名称待考），刘墉、梁同书等人喜用蜡笺等等。有少数纸只有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有，而且数量不多，米芾、欧阳修都用过一种白色发灰的纸，只北宋有。一种很白很细的纸也产于北宋，南宋高宗时也还有一些。明大家沈周、文徵明等常用一种白绵纸，质松而容易变黑。正德、嘉靖间有一种近似洋纸的布纹纸，写尺牍有时用，弘历（乾隆）也曾使用它。绢也有很多种。宋画院尤其是南宋中期画院所用的绢，光匀细致，历久不纰，可能是由于经纬紧密，灰尘不易侵着的缘故。明中期有一种粗绢，疏透如纱，张平山常用，有一幅达摩轴就是用这种绢画成的。一般来说，纸绢也有它的时代风尚。宋朝四大书家都用熟纸写字，取其光滑适意，到元朝才有用生纸的。早期绘画多用绢，后期多用纸，这与画法的发展有关。宋代画家如范宽、郭熙、马远、夏圭等，多用水墨烘染，故绢素为宜；元以来的文人画偏重皴擦，用纸便于表现。

过去，有些国外人士企图通过对绢的研究来解决中国画的鉴定问题。他们做过多次试验，把已经肯定了年代的作品如郭熙《早春图》拍照放大，作精密的观察，但仍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来作为鉴定书画年代或真伪的依据。这是因为古代纺织原料可以长期不变——明代蚕吐的丝和现在蚕吐的丝不会有什么两样——而生产技法也可能延续很久没有改变，所以很可能二三百年间所生产的绢完全是一样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同一时期生产的绢，因地区不同、蚕种不同、织法不同，反会有相当大的差别。再说古代纸绢也可以留到后代才被人使用。文徵明、王宠等便用过藏经纸，金农也常用旧纸书画，弘历也用了不少宋纸。近代作伪越来越精，解放前上海曾有人用白棉纸的明版书，切下天地头，泡成纸浆，重制成小幅笺纸，看起来和明朝纸质料一样，不易分辨。所以只凭纸绢的年代、质地来判断书画真伪肯定要上当的。

但纸绢对鉴定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前代的纸绢后人虽能用，但后代的纸绢前人却绝对不可能用。摸清了纸绢的年代之后，至少能排除用后代纸绢伪造前代书画的那些赝品。

宋代有些书画现状完好，绢不酥脆，也很干净。如赵佶（宋徽宗）的《听琴图》，马麟的《层叠冰绡轴》（梅花）皆是。但比他们时代晚得多的如蓝瑛和陈洪绶的作品，绢色却往往很陈黯。这是因为原料质量不同的缘故，而保存和装裱情况的差异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解放前有人认为宋代去今年久，不可能有整洁如新的绢本画传下来，所以他将上述的两轴宋画定为伪迹，其实并不正确。质地韧密的藏经纸不也是宋代的吗？只要保存得好，也可以完整无损。我们如能弄清楚为什么某些纸绢可以历久如新的道理，便不会对它们的年代有怀疑了。

截至目前还没有人对古代的纸绢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有的纸确是唐纸，但我们不认识，是看到了纸上的唐人墨迹才知道的。有很多纸绢我们叫不出名称，文献中讲到的名称我们又拿不出实物。名称、实物，使其一一符合，并通过科学实验，弄清楚它们的质地、性能以及制造方法等等，将是今后书画鉴定学中的课题之一。老一辈的鉴藏家多不注意纸绢，或注意了但没有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所以为我们留下来的知识不多。有的收藏家如晚清的顾文彬认为绢本易坏，并认为绢本的唐宋名迹，确真者百无一二，所以根本不收绢本。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