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载乐俑与丝绸之路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一九五七年，西安西郊一号唐墓中出土了一件唐三彩的骆驼载乐俑。墓主人鲜于庭诲，出身军伍、死时官至将军、上柱国。这件骆驼载乐俑的驼峰平台上有乐俑四件、舞俑一件，多为深目高鼻的胡人。这件载乐俑以胡乐、胡舞的新颖题材、三彩釉的鲜明色调，别创一格而引起轰动。两年之后，西安郊区中堡村一座普通的唐墓又出土了一批唐三彩，其中也有一件骆驼载乐俑，形体虽不如一号墓出土者高大，但所载舞乐俑多达八人、不仅阵容庞大、而且乐器齐全，有助天我们研究盛唐时期的音乐、歌舞，尤其是西域舞乐对内地的影响。

中堡村唐墓出土的骆驼载乐俑的栽体--骆驼站在长方形的底座板上，高近半米，四腿强劲直立，头部挺颈、昂首，张口作嘶鸣状，一变“沙漠之舟”笨大呆滞状，而使之有轻健之感。驼身作白釉色、颈部上下、前腿上端及尾部生长毛处涂以赭黄色釉，驼背部垫有一椭圆形的蓝色毯子作鞍，在双驼峰上设木架平台，铺有一条多彩长毛毯向两侧下垂，毛毯周边作辫线状垂丝装饰涂茄紫色彩，毯身刻划菱形图案上涂赭黄、紫、白三色釉。

驼背平台上有七个男乐俑，头或软巾、身穿圆领窄袖长衣、盘腿环坐于骆背的毯上，中间立一歌舞女便在七个乐俑中，前端两乐俑，一人捧笙，一人手执箫、作吹奏状；右侧两乐俑，一人怀抱琵琶，一人手拿箜篌，皆作弹状；左侧两乐俑，一人手托笛，一人手拍板；平台后方一乐俑，背坐面朝后，执排箫作吹状。中间立俑高十一点五厘米，丰颧肥体，是一个中年女俑，鬟发高髻，身着宽衣长裙，袒胸，仪态丰满，平视前方，右手前举，左臂后撤，作歌舞状。这件载乐俑出土时，旁边还有牵骆驼俑，高鼻深眼，头带软巾，身穿大翻领深黄色衣长至膝部，束腰带，内衬白绿黄色短衣，足穿长筒靴，两手握举作牵驼状。

这组舞乐俑从其形态、风格分析，可以确定是盛唐时的作品。乐俑所用的乐器基本上都是胡乐，而舞乐者均是穿着胡人衣冠的汉人。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特点，指出这组舞乐俑的形象有别于胡舞，应是盛行开元、天宝时的“胡部新声”。这种“胡部新声”开始是新疆地区的舞乐，传至甘肃河西一带，经河西汉族人民加以改造，并融合了汉族舞乐的特点而创造出来的新舞乐，开元、天宝前后“胡部新声”已被列入宴飨音乐之内，可以进入宫庭之中。简而言之“胡部新声”是汉胡文化融合后的新作品，“新声”包括我中华之声。

在这一件骆驼俑背上的狭小舞台上，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中世纪历史的风情画：经过唐初贞观之治，到了开元年间，唐帝国达到了全盛。首都长安是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其规模和繁荣程度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长安城内居住着众多的外国人，还有西域来的胡人、胡商。随着箜筷、琵琶等胡乐传入中国。来自西域的胡旋舞、胡腾舞在长安风靡一时。唐王朝以宏大的气魄，将中外新旧舞乐加以收入、改编、补充、排演，出现了“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的历史场景。史书载唐太宗的“秦王破阵舞”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岳，形成了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壮观景象。

看到这组乐舞俑的立体形象，使我们想起以长安为起点、横穿亚洲的丝绸之路；想起了在这条友谊之路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以及长安作为当时国际都会的繁荣。盛唐时代、西域的音乐、舞蹈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上风尘仆仆的骆驼队传入内地，大量的丝织则通过这条“沙漠之舟”运往西方，而使中国获得“赛里斯”（丝国）之称。

西郊一号唐墓所出土的载乐唐三彩俑是地道的胡舞、胡乐，他们跋涉了漫长的沙漠路，来到丝路的起点、献给东方的人民。中堡村唐墓所出的载乐唐三彩俑却是经过汉化、改造了的“胡部新声”，整装待发的明驼，正准备启程返回产生这种舞乐的第一故乡。

往事越千年，我们看到色彩斑斓的骆驼驮送“胡部新声”西出长安都门、载歌载舞行进在洒满丝路雨花的旅途上、显示出中华民族强大的融化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