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蔡国强：“我就是个亚洲农民”

修葺中的外滩美术馆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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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修葺中的虎丘路，外滩美术馆的外墙上出现硕大几个的毛笔字，“不知如何降下”，这是标语还是口号？都不是，这是蔡国强的创意。

　　4月8日蔡国强带着他的《蔡国强：农民达芬奇》，来到上海外滩美术馆和广大媒体见面。在世博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大背景下，蔡国强提出“农民，让城市更美好”，他的这次展览的主人公是农民，这是一场关于农民的奇思妙想的盛宴。

　　这是继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国庆60周年庆典后，蔡国强首次将焦点集中于中国个体农民的创造力与社会议题，运用其作品中常用的“文化现成物”的概念和跨领域合作的表现形式，于2010上海世博会期间，向来自世界的人们展示中国农民的非凡创造力。讨论了中国个体农民的创造性、中国农民对于现代化的贡献，以及农民的现实处境等当今最为重要的社会议题。

　　农民创造震惊外滩

　　农民的创造力在哪里?几年前的一次偶然，蔡国强从新闻中看到了异常生猛的农民制造，朴质的手工感、完全新鲜的造型触动了艺术家的神经。当媒体质疑着这种带有个人狂欢色彩的事件，将其解读成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悲剧时，蔡国强却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理想色彩、做事执着、诗意的空间、乌托邦的气氛，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乡土演绎……

　　就这样，历时6年的关注，蔡国强从今年3月4日开始，由北京出发，行经江苏、安徽、四川、湖北、广东、福建、浙江、江西8个省，从飘雪的北京到温暖的东莞，行程9,000余公里，绕路半个中国，先后寻访十多位“达.芬奇”为此次展览集合最后的作品。

　　12位农民的60多件发明创造，将通过蔡国强的精心构造，在大都市的美术馆场域，以现代艺术的理念和形式，传递中国农民追寻梦想的时空装置。

　　“我在这个展览中，即是策展人，也是艺术家、藏家，他们是故事的主人公，我是说故事的人”。蔡国强在8号的新闻现场低调表示。

　　在寻访这些农民发明家日子里，蔡国强和他们聊天，吃他们做的农家饭，“原来中国的农村很美好，空气新鲜，人心质朴，新一代农民也有新的面貌，他们有知识，也有获取信息的渠道。”在现场，蔡国强和我们分享了这些农民发明家的动人故事，有将飞机作为献给爱妻礼物的，有又帅又爱赛车的理发师，拥有乡间众多女粉丝，还有吴玉禄，这个乡间出来的机器人达人，现在已经成为媒体明星，他向蔡国强抱怨，工作被媒体干扰，蔡国强就打趣道，“你可以作个机器人，替你接受采访哦”。蔡国强的现场讲述充满喜感，他擅长和农民打交道，并能发现他们身上的动人之处。

　　飞碟、潜水艇、飞机，甚至是航空母舰……这些农民创造的庞然大物将在5月4日出现在外滩美术馆，《蔡国强：农民达芬奇》展览作为该馆首展，为这个前身是中国最早博物馆“亚洲文会大楼”的建筑的新生，揭开了华丽篇章。

　　“我就是个亚洲农民”

蔡国强与霞光一号潜水艇潜水艇

　　蔡国强站在霞光一号潜水艇潜水艇前，“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他告诉记者。

　　2004年底，他第一次看到安徽农民李玉明制作的霞光一号潜水艇图片，被天趣的造型所感动，“我一看到它就知道无用，那么重，沉下去就浮不起来。但是想象力和造型很吸引人。”于是开始和他联系，“2005年春节前，我弟弟国盛向李玉明买了这个潜水艇，这是我农民创造物收藏的第一号。我就觉得我应该买些这样的东西，他也穷，我买了他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更往前走，会更好。不然他一直抱着那个东西在家里面，也很难往前走。我从那时候开始买，收藏了很多农民造的潜水艇、直升机、飞碟、机器人。”

　　2005年6月，当时身为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的蔡国强，大力支持艺术家孙原和彭禹的展出方案，邀请了中国农民杜文达到威尼斯做飞碟。放飞时，他问农民发明家：想过飞起来以后怎么降落吗?对方回答：没想过，只想让它飞起来。他隐约觉得，杜文达和他的飞碟，似乎投射出中国社会的另外一种面貌。

　　“不知如何降下”让蔡国强以一种农村标语式的形式涂鸦在外滩美术馆的外墙上，作为这次展览的一部分，而5月4日展览开幕当天，杜文达的飞碟也会 “降落”在美术馆的顶层。蔡国强用标语的形式传达出对于中国社会高速发展之下的思考与担忧。

　　为什么会是农民?

　　“我对这些农民的关注，倒不是首先从政治社会议题的角度去看，我的第一感受是，他们跟我很像，就是那种好奇心、开拓心很像，做东西的趣味跟我这个艺术家很接近，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我自己。”蔡国强的家乡福建泉州，“我生活的小镇那时非常小，只有东西南北四条街，我住在东街，旁边就是农村，我跟农民的感情很近。”

　　“我在日本的时候，我的助理是个日本贵族，她看我也会笔墨，也会弹琴，就问，你也是个贵族吧?其实我哪里是贵族，看样子就不像嘛，我就是农民，后来到了纽约，我也说，我是亚洲农民。” 蔡国强说，其实农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个褒义的词汇，现在逐渐被边缘化和妖魔化了，是该为他们正名的时候了。

　　“那您的展览是否会向农民工免费开放?”记者提问到。

　　蔡国强听到大悦，脸上露出的笑容质朴绽放，连忙向在一旁的外滩美术馆馆长赖香伶提议。

蔡国强在现场

　　快问快答：“我喜欢事物的不确定性，难点就是我兴奋点”

　　记者：飞机、飞碟、潜水艇，飞机，天上飞的，水里游的，为什么收藏以交通工具为多?

　　蔡国强：“因为它代表着梦想和移动性，和我们的童年趣味一致，而这些农民发明家的动人之处在于，他们不掩饰自己的不成熟。

　　记者：从利用烟火，到这次寻访农民发明家，你的作品在完成中总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你怎么体现创造者的控制性？

　　蔡国强：其实这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正是我喜欢的，我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中庸、随遇而安，看起来不大有原则，我期待着未知的发生，超过已有经验、跨越想象力的，这才能创造新的时空感。在完成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所有的难点就是我的兴奋点，如何恰当好处的处理，这是好作品的关键。对我而言，已完成的作品就像绽放着灿烂烟火的天空，而没有完成的作品，就是漆黑的天空，也充满诗意。

　　记者：这次展览对这些农民发明家的原生状态产生了干预，原本他们是有点悲剧色彩的独舞者，还要受到周围舆论和物质贫乏的双重压力，但您让他们的人生有了新的美好方向：作品有人买了，还能被展览，被世人知晓。是否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会被鼓动，投身到发明中。

　　蔡国强：没错，之前他们的状态是自身自灭的。这件事是充满矛盾，和我这个人，和我的作品，和我们这个社会一样，充满着矛盾。对于矛盾，国外艺术家的方法是，解决矛盾;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是，只要展现它就好了，将矛盾的本真面目展现就可以了。

　　记者：如果你不作艺术家，你向往的职业是什么?

　　蔡国强：园丁。我喜欢土地、自然，但又不喜欢重复。作农民的话，收割起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麦子都长得一模一样，我喜欢独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