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号簿承载百年变迁

今天的电话号码簿，或者说是“大黄页”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早期的电话号码簿或许见过的人并不多。从可考的第一本北京电话号簿发展至今，北京联通的电话号码簿承载着百年的变迁。这些形成于上个世纪、承载那个时代历史记忆的老电话簿，在穿越了整整百年的历史后，其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愈发显现，翻开这些发黄的老电话簿，一股浓浓的历史感扑面而来，读着那些古意盎然的老街、老行当，看着那些古朴的老广告，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上世纪初的北京城。

老号簿里探寻老北京

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里，笔者看到一本印有《宣统三年正月刊》的老号簿手抄本。据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讲，这本1910年出版的电话簿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本老号簿可以说是可以考证的最早的一本公开出版的北京电话号簿，到今年已经有整整100年的历史了。

翻开这本老号簿手抄本，笔者发现，那时候的电话号簿都是竖版记录，列出的电话用户包括政府机构、商铺、银行、医院、学校、报馆、书局，以上几种，均以“单位名”+地址的形式出现，比如吏部衙门/度支部街、内联升官靴局/乃兹府等。而以个人名义登记的用户，其中，官员电话以“姓或全名”+供职地点+地址的形式出现，比如王宅（翰林院）/烂缦胡同（现作烂漫胡同），王宗羲（邮传部）/北火扇；平民用户只登记全名，比如，石川安次郎/化石桥。

1910年的电话号簿主要刊登的是位于琉璃厂的南局电话和位于灯市口的东局电话。当时北京城内只有这两个电话局，而且已经从最初的磁石人工交换机更新为共电式人工交换机。南局服务区域是外城，所以号簿中有大量商号、金店、票号、车站、饭店、住宅等电话。著名的老字号如荣宝斋、清秘阁、瑞蚨祥等已经赫然在目。东局服务内城，因此号码中多有衙门、王府等，比如涛贝勒府（东局1013号），就是和硕醇贤亲王奕譞的第七子，光绪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当时著名的京剧票友。另如恭王府（东局1040号），是前恭亲王奕嫡孙溥伟的府邸，他是清朝最后一位恭亲王。

在1910年，能在北京安装私人电话的平民并不多，粗略看去有王瑶卿/韩家潭、朱幼芬/韩家潭、王蕙芳/樱桃斜街、张晓山/太仆寺街。前三位是清末民初的京剧名角，后一位开了著名票房；张展云/椿树胡同头条东口，张氏在1905年创办《北京女报》；陈子寿/东四王府马胡同，而陈是群益书社的负责人之一，后为《新青年》杂志的出版发行人。蒋式/西城根，蒋是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也讲过当年宫里的“号簿”：“电话安上了……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少年天子，头一次打电话找着了名演员杨小楼，学着京韵道白跟人开玩笑，不等对方回话便故意挂断了；还恶作剧冒充某豪宅向东兴楼饭庄订了一桌上等酒席，最后“想听听当年‘匹克尼克来江边’诗句的作者”，打通了胡适家的电话，还真把胡博士叫到宫中，举行了留名中国近代史的“逊皇帝与洋博士的历史性会见”。

不过，这本老号簿并不像现在的大黄页那样按类别排列，或是按笔画顺序检索，而是按照当时的电话号码顺序依次排列，比如南局第七号是五城中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要想找到五城学堂的电话只能一页一页地找才能找到，所以查找起来极为不便。有趣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电话号码历经百年，至今未变。这在北京百年电话发展历史上是极少见的。

老号簿里广告“满天飞”

除了宣统三年正月刊这本老话簿，笔者还看到几本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电话号簿，虽然外表已经斑驳不堪，内页也早已泛黄焦脆，但是翻开这几本号簿仿佛老北京城商号一片繁华忙碌的景象就在眼前。

和现在的黄页一样，几十年前的老号簿也登满了大大小小的广告。这些广告最初刊登在封面、封底、插页上，随着开本的变化，在电话号码栏的顶端、边上，甚至中间都穿插登了不少广告。广告的色彩也由最初的单色、双色发展到彩色。广告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36年的《北平电话号簿》上，住宅电话已经大量增多，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如周作人（新街口八道湾11号，西局2826）、金岳霖（北总布胡同3号，东局4423）、余叔岩（椿树头条4号，南局1566），俞振飞（遂安伯胡同10号，东局108）、马连良（翟家口豆腐巷7号，分局1466）、沈尹默（北池子妞妞房15号，东局895号）、胡适之（米粮库4号，东局2511）、陈寅恪（平则门大街姚家胡同3号，西局568）、梁思成（北总布胡同3号，东局1202）等等，另外当时清华大学87位教授的个人分机号也都刊登在内，可以看出抗战前北平文化事业的繁荣局面。这本号簿上已经开始刊登广告，可以说是黄页广告的雏形，只是放大印刷的铺号名称或经营项目，顶多加一些装饰，还没有广告语、广告创意的概念。

1944年的《北京电话番号簿》是北平沦陷期间出版印刷的，前半部分是汉字号簿，后半部分则是日文号簿。让人心惊的是，封面上赫然印着一把刺刀，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征。这本号簿虽然没有广告，但是整本号簿的印刷精美，扉页上还用四色印刷出来当时的电话覆盖区域，可以说是印刷极为精良。

到了1948年的《北平电话号簿》，可以看到内页中有的电话单位和号码的字号特别大，很是显眼，这也是一种广告效果，需要支付一定的广告费才能使用大号字。而封底的彩色广告则是北平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打出的“请用飞马啤酒”的平面广告。像这样朴实、直白的广告词在当时的号簿里比比皆是，不禁让人莞尔一笑。每一页的上方和边角都留出了一定的区块发布广告，都是一些有实力的商店、公司来投放。当时的广告宣传简洁明了，比较直接，商人也很会运用“薄利多销”方法。

老号簿变身大黄页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电话号簿最大的变化是恢复了几十年久违的商业广告。《1980年北京市电话号簿》的大量彩色广告，充满了摆脱计划经济的早期色彩，虽然还有郊区人民公社，但是告别了“革命委员会”和城市人民公社。“编印说明”特别声明具有版权:“……本号簿版权归我局（北京市电话局）所有，不准翻印。”

《1985年北京市电话号簿》比1980年厚了一倍，除了大量彩页广告，可喜地又登录了“住宅”私人电话。

1987年，北京电话号簿分成了一本“白页”《1987年北京市电话号簿——机关事业》和一本“黄页”《1987年北京市工商电话号簿》共两大本，这两本号簿都是以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天坛为封面，而这也是电话号簿第一次与国际接轨引入了“黄页”的概念。后期还出过合订本号簿，也分白页和黄页。号码开始增到七位，但是“住宅”电话虽然增多，却不再刊登私人地址了。

过去的号簿是逢单数年两年出一本，属于一种公益性质的事物，上世纪90年代正值电话大发展的时代，电话不断的增加，电话号码往往三个月就会有变化，如果电话号簿还保持两年一出的频率就跟不上时代发展和需求变化了，所以在每两年出版一本号簿期间还出过作为原号簿的一个补充本的变更号簿，而在1996年北京电话升8位这个重要年份，还专门为此特别出了一本电话号簿，直到2002年之后，北京电话号簿就正式改为每年出版一册了。

1999年10月，久违了的“购物”长龙又出现在了北京街头，原来是市民在领取免费发放的百万电信黄页——“黄页”，是国际上对于“商业电话号簿”的习惯称谓，那回“百万黄页大赠送”，把“黄页”一下子普及到了千家万户，老号簿变成了新“黄页”，“电话号簿”从此变成了一种商业性很强的特殊媒体。

现如今电话在增多，号簿也在变化：家居黄页、美食黄页、京郊自驾游、京津自驾游、六省市自驾游、北京消费指南、写字楼手册、完全生活手册、玩转北京口袋本等各种分类黄页悄然面世；住宅电话则因保护隐私权的缘故，淡然告别话簿；“黄页”成为用户使用频率最高的号簿，同时也记录着企业数量的增与减；“116114”语音查号台和“网络黄页”作为号簿新的形式正发挥着无限作用。

在黄页百年华诞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感受那些承载着各个时代历史记忆的老电话号簿留给我们的前尘往事和历史变迁，同时也期待着黄页在新时代中继续发挥出它具有现代时代特征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