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九州台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
《四库全书》创修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至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历时15年。如今，当年的7部《四库全书》已损毁一半，幸存的3部半颠沛流离大半个中国，饱受沧桑。其中，最为曲折的当属原藏于沈阳故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西迁并落户兰州的经历。
这部浩瀚巨著在成书后的二百余年间所经历的辗转迁徙，好似一首低沉雄浑的壮歌。
身世与命运
坐落于九州台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俯瞰着山下喧嚣的市区和奔腾的黄河。
朱墙环绕的文溯阁是一幢二层三楼的古典建筑，兀立于开阔的山间平台上。黑色琉璃瓦绿剪边的装饰，与传统宫殿黄琉璃瓦绿剪边及五彩饰件的风格完全不同，所有门、窗、柱都漆成绿色，外檐彩画也以蓝、绿、白相间的冷色调为主，迥异于其它宫殿红金为主的外檐彩饰。其彩绘画题材也不用宫殿中常见的行龙飞凤，而是以“白马献书”、“翰墨卷册”等与藏书楼功用相谐的图案，给人以古朴典雅之感。
“之所以采用黑色琉璃瓦为顶，主要是为了使整座建筑外观风格相统一。”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馆长、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秘书长易雪梅说。
“历经两百多年的沉浮跌宕，七阁中的《四库全书》遭遇各不相同。”易雪梅说，“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变迁中，七阁及其藏书没能全部保存下来，大部分《四库全书》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文溯阁《四库全书》虽然没有像文宗阁、文汇阁那样毁于战火，也没有像文渊阁那样被运往台湾，但由于战乱和动荡，仍饱尝迁徙之苦。自1782年，这部缮写好的《四库全书》被运抵清朝肇兴之地的盛京(现沈阳)故宫文溯阁后，历经沧桑。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基于战备需要，文溯阁《四库全书》于1966年10月13日从沈阳秘密转运到兰州保存。
《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分置四库存放，称为“四库书”，收录书籍3461种，7.9万卷，3.6万余册，221万多页，9亿多字，分装在6600余只楠木盒中，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东方文化的金字塔”。
文溯阁《四库全书》是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抄成的正本，是全七部中的第二部。文溯取“溯间求本”之意，寓意“不忘祖宗创业之艰，求子孙守文之模”。同年11月至翌年初，文溯阁《四库全书》分四批由“四库”总校官、大学士陆锡熊从北京护送至沈阳，全书以细腻、柔软、不易折毁、可久藏的开化纸、竹纸为书页，用香楠木二片上下夹之，并束以绸带，装在香楠木匣内。书面都是绢面，经部用黄绢和绿绢，史部用红绢，子部用蓝绢，集部用灰绢，每册书首页盖“文溯阁宝”朱印，尾页盖“乾隆御览之宝”，每匣上面均刻有书名。
“《四库全书》作为当时倾力而为的一件文化盛举，自然不惜工本，书籍的装帧极为精美和考究。”省文化艺术档案馆副馆长周永利说。
西迁之旅
1966年10月13日，文溯阁《四库全书》安全运达兰州土门墩车站。兰州军区的27辆军用卡车已提前1小时到达车站并直接开上了站台，火车到站后立即开始装运《四库全书》，随后被秘密运抵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保藏。
“‘文革’初期，鲁土司衙门是省图和省博珍贵图书和文物的战备库。当时运送来的《四库全书》保护设施很简陋，书籍装在木头箱子里，只是在箱子外围刷了防火漆和石灰。”易雪梅说。
鲁土司衙门始建于明初，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其中大经堂面积630多平方米，文溯阁《四库全书》就存放在大经堂里。“为了保护《四库全书》，特地加固维修了大经堂周边寺院的围墙，大经堂窗户也用钢条、铁网进行了封堵。为了防潮，又在书籍下面垫上了十几厘米见方的木头，并且每天开窗通风，定期检查室内温湿度。虽然当时保藏条件比较艰苦，但由于此处远离兰州，人烟相对稀少，《四库全书》安然度过‘文革’最动荡的时期，未受到任何损失。”周永利说。
就在大多数人不知晓国宝级文物文溯阁《四库全书》安稳存放于永登时，另一项择地保管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毕竟，作为临时战备库的鲁土司衙门距兰州较远，交通不便，而大经堂及周围建筑均为木制结构，不利于防火，长期存放有隐患。
经两年多的实地勘察和反复论证后，本着“靠山隐蔽，少占土地”的原则，结合考虑当地的政治环境、自然气候条件和交通道路等多种因素，最终选定距离兰州市区60多公里的榆中县甘草店作为新库址。
1971年6月，在鲁土司衙门存放了4年零8个月后，文溯阁《四库全书》又被秘密迁至甘草店专库。专库占地面积30亩，建筑面积2400多平方米。从此，这里就成了文溯阁《四库全书》来甘后的第二个家，并在这里存放了35年之久。
“当地1月平均气温6.8℃，7月最高气温23℃左右，常年平均湿度不超过60%，年均降水量323.05毫米，在保存纸质材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甘草店专库看护《四库全书》8年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副馆长丁学义说，“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被称为‘版本图书馆’的甘草店专库，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甘肃还有一处深藏国宝的所在。”
丁学义是自文溯阁《四库全书》迁甘以来第三批看护者之一，也是最后在甘草店专库驻守的管理员之一。他从1998年9月18日来到甘草店专库，直至2006年6月23日随《四库全书》一起迁往九州台。8年中，丁学义和另外几名管理员将专库房前屋后、山上山下挖掘平整成层层梯田，栽种果树、蔬菜和花草，使原来的荒山荒坡变成了绿阴成行、鸟语花香、清静幽雅的“花果山”。“自己种菜、做饭、栽树、喂猪，还学会了理发，这是一段很充实的生活。”丁学义告诉记者。
那时，专库工作人员一个月休息4天，由于不放心，丁学义轻易不回家。专库规定节假日期间要加强保护，工作人员只能在节后轮休，丁学义总是最后一个休假。值守期间，他一天24小时守着书库，从来没有上下班的概念。“防火防盗是全天候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
《四库全书》放在上锁的松木箱子里，每箱放6函书，在一个底座上5个箱子依次摞起来存放。书库里一年四季都要防潮、防霉、防虫蛀，夏天必须经常开窗通风，还要保持清洁，经常开箱检查书的变化。35年间，看护员们每天小心谨慎地从事着单调的工作，直到将书迁往九州台恒温恒湿的标准化书库中。
“除了得益于甘肃干燥适宜的气候条件，正是有了这样乐于奉献的一代又一代护书人，《四库全书》才能保护得如此完好。”省图书馆馆长郭向东说。
价值与贡献
“《四库全书》的价值首先是规模亘古未有，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伟大的图书集成。”周永利说，“此外尚有《四库全书荟要》抄成两部。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值得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有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整个搜集、编纂、抄录工程之浩大，实属空前。”
而四库在图书分类上也为后世集成图书的编纂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分类科学是四库编纂的最大特点之一。据了解，《四库全书》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从此成为整理中国传统文献的标准与圭臬，为中国传统古籍的梳理提供了永久性的范本。因编书而结撰的《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性质。
先于《总目》四年成书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既精简了《总目》的总序和小序，有些条目还附有简短的按语，颇便翻检。《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先后完成，在整理传统文献、搜集整理与书目分类、学术评价等方面，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四库全书》的另一个贡献是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孤本书籍。后世很多研究者认为，从《永乐大典》中抄录和搜辑佚书是“四库”馆臣所从事的最有价值的工作之一。据统计，“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共516种，其中388种被收入《全书》，128种列为总目存目。收入《四库全书》的388种近5000卷文献，其字数总量已接近《永乐大典》的1/20。因此，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四库全书》对《永乐大典》佚书的辑复，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抢救”。
易雪梅告诉记者，现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在选用资料上采取的应该是继承和扬弃的态度，“要有选择、有判断地去理解和看待《四库全书》的内容和价值”。
“《四库全书》毕竟是封建王朝鼎盛时期的图书集成之作，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来说，既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大梳理、大集合、大归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一些前朝流传下来的孤本作品彻底消亡，也被后世一些研究者称为文化劫难。”周永利说。
众所周知，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乾隆从统治君权出发，对各类书籍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其主要目的是取缔所谓“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著作。据有关研究者统计，在编纂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为四库纂修工程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伏俊琏教授认为，“称《四库全书》为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浩劫毫不为过。但不能苛责古人，简单否定，而要从学术文化整体深入了解并积极利用《四库全书》，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我们对古代文化的准确认识”。
保护与传承
2005年7月，投资5000万元、占地50余亩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在兰州北山九州台落成，文溯阁《四库全书》入藏。“现在的国际化标准的恒温恒湿地库完全能胜任对书籍的保护、保存。”丁学义说。
而除将《四库全书》作为文物进行保护外，其文献意义也有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
“《四库全书》成书200多年来，为后世学者构建了一个巨大的研究空间和平台，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论题，学术研究十分活跃，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四库学’的建立，更加映衬出《四库全书》在中国及世界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郭向东告诉记者。
据《甘肃省图书馆九十年》有关资料介绍，甘肃学术界对于《四库全书》及相关领域的探索和研究，是伴随着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移藏兴起的。起步虽晚，但研究成绩斐然。据了解，截至目前，在国内外各种学术刊物上，甘肃研究者发表有关四库研究、探索类学术文章近40余篇、编辑出版《四库全书》研究文献专著多部、数百万字。
2001年12月，甘肃省图书馆、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和部分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联合发起了成立“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的倡议。经过3年半的精心准备，2005年7月1日，研究会正式成立，汇聚了全省文献学、史学、文学界知名学者100多人，聘请省外“四库学”及相关领域著名学者20多人为艺术顾问。“研究会的成立，为促进和加强《四库全书》的研究和保护利用，构筑了一个学术研究阵地及组织工作平台。”郭向东说。
当传统意义上只有皇家才能阅览的《四库全书》开始接近寻常百姓的时候，文化和谐的大幕正在悄然拉开。
伏俊琏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目前甘肃在《四库全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已经走出了一步，但显然还“远远不够”。
“目前，文溯阁《四库全书》在很大程度上的作用仍体现在其文物价值方面，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文化旅游的一个标志来出现，而四库本身的实用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利用。”易雪梅说，“如何发掘并研究其文献上的价值值得所有相关学者去探讨和努力。”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扩大《四库全书》的开放层面，对于提升甘肃文化旅游是很有好处的。”周永利说，“在做好一些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同时，也要注重对那些与文溯阁《四库全书》相关延伸产品的培养，如出版缩影本、开发‘四库’相关产业等，这样既可以提高四库全书的影响力，也对今后如何有效合理利用《四库全书》做好文化旅游的文章大有裨益。”
(感谢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馆长易雪梅女士提供采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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