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被国家收藏的

　　南方周末:吕澎提到,“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当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市场相对停盘的状态”,你认为这样的状态对当代艺术创作有多大的伤害?

　　吕澎:1989年之后,艺术家,尤其是年轻艺术家的主要生存出路依赖于市场,而不是计划经济的“铁饭碗”。没有市场,他们的生活与创作是无法进行的。谁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当市场出现了问题,艺术家的创作自然就失去了一个正常的生态环境,并将受到伤害。

　　有人也许会不动脑筋地说出有美术家协会存在,有官方展览的存在,这个背景和条件也在为艺术家提供机会。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官方美术机构的艺术标准难以支持有活力的艺术。年轻艺术家几乎是本能地反感教条。另一方面,一个看上去好像是美术家“群众组织”的机构,实际上已经演变为衙门,它的腐朽的游戏规则也使年轻艺术家难以适应。体制内的美术机构与市场完全是两个社会,我们的当代艺术家就是在市场这个社会中生存与创作的,当市场出现危机,艺术生产就会出现危机。经济危机出现后,艺术家面临着销售的减缓与困难,这自然会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对他们产生影响。梵·高当年遭遇的不是市场问题,是人们对他的艺术风格和观念的认识问题。

　　朱朱:2006、2007年那狂欢节一样的阶段以后,你会发现真正好的艺术品,价格还在上升。未来应该是相对良性的。我认为艺术家对自我的期待很重要。如果你的出发点就是想卖点东西,那么你可能仅仅是制造一些图式,对市场需要的东西比较敏感然后去炮制;但如果你对自我期待比较高,可能要舍弃一点眼前的利益,甚至要有不计后果的精神。中国当代艺术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神的冒险、美学的冒险———当时也看不到后来的很多结果。其实越是对自己要求高,从商业、市场上讲,最终的价值也是最大的。我们不要低估了市场、藏家的智力。

　　南方周末:社会关注力和信心对艺术创作力有多重要?

　　吕澎:社会关注力几乎是艺术家艺术工作的基础。过去几年,社会因当代艺术的市场价格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关心,这些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艺术的创作。在价值标准混乱的今天,如果我们不重树信心,在根本上讲是对改革开放成果的放弃。

　　朱朱:其实金字塔的底层还是很艰难。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坚持,这种坚持也构成了当代艺术往前发展的基础。只是舞台的灯光只聚焦在那几个人身上。我希望这次的展览能呈现聚光灯之外那些人的成果。

　　南方周末:以“改造历史”这样的宏大命题,和国家会议中心这样“国家”意味的场所,展览的权威色彩得到了有力的强调;这是谁的意图?

　　吕澎:最后决定放在国家会议中心是偶然的。最初,我们的展览场地分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后来上海方面(民生美术馆)的展览场地不能够提供,同时,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作品的数量和具体的尺度规模超出了当初的想象,所以寻找到了国家会议中心这个有充分展示空间的场所。这都是我和另一位策展人朱朱决定的。至于展览场所名称所能唤起的象征性含义,当然是有趣的,但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前一段时间,美术界有关于“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其含义是说,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能够在没有任何顾虑和障碍的情况下得到展出,在制度上获得保证,以便艺术能够得到自由的发展。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工作的推进,“合法性”问题会得到逐步的解决。所以我觉得,国家会议中心这个建筑的名称和它的体量给人有一些积极的错觉,也是很好的。

　　南方周末:你认为你所书写的,或者说中国批评界应当努力书写的我们“自己的”当代艺术史,与“现在都在民间,都在画商、画廊、收藏家手上”的艺术史,有什么不同?

　　吕澎:民间与社会的收藏就是我们艺术史中的一部分,就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新兴社会阶层对新艺术给予赞助和收藏的情况一样,这是一个历史将重新开始辉煌的健康征兆。

　　国家机构至今还没有收藏当代艺术,只能说明我们的艺术体制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个体制远远没有适应改革的发展。国家不是因为“太贵”而不去收藏,而是因为现有的艺术标准对当代艺术仍然不予认可。尽管这个现象很荒唐。当然,可以相信,终有一天,国家美术馆将用重金去收回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在当代艺术史中具有历史价值的重要作品,而那些民间力量也会发自内心地将那些作品贡献给这个国家,前提是,当代艺术的价值观彻底摆脱了旧有的意识形态偏见,真正具有思想与历史的合法性。

　　但是无论怎样,所有的问题不仅不会阻碍我们书写当代艺术史,相反,这些问题正好是我们要书写的历史中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