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休墓惊现洛阳邙山 历史定位意义很重大

　　2010年5月1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洛阳召开邙山陵墓群考古新成果发布会对外宣布：在汉魏国都洛阳的北邙山上，又发掘出一座大型曹魏贵族墓葬，墓主被国内专家一致认定为曹操族子、三国名将曹休。专家称，曹休出土随葬器物和墓葬形制为东汉和曹魏时期墓葬的分期提供了标尺。

出土的曹休墓

　　据介绍，该墓葬位于邙山陵墓群大汉冢东汉帝陵陵园的东侧，即洛阳市孟津县送庄乡三十里铺村东南，连霍高速公路的南侧，虽经多次盗掘，仍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其中在墓葬后室北侧发现了一枚2厘米见方的铜印，瓦钮，篆书白文“曹休”二字，为墓主人私印，这方铜印的发现，为探寻墓主人身份提供了确切的证据。经专家认定，该墓葬的主人，就是曹魏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将曹休。

　　三国名将曹休

　　据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李凭先生介绍，曹休，字文烈，生长年代为东汉晚期至三国早期。曹休是曹魏著名武将，长期镇守东南，负责对吴作战。后被封为长平侯，官至大司马，卒于公元228年。

　　应该说，曹休在曹魏时期，地位极其重要，这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他身份很高，官职最后做到了大司马、扬州牧。

　　其二，曹休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地位很高。当时曹魏主要战线是西对蜀、东对吴，而对于曹魏而言，其中对吴战事更为重要，而曹休主要镇守扬州，负责对吴作战。曹魏时期，尤其是魏明帝当政之后，曹休的政治地位更加重要。此时司马懿的势力开始扩张，其主要力量集中在宛城(今河南南阳)，而两个曹氏宗族曹真、曹休则分处一西一东，曹真负责伐蜀，曹休负责伐吴，两者钳制司马懿。

　　其三，史家对曹休的评价非常之高。曹休本传位于《三国志·魏书》第9卷，此卷一共记载7人，三夏侯，四曹。在四曹中，曹休晚于他父辈的曹仁、曹洪，但先于同辈的曹真。看得出，陈寿在《三国志》里面给曹休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其四，曹休个人的政治生命、军事生命是和曹魏政权的政治生命、军事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曹休早年和曹操、曹洪一起征战，为曹氏政权建立了功劳。到了魏明帝的时候，他又当到大司马，当到最高的军事长官。曹休一生打了不少胜仗，但最后对东吴的一战打败了，差点全军覆灭，他可能因此心理压力过大，加之背上生了大疮，最终忧愤而死。随着曹休的死去，司马氏势力开始上升，最终取代曹氏建立了晋朝。

　　曹休与曹操的关系

　　李凭教授认为，曹休是曹操的族子，这是没有太大疑问的。在宗族关系上，从子比族子近。其实“从”字不应读cóng，而应该读作zòng，就是“纵”，表示的是非常近的血缘关系。

　　再者，史书上的记载是有一定规定的，不是随便写的。像曹仁、曹洪，陈寿都写的是“太祖从弟也”，而同卷的曹休、曹真则是“太祖族子也”，这种区别肯定是有意为之。曹真本姓秦，是因为他父亲曾经替曹操死了，曹操便让他随姓曹。这就说明，所谓“族子”，并没有什么事实上的血缘关系。

　　最后，曹操是曹休父亲的同辈，曹操的父亲曹嵩和曹休的祖父曹鼎同辈。但这里有一个疑问，曹操父亲本姓夏侯，是宦官曹腾的义子。也就是说，曹腾和曹嵩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宦官不可能生育。

　　那以曹嵩为界，其他的曹氏，如果是曹嵩同辈或是长辈，那一定是和曹腾有血缘关系，而与曹嵩没有血缘关系。曹鼎和曹嵩同辈，应该和曹滕有血缘关系，而跟曹嵩、曹操没有血缘关系。曹休的祖父与曹操没有血缘关系，那曹休也必然跟曹操没有血缘关系了。

　　所以，可以确定曹休是曹操的族子而非“从子”。

　　虽然曹休与曹操没有血缘关系，但并不妨碍曹操对曹休的信任和器重。《三国志》记载，曹操派曹洪出征蜀将吴兰时，也令曹休出征，给曹洪做参谋，但又对曹休说“汝为参军，其实帅也”，将战场指挥权授予了曹休。曹操视曹休为重臣，由此可见一斑。

　　曹休墓断定依据

　　一是“曹休”铜印作为“铁证”。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表示，墓志、印章是确定墓主人身份最有力的证据。中国考古历史上挖掘的墓葬非常多，但能够确定墓主的还不到1%，而这1%，主要的依据就是墓志、印章等有文字的东西，而后再根据历史文献以及考古发掘的东西进行证明。因此，从这座墓葬出土的这枚极具个人色彩的铜印基本上可以判定，此墓就是曹休墓。这一说法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

曹休铜印

　　二是在“曹休”铜印这一基础证据的支撑下，该墓葬出土的人骨、器物等对墓主人的身份认证也起到了支撑作用。

　曹休遗骨

　　三是墓葬结构属曹魏时期特点。根据发掘情况，该墓葬出土的特点是没有封土，墓下有槽沟，这些都是曹魏时期墓葬的特点。同时，该墓葬出土了四系罐、陶器等具有东汉、曹魏时代特征的器物。此外，该墓葬出土了蒜瓣状的铜权，这也是有时代性质的，根据其250克的重量也可以判断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吻合的。

　　曹休墓与高陵区别

　　就在安阳西高穴曹操墓成为国内外舆论焦点的时候，曹操族子曹休之墓也在洛阳“横空出世”。关于二者的异同，安阳曹魏墓的发掘主持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最有发言权，而且他真的“有话要说”。

　　潘文斌说，通过实地考察，他认为曹休墓和曹操墓在许多地方都存在着相同点，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两个墓葬方向一致，均为东西走向，至于原因目前还不好判断。

　　此外，两个墓葬的模型构造也基本一致，两者均为多墓室砖石大墓，都是斜坡墓道，均为七层台阶，随葬器物都有四系罐等显示时代特征的物品。还有一点不得不说，曹操墓和曹休墓都没有特别的防盗设施。

　　尽管曹操墓和曹休墓在大的层面存在着许多相同点，但仔细观察两个墓葬的内部构造，还是可以发现不少差别：

　　曹休墓比曹操墓的规格要小一个等级。曹操墓的规模相当宏大，墓葬东西全长有60多米，而曹休墓的东西全长为50.6米;曹操墓的墓顶高达6.5米，曹休墓的墓顶为4.5米。

　　此外，曹操墓与曹休墓的内部结构也存在许多不同，具体来讲，曹操墓有前后两个墓室，前室近似方形，东西长3.85米，南北两个侧室。墓室地板非常大，长是95米，宽是90米，非常的规整。而曹休墓的墓室由前室、后室、耳室和北侧室以及南双侧室组成，两侧不对称。

　　不仅如此，在曹休墓中还发现，在墓室和墓道之间，垒砌有一道砖墙作为分割，这是中国早期墓葬中的照壁，而曹操墓中没有照壁。

　　此外，曹操墓的墓道两侧从上到下有九对对称的坑，而曹休墓的墓道不存在这一现象。同时，在曹休墓的墓砖上出现了一些数字和戳记，但由于曹操墓保存比较完好，被发掘时仍有白灰覆墙，因此对其墓砖无法进行鉴定。

　　综合这些异同点，潘伟斌认为，曹休墓的出现对了解曹魏时期的墓葬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魏晋时期丧葬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薄葬，这一制度起始于曹操，完善于曹丕。但在曹休墓未出现前，由于没有充足的证据，魏晋时期的薄葬制度历来困扰着考古学界，而此次挖掘的曹休墓，从出土的器物看，也恰好印证了这一制度。

　　潘伟斌认为，由于目前考古界发现的曹魏墓葬非常有限，曹操墓只能作为东汉墓葬的代表，而曹休墓的出现恰好为东汉和曹魏时期墓葬的分期提供了标尺。此外，两座墓葬从墓制结构和出土器物上都存在着很多相同点，这些对判断两座墓葬墓主人的身份等都起到了很好的印证作用。

　　发现曹休墓意义重大

　　全国政协委员、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刘庆柱表示，曹休死于228年，此时离曹丕称帝定都洛阳不过8年，曹休墓也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三国时期的曹氏宗族墓，这对于了解魏晋墓葬的形制特点，了解东汉墓与魏晋墓的区别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三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发掘了不少，但时间能卡到点，定“死”的只有这一座。时间对考古科学研究作用非常重要，时间概念越细化，考古研究的科学程度就越高。曹休墓恰恰知道了一个界定的具体时间，没有争议就是228年。以此为基点，可以来衡量过去发掘过的墓，与它规制、陪葬物品一样的，应为时间相近的;带早期特点的，就是比它年代早的;带晚期特点的，就是比它年代晚的。它起一个标尺作用。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研究员徐光冀认为，发掘这个墓，对洛阳地区的墓葬能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另外，以前我们对曹魏墓和东汉墓分不清，现在曹休墓出现了，对魏晋墓葬的形态就多了一些认识，能区分得更清楚。

　　李凭教授认为，曹休墓的发现对于现有文献记载有一个重要印证作用，还可以体现出文献本身的价值。《三国志》里面，作者陈寿给曹休写得传非常详细，无论从文字到内容都非常好，评价都很客观，但是裴松之的注只有几条，并不多，这就反映了陈寿和裴松之对于曹休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后来这又反映在《三国演义》里面，曹休的重要性更被降低了。现在，这个墓的规格和陈寿的《曹休传》的规格是一样的，这使得我们对于《三国志》的史学评价更加巩固。

　　曹休墓保护工作

　　我国著名文物，考古学家徐光冀认为，曹休墓必须妥善保护。因为此项考古工程是在连霍公路改扩建中发掘的，首先可以考虑保护性回填，公路方面或是改道或是架桥，都可以提出方案。其次，回填以后要把整个遗址展示出来很难，所以可以先在地上做一些标志。“但是一定要保护，这一点需要和公路方面做研究 ”。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称，“曹休墓非常重要，能够保存下来就尽量保存下来，就在原地供人们观看”。

　　国家文物局文保司考古处处长闫亚林表示，关于曹休墓的保护工作：第一，地方政府和文物保护单位要根据专家的意见拿出曹休墓的保护意见，并协调工程部门调整和优化方案，确保文物安全。不管是采取架桥还是其他方案，首先要考虑到原址保存，整体保护，也要考虑到未来的保护、展示问题。第二，要做好临时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发掘的墓葬将来肯定是要保存下来的，要有相关的临时性加固方案。第三，在做好考古规划纲要的前提下，对一些重点的墓葬区开展一些试点性的保护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