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固镇垓下遗址发的主要收获

2010-04-20 10:24:11 来源：中国考古网已浏览次

安徽省固镇县垓下遗址位于固镇县城东南24公里，濠城镇垓下居委会境内，坐落在淮河流域沱河的岸边。遗址现地貌为一台地，四周有土垣，土垣高出外侧2—3米，但与内侧地面近平。城址北侧有一条河流即沱河，该河属淮河支流，现经遗址西侧绕行北侧向东流去。

一、工作概况

2007年至2009年，为配合固镇县对遗址的文物保护规划工作，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做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勘探，遗址内除南部居民区外皆进行了勘探，勘探面积15万平方米。

2、在勘探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发掘。发掘工作从2007年3月开始，至2009年连续发掘了三个年度，共揭露和挖掘面积1000余平方米。

二、主要收获

1、根据勘探，对城址的范围、城内大致布局有了初步了解。勘探共探得城墙、缺口、濠沟、台形基址、红烧土遗迹水井、灰坑等不同时期的多类遗迹。其中城墙周长1510米，城墙缺口9处。勘探表明现台地土垣即为城址城墙，其外侧平坦低地为濠沟，城内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内遗存以秦汉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为主，城址西北部可能是新石器时代居民生活区，城址中部可能是秦汉时期的手工业作坊区。

2、发掘了解了城内文化堆积的面貌，解剖了东城墙、北城墙及濠沟，东、北城墙缺口，勘探的道路，以及城址西北部疑似生活区等，发现并清理了新石器时代、汉代及宋代等不同时期灰坑74个，墓葬15座、沟12条、排房1组、台基1座、红烧土台1座、陶窑1个等。城内文化堆积主要分为两个大的时段，上层属秦汉时期，文化层厚约0.6米：下层属新石器时代，主要为大汶口文化晚期，最晚可能至龙山文化早期，文化层厚1.3~1.5米。局部区域可见少量宋代以来的文化堆积。城墙和濠沟的解剖是几次工作的重点，东城墙、北城墙的解剖，了解了城墙的结构、筑造方式、建造与使用年代，濠沟的解剖将濠沟的结构以及濠沟与城墙的连接关系也基本弄清。东、北城墙缺口的发掘辨明了两处城墙的性质，东城墙缺口实为一近代沟打破所致，北城墙缺口则可能是挖造于汉代时期的水门。西北部生活区的发掘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房址和台基，对了解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居民的生活习惯提供了重要资料。几次发掘中大汶口文化城墙和排房的发现是最大的收获。

三、重要遗存

1、城墙及濠沟

城墙是几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经过解剖的有东城墙和北城墙。东城墙共开探沟两条，所见城墙结构基本一致。城墙基宽约24.7米，残存高度最高处达3.8米，系堆筑而成。城墙为平地起建，先使用比较纯净、粘性较好的棕色土间杂沙性白土块和由黄、褐、浅灰色沙性土等各种土混杂而成的特征明显的花土平堆成上窄下宽的山坡形，再以其为核心，在上面顺坡逐层堆筑，使墙体加宽增高。根据堆积结构可以分辨出城墙是分数次堆筑而成。东城墙内侧见有黄花土堆积，是对早期城墙的加宽增高，墙土内发现有零星汉代陶片，疑为汉代对早期城墙进行的增筑或补筑，也使用堆筑法建造。濠沟与紧挨城墙外缘，沟内包含大汶口文化晚期淤积层和汉代淤层，以及宋代以后的冲积层。北城墙相比东城墙保存略差，解剖所见城墙基宽约22.5米，残高约2米。同样采用堆筑法建造，平地起建，先用灰白色纯净细沙土掺和少量的焦黄色黏土堆成墙芯，再于其两侧逐层堆积进行加宽增高，形成墙体。从堆积结构上也可以分辨出数次堆筑过程，与东城墙基本对应，但没有发现汉代增筑部分。城墙外侧濠沟与城墙直接连接，濠沟内也包含了大汶口文化淤积层和汉代淤层，以及宋代以后的冲积层。

图1 东城墙剖面

2、城墙缺口

城墙缺口性质的探明也是发掘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已将北城墙缺口和东城墙缺口进行了解剖。其中东城墙缺口解剖发现该缺口形成较晚，为一条近代沟打断城墙所致，根据沟的走向，勘探发现的西城墙缺口也应是被该沟打破形成的。北城墙缺口处地势低洼，目前仍为遗址北部向外排水的主要通道。经发掘发现该处有一条南北向长40余米、宽约6米、深3.7米的大型沟槽自城内延伸至城外，沟槽属汉代时挖成，可能作为水门使用。其与城墙连接部分因水土流失已经严重破坏，无法辨明两者直接的连接关系，因此该处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是否存在城门已不可知。南城墙缺口为目前人们进出遗址的主要通道，也是南城墙上的唯一出口，据传在近代曾作为城门使用，推测可能是早期城址的南城门，但此处历代翻修破坏，早期城门痕迹恐难保存，因此该处未进行发掘。

图2 城墙堆积内出土的陶片

3、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排房和台基

排房发现在北城墙新石器时代城墙的顶部，顺城墙走向建造，由5间连间房屋和1间附属性房屋组成。房屋皆为长方形，5连间房屋每间面阔2.3~3.3米，进深约4.45米。房屋南北端皆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仅两个房间残存北墙，发现北向门道。房屋地面和墙壁皆抹有白灰面，地面与墙脚结合处施以红色彩绘线条作为装饰。各间房屋的白灰面皆为两层，说明房屋在使用中应经过至少一次修整。位于排房最东的1间房屋因与5连间存在约0.5米的间隔，从而成为独立的一间。这间房屋地面也抹有白灰面，但较粗糙，且地面呈坡状，房屋宽度也仅1.6米，应不宜居住，可能是附属的功能性建筑。排房内残存有一些生活用器和工具，陶器有鼎、盆、器座、圈足盘等。

台基位于2009年发掘区域的南部，北部紧接城墙。平面形状近长方形，西北—东南走向，四缘呈漫坡状，东西未发掘到边缘，已揭露部分宽约7.5米，长超过14.5米（根据走势和钻探情况，台基长度可能在15~18米左右），高约1米。台基北侧使用较纯净的黄黏土平整铺垫在台基与城墙之间。台基上发现有几条残存的基槽状遗迹，周边发现数座瓮棺葬。推测台基可能是一座毁弃的建筑基址。

图3 北城墙顶部的成排房址

4、墓葬、窑址及其他

发掘还发现了11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其中4座墓葬为均为土坑墓，7座为瓮棺葬。土坑墓皆为单人墓，方向基本一致，皆朝东略偏南，仅一座有随葬品。瓮棺葬以将一件器物打碎上下铺盖为主，也有两器扣合和陶器倒置的形制。陶窑发现于东城墙最早一期城墙的内侧坡上，顺墙坡走势建，为马鞍形横穴窑，总体长1.48米，由火塘、火道和窑室组成，出土有鼎、盆和甗等遗物。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灰坑，平面有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红烧土坑占有相当比重。

四、出土遗物

发掘共出土遗物300多件，其中大汶口文化遗物占一半以上，有陶、石、玉器等。陶器有鼎、罐、盆、高柄杯、觚形杯、鬹、瓮等，陶质以夹细砂陶为主，红、褐陶居多，尤其是外红、褐内黑陶最为流行，器表多饰横、斜向篮纹，绳纹、方格纹也占有一定比重，另外还见有附加堆纹、刻划、镂空、按窝、捏制花边等纹饰。石器有石斧、石锛、石杵、石臼等；玉器有玉环、玉坠等。

发掘还发现了秦汉时期的灰坑、水井等，出土瓮、盆、罐等陶质生活器具以及铜箭镞、铁质兵器和生活用器等。其他如西周、战国以及宋明遗存也有零星发现。

图4 F6内陶器出土情况

五、年代与意义

1、年代

因地表覆盖有大量秦汉时期的陶瓦片，遗址一直被当作秦汉城址。2007年的试掘发现了早于秦汉时期的遗存，并发现史前时期的城墙。为了明确史前城墙的确切建造年代，随后又进行了针对性的发掘。最终在2009年城址西北部的发掘中，发现了大片叠压在城墙内侧的早期文化层，并在史前城墙顶部发现了一组排房，这才为明确城墙的建造、使用年代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从发掘看，在城墙建造之前应已有人在遗址内生存。在叠压于城墙之下的文化堆积里发现了较多的陶器残片，以红褐陶尤其外红内黑陶为主，器型以鼎居多，鼎足皆为侧装三角形凿状足，应属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早阶段。而城墙墙体堆积内出土的陶片也与此相类，只是从第二次堆筑的墙体开始，出现了较多的足面饰1-3道竖向凹槽的扁凿形足。这些都说明城墙建造年代的上限定然不早于大汶口文化晚期。

而城墙建造的下限和主要使用年代则可以根据叠压在城墙内侧的地层中出土的遗物以及墙顶排房中的出土物判明。在叠压城墙内侧的地层中发现的陶器残片，也是以红、褐陶为主，器型有鼎、杯、器盖等，鼎的数量最多，鼎足以足面饰1-4道凹槽的扁凿形足为主，也有侧三角形凿状足，年代应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城墙顶上的排房内共出土陶器14件，有鼎、器座、瓶、盆等。其陶色以偏灰褐为主，纹饰以绳纹素面为多。鼎皆侈口、折沿、圜底、附侧装三角形凿状足和足面饰2-3道扁凿足；盆为浅腹、微敛口，唇沿内勾，并戳饰花边；器座皆直筒状，其中一件器座上饰有圆形和三角形镂空。这些器物在形态特征上与蒙城尉迟寺、枣庄建新、滕州西公桥等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器物多有相同和类似，应该属于大汶口文化末期的遗物。这些都说明了史前城墙的建造和使用年代主要处于大汶口文化晚期。

从目前的发掘看，在城墙顶部以及城内还存在一层晚于排房的文化堆积，这层堆积，厚度较薄，出土的遗物承袭了被其叠压的地层中遗物的风格，但出现了明显的变异，最明显的特征即是足面饰凹槽的凿形足上其凹槽变宽并向上收缩，在其同层位下灰坑内出土的陶鬶也已有接近龙山文化的特征，因此这层的年代可能已经晚至龙山文化早期或者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交的时期。于此判断，如果这层能够代表史前城址使用的下限，那么史前城址使用年代的下限有可能达到龙山文化早期或者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过渡之际。

2、意义

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是皖北地区发现的第一处城址，它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淮河流域是我国南北东西文化交汇之地，这一区域的史前文化受到各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随着蒙城尉迟寺、蚌埠禹会和固镇垓下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其次，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一支强势文化，然而目前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却很少。因此垓下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应该是大汶口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突破，其对于大汶口文化的交流与嬗变、江淮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再者，在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中，淮河流域一直占据重要位置。然而由于这一区域的工作较少使得其重要性一度被低估。在这一区域发现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这样的高等级中心聚落并不偶然，它的发现将为人们审视淮河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重要依据。（执笔：贾庆元、王志）

（责任编辑：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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