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3月18日开展 众多国宝即将齐聚保利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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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8日至4月7日，“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将在位于北京新保利大厦的保利艺术博物馆举办。此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和保利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协办，展品共50余件，分别来自全球华人收藏、王己千“宝五堂”旧藏和辽宁省博物馆藏品。这些品质绝伦的作品齐聚一堂，堪称近年来中国古代书画的一大盛事，展览将拉开保利5周年春拍系列展的帷幕，并为6月初开槌的“北京保利5周年春季拍卖会”预热。

　　这些作品中最为亮眼的当属黄庭坚《砥柱铭》。这幅手卷长达11米，画心长8米许，内容是黄氏最为推崇的唐魏征《砥柱铭》，全文六百多字。卷上有宋贾似道、明项元汴直至清代民国的无数题跋和钤印，堪称可流通黄庭坚书法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件。此次是首次在国内展出，得与各位方家见面。

　　与这幅国宝同时亮相的，还有数件古代书画顶级珍品，如宋高宗赵构的草书《洛神赋》、宋人《四贤尺牍》、董其昌《仿董北苑山水》、南陈北崔，以及众多名家之作。

南宋 赵构 《洛神赋》

　　草书《洛神赋》为南宋开国之帝赵构所作，虽然赵构在政治上偏安一隅，不思进取，但对书法他则情有独钟，不断苦心钻研，他的书法在南宋影响颇大。这卷书法通篇运笔沉稳圆厚，严谨而不失潇洒飘逸。字间不相连结而各自成形，但彼此间气势贯通，浑然一体。从整体风貌上看，与智永的草书风格相近。这卷草书经历了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刺吉收藏，后又在明代一度为内府所藏，清初则进入梁清标收藏，后进入清内府，可见于著录《石渠宝笈》初篇。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溥仪携其逃至东北，可见其之珍贵。

宋代王岩叟等《四贤尺牍卷》

　　另一宋代书卷《四贤尺牍》是由四通书翰合装而成，分别为四位宋人所作。首帖为《淳夫帖》，第二帖为《参政帖》，第三帖为《大孝帖》，第四帖为《持正帖》。四卷风格各异，或丰厚端稳，或飘逸清秀，虽非大家手笔，但历经八百年的风雨存世，自是极为难得。此卷在明嘉靖年间为大藏家项元汴所得，并于八月装定成卷。清初为张应田家藏，乾隆时入宫，最后的持有者为末代皇帝溥仪，于《石渠宝笈》三编所录。

董其昌的《仿董北苑山水》图轴

　　而董其昌的《仿董北苑山水》图轴新近于2010年1月得自一位美国的资深藏家，这幅《仿董北苑山水》由此藏家珍藏近半个世纪之久，在久经思量之后，才委托保利拍卖带回国内。画绢上方有陈继儒的题诗，陈继儒是董其昌最为亲密的诗画知友，二人意气相投，终生相交，尤其二人在艺术旨趣上的追求颇为相通，在艺术上彼此相激相励。之后这幅图轴又为林清霓所得，张大千也曾在画旁题写铃印。而这幅《仿北苑山水》呈现了董氏一贯的平淡天真，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董其昌作为“南宗”的提出者，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并波及到近代画坛。而图中所作的舟船之景亦在董氏画作之中较为少见。

陈洪绶《出处图》

　　再说起明代的画坛，可谓是百花齐放。名家之多，画作之精不可一言以概之，不过在众多的名家之中，有两个人也是必须要提起的：一是浙江人陈洪绶，另一个则是居于北京的崔子忠，这二人可谓是明代画坛上一对并蒂奇葩，世人把称他们合称为“南陈北崔”，南自然是陈洪绶，北即崔子忠。在清代姜绍书《无声诗史》有记载：“老莲工人物，衣纹圆劲，设色奇古，与北平崔子忠齐名，号‘南陈北崔’。”综观明清绘画史，自明代董其昌开始，文人山水画逐渐取代人物画成为社会的主流，然而在陈老莲、崔青蚓的非凡的天赋和不懈探索下，日渐式微的人物画却得以神奇的重振，他们各自独树一帜的画风也受到后人的推崇。

　　出生于浙江诸暨的陈洪绶(1598—1652年)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又号小净名，甲申(1644年)之变后自称老迟、悔迟、弗迟、云门僧、九品莲台主者等。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聪慧，4岁时即能画关羽像于巨壁;10岁左右在杭州从蓝瑛学画，使蓝瑛自叹不如。曾在杭州学府临摹李公麟的七十二圣贤图石刻，十天而似，又十天而不似，可见其天赋的个性创意。14岁时悬其画市中，已能立致金钱。以后，他曾数次赴京应试而不中，不得已卖画积钱进入国子监。但他又看透了朝政上黑暗和腐败，拂袖而去躲到他父亲的朋友——著名书画家徐渭的“青藤书屋”中，吟诗作画。又与黄道周、祁彪佳等交往。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南下，陈洪绶避乱绍兴，至云门寺落发为僧。嗣后往来杭州、绍兴等地，狎妓酗酒，以画终其一生，去逝时只有55岁。

　　陈老莲所开创的人物画法，深刻影响到任伯年等后人，以及海派绘画。甚至可以说，现代的几大书画名家，笔下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受到陈氏的影响，他的作品历来被海内外各大博物馆视若珍宝。此幅《出处图》为绢本设色长卷，是张大千先生的旧藏，在画卷的前后隔水都留下了他的墨宝。据张大千所记：这幅图卷是陈洪绶在去世前一年为周亮工所作，这一年陈洪绶相继为周亮工一共创作了42件作品。展卷之后则可见诸葛亮与陶渊明盘坐于树下正侃侃而谈，诸葛亮头戴“诸葛巾”，陶渊明则手捧无弦琴，形象格调高古，气韵不凡，人物衣袖由一根根行云流水般的线条绘就，每根线条都不另起笔，如若不加停顿似的一气呵成，而线条与线条的排列则构成了陈洪绶特有的韵味。

　　不仅如此，陈洪绶还赋予这幅画不同于寻常的特殊意味，画面中诸葛孔明与陶渊明分别生活在不同朝代，而陈洪绶把二人安排到同一个画面并非偶然——诸葛亮的形象代表了古代儒家出仕为官的一个理想典范，而陶渊明则象征着古代文人墨客的一种隐逸情节。陈洪绶创作这幅图画的时间是公元1651年，此时的周亮工已经从曾经的明朝御史变成清朝的降臣，这对于宁死都不降清的陈洪绶来说是不能够认同的，于是他通过笔下的陶渊明(周亮工与陶渊明同字元亮)——陶渊明呼唤着诸葛亮的手势巧妙向周亮工的表达了规劝之意，这看似朴拙的画面寓意极为深刻，可谓是十分珍贵。

　　而手卷前后的引首则是福建书法家林宠和郭鼎京所抄录，应为周亮工在福建赴任后所结识的。二人用楷书写下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

崔子忠《洗象图》

　　而崔子忠(约1595年——1644年)出生要早于陈洪绶，比陈洪绶大24岁。初名丹，字开予，后改名子忠，字道母，号北海，又号青蜒。原籍山东莱阳，后移籍顺天府(今北京)。他早年以诗、文、书画求教于董其昌。董其昌对其人、其文、其画感到很惊讶，推许他：“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见”。周亮工则在他的著述《书影》中说：“崔青蚓不专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远追(吴)道子，近逾丁、吴。”可见崔子忠画艺之高秒，蜚声当时画坛，，此外，崔子忠性格孤高自重，住在北京南郊偏僻处一所简陋的小院里，自甘清贫，追慕古人高士，而当时的达官贵人都希望与他结交，他却避而不见，当时有“千金难买崔生画”的说法，最后于崇祯十七年甲申明亡时因拒绝周济而贫饿的死去，这在中国画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因为如此，他生前难得把作品送人，故传世作品稀若星凤，现藏各博物馆现藏的作品数量不过数件，流传到民间的也更是少之又少。

　　这幅《洗象图》是崔子忠41岁时所作，崔子忠在画面上方自题：“从晋册五十三相中悟识此相。一说法示见，一戒龙子，一观，一驯象，一趺，一演，一自寂，一灌顶。七相，五十三相中之大者，此则七师相中之大者也。丙子(1636年)夏五月十五夕，长安崔子忠手识。” 《洗象图》取自佛经典故，也充满崔子忠的哲学思辨，整个画面气势恢宏，古劲拙朴。画面正中描绘着地上的景象，画中由白象和一组三人构成，画面左方只见为一身披红色袈裟的神僧，他右手持着骷髅宝珠，左手则是佛教中的圣物贝多罗叶，之后的僧尼以及左侧的文士与他相伴左右，只见人物形象古拙高雅，线条自是屈曲转折，强劲中不失柔美，而右侧的白象则正在享受童子们为它沐浴的快感，在他们的前方则是象征佛教的宝座。而画面的上方则描绘了天上的景象，充满装饰意味的祥云占据了画面的中段，而祥云托起的幼龙，则仿若穿越了千百年的时光，让人看到汉唐的简劲朴拙之美。画面下方则是一片汪洋，海中站立的则是红衣龙王和手捧珊瑚的龙女，他们的身旁则为昆仑奴，他们与人间天界遥相呼应，整个画面场面壮阔，气势如虹。

　　从图轴下方的题跋可推断这幅立轴原是清人沈世纬所藏，后又被归藏于他的同乡藏书家丁丙的八千卷楼之中，诗文可分成三部分，估计到丁丙手里的时候沈世纬和韩门的诗文已经驳落了，所以现在所见的所有诗文都为丁氏补录。

　　可以说，陈洪绶和崔子忠二人为明朝画坛带来了一股暴风急雨，为本来沉闷的人物画注入了清新的活力，借用清人朱彝为陈崔二人作的合传中的一句话：“人物之怪伟略同，二子之癖亦相似。崇祯末京师号南陈北崔，有故哉!”

元 王冕 《墨梅图轴》

　　此外，此次展览还有乾隆最欣赏的元代画家王冕《墨梅图轴》，乾隆为这幅作品两次御题。《石渠宝笈》著录的苏轼《墨竹图轴》和宋代夏圭、元代吴镇、赵孟頫的多件佳构也会与观者见面。张大千“大风堂”的多件旧藏也将露面，如石涛、华喦的墨宝。上述作品均为首次在京面世，曾巩《局事帖》和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也将同时展出。

元 黄公望 《山水轴》

　　为了纪念著名古书画鉴定家、收藏家王己千先生，此次展览中还将展出16件极为珍贵的“宝五堂”旧藏古代书画作品，元代倪瓒的《诗稿册》和董其昌题跋的元代黄公望《山水轴》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件。

　　“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荟集众多佳品，又大多首次在北京露面，必将成为中国古代书画届的一大盛事。